bq5_org 十天中大的人 裴毅然:“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始与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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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毅然:“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始与终

发布时间:2015/5/26 23:06:41|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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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党史上,曾有过一个特殊的团体,名字叫“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是一个由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一些中国留学生组成的松散团体。那么,这团体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这么一个称呼?

 
  从“东大”到“中大”
 
  十月革命后,为不让“帝国主义将新生的苏维埃扼杀在摇篮里”,也为了“世界革命”,赤俄政府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成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斯大林为名誉校长,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干部。1921年10月21日,“东大”正式开学,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管理,学制初定七个月,后改三年。专业均为政治类:党的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会运动、行政法律、经济。1925年,“东大”学生近千,涵盖七十多个民族,除了中国学生,还有蒙古生、土耳其生、朝鲜生……
 
  1925年秋,为纪念孙中山,苏联再办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部分中国师生转入“中大”。中大1926年正式成立,建校初衷是为国民党培养干部,进入中大的国民党系学生有:蒋经国、郑介民、戴笠、谷正纲、谷正鼎、屈武、邓文仪、刘咏尧、张秀兰、吴家钰、何重汉、卜涛明、王崇武等。是年,赴俄生费用明确由苏联政府负担。据不完全统计,1921~1930年,苏联共培养1400余名中国学生,其中300余名国民党员。
 
  “四·一二”国共破裂,国民党与苏联关系随之断裂,国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邵力子离开中大回国,从此中大理事会不再有国民党成员。1932年“一·二八”后,日本显露全面侵华意图,苏联再次援助国府,才与苏联恢复邦交。
 
  1928年中大更换校牌:“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改名“苏兆征大学”,但师生仍沿用前称“中山大学”。此后当然只收中共学生。直至1930年中大停办,共招收四期学生。1925年第一期340名,1926年第二期300余名,1927年第三期百余名,1928年四期百余名。
 
  “十天大会”上的斗争
 
  1929年暑假,“劳大”学生赴黑海度假,在疗养所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争论焦点为二:一、拥护校内支部局还是拥护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而支持哪一边,关系着大革命失败的是非、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二、学制四年还是一两年,要不要按正规程序既学俄文又学理论?
 
  米夫、王明主持的支部局认为从中国革命长期打算出发,必须培养一批有理论根底的骨干,必须进行正规教育———先学俄语再学理论。而在校中国学生多为大革命后在国内无法立足的干部,许多还是文化很低的工农干部,认为学俄文学理论实无必要,国内斗争那么激烈,希望短期培训后赶快回国,一两年的学制已经很长了。
 
  据亲历者刘英(后为张闻天夫人,1905-2002)回忆:“像我这样的人,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感情很深,心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希望得到学习提高,早日回国投入斗争,很自然地并不赞成支部局的教学计划,对拥护支部局的同志那种反对中共代表团的态度也不满意。而像我这样的人,在‘劳大’学生中占的比重很大。这样,在平时,争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尤其是在墙报委员会里,后来几乎天天都要争执。那时墙报几乎每天一期,而墙报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就是坚定地拥护支部局的一个。”(《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下同。)
 
  9月,黑海度假回来,中大支部举行全体师生例行总结大会,由俄人支部书记作报告,会议发言主要围绕以上两个焦点激烈辩论,最后进行表决。这次大会史称“十天大会”,它之所以出名,关键是选举时出了后来名声很响的“二十八个半”(反对派起的外号)。
 
  大会一开始,提名主席团七人名单就引起争论。名单上有余笃三、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张国焘、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共产国际监委主席索里茨。盛岳说王明并未出席“十天大会”,他已回国,在上海任《红旗报》通讯员、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刘英回忆:“激烈的争论在这次会上总爆发了……会场上很混乱,赞同时鼓掌、欢呼,反对时起哄,因为两派观点尖锐对立,所以鼓掌、欢呼的声浪和嘘声、起哄声常常混成一片。激烈的时候甚至挥舞拳头,相互威胁。争论的问题主要是教学计划的问题、大革命失败的是非问题、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问题。”
 
  据陈修良等人回忆,“十天大会”为支部局精心布置,意在整中共代表团与反支部局的同学。此前已有“江浙同乡会”、“第二条路线”(对中大支部局有意见者)、“反中共代表团”等一系列事件,校内矛盾已相当尖锐。党内残酷斗争从那时就开始了。如王明集团多次拉拢张崇德遭拒绝,便以“江浙同乡会”罪名加以逮捕,未经审讯即由格别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判五年劳改,释放后再抓回,最后死在苏联。王明曾以共产国际名义找“不同意见者”李一凡谈话,拉他到住所,用俄语告知,共产国际东方部想派他回国接办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李一凡回答:“我不会做买卖。”王明很尴尬,满脸通红。
 
  “二十八个半”得名
 
  “十天大会”上,各派人士上台发表意见,互相攻击,闹成一片,几乎动武,主席台无法控制。张国焘讲话时,法国来的华工上台想打,被俄国人阻止。最后,争论焦点汇聚“支部局路线是否正确”?支部局自认为执行了“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广大党团员则认为支部局执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仅有官僚主义问题,还有贪污问题。
 
  大会发言者:秦邦宪、吴玉章、王稼祥、董必武、盛岳、余笃三、李剑如、吴福海、张崇德、张崇文、李一凡、溥庆、唐有章、郭妙根、张祖俭。张崇德、李剑如的发言与支持支部局的人针锋相对。余笃三、李剑如的发言批评了以王明为首的宗派小集团。据王观澜回忆,董必武立场坚定,反对王明集团操纵支部局搞宗派,批评搞教条与唯成分论,不同意打击人、整人,把凡是不同意见者都说成反党分子、托派,帽子满天飞。
 
  陈修良分析:支部局的人想打倒中共代表团,特别想打倒瞿秋白、邓中夏,因为不少“劳大”学生经常去代表团处谈话。1928-1930年夏止,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为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余飞、陆定一。中大学生中经常有人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共代表团。瞿秋白、邓中夏甚至上了墙报漫画,受到人身攻击。
 
  意见分歧太大,只好付诸表决。大会最后一天上午,支部局向大会提交《解散团支部局的决议案》,五百多名中大生均投反对票,只有二十八人举手赞成,而这二十八个正好扎堆站在主席台左边,很容易计数。事后,被称“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嘲笑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以示轻蔑。表决后,米夫见大势不妙,下午搬来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用区委的名义命令大会结束。
 
  盛岳开列的“二十八个”名单是: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陈昌浩、沈泽民、凯丰、杨尚昆、盛岳、夏曦、肖特甫、李竹声、殷鉴、陈原道、何子述、孟庆树(王明妻)、张琴秋(沈泽民妻)、杜作祥(陈昌浩妻)、李元杰、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袁家镛、孙济民、宋泮民、汪盛荻、朱阿根、朱子纯(女)。
 
  未出席“十天大会”的王明之所以位列榜首,乃是这一派公认的头头。
 
  至于那个“半”,即徐以新(1911-1994,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一说年纪最小,又是团员;一说徐对支部局的态度前后不太一致,故算半个。
 
  斗争的深远影响
 
  惊心动魄的“十天大会”结束了,斗争根子深深埋下。刘英回忆:“‘十天会议’结束时进行表决,形式上支部局一边取得了多数,实际上许多人弃权,而弃权的人其实都不是赞成支部局的,只不过有顾虑而没有明确表态而已……”十天会议“的混乱局面,使得学校领导以至联共、共产国际都认为”劳大“学生党员队伍严重不纯,决定进行”清党“。不久就在联共监察委员会直接领导下成立了清党委员会。
 
  1929年冬,随着苏共清党,“劳大”也停课搞运动,日日夜夜“战斗”在会场。年底,支部局忽然召开全体党员大会,组织委员王云程手拿两页信纸宣布:河南人赵言清(俄名马马也夫)自杀了,留下遗书,揭发校内存在庞大托派秘密组织,“十天大会”中操纵广大党团员群众向支部局进攻、反对党的领导,提供了一个百十来人的托派名单。此后,校内学生陆续失踪,说是被送回国、共产国际找去谈话,实际上被逮捕了,其中有唐有章、李一凡、张崇德等。
 
  几百名学生遭受冤屈,五六十人被逮捕,李一凡后被流放西伯利亚,遭受迫害22年,1958年才回国。被逮捕的学生不少死在苏联,如张崇德、李国暄。一部分学生送回国,如“十天大会”主席团成员余笃三(后死于鄂豫皖苏区肃反)、李剑如。瞿秋白三弟(景白)反对支部局,清党时被格别乌逮捕,后失踪。少数人飞黄腾达。李国暄仅因同情俞秀松、周达明、董亦湘,为他们送了毛毯,就被隔离五年,1937年上半年后,再也听不到他任何消息。《江苏革命史料》1983年第8期载文称,董亦湘被王明诬为托派,1938年被捕,经其俄籍妻子与弟弟董涤臣请国际红十字会帮助寻找,苏联中央军事检察院1959年通知:“他没有罪行,应恢复其名誉。”
 
  在国内,党内斗争也相当激烈。博古妻阿金,江苏省委妇委书记,受不了白色恐怖的沉重压力,精神失常,送苏联治疗。
 
  “二十八个半”的后来
 
  “二十八个半”的人生道路,个个有异,既两极分化,亦有“中间人物”。
 
  八名党内要角:王明、博古、王稼祥、张闻天、沈泽民、凯丰、杨尚昆、陈昌浩(“文革”中自杀)。四名烈士:陈原道、夏曦、何子述、宋泮民(冤杀于湘鄂西肃反)。追随革命者:王盛荣(后任湖北冶金厅副厅长,“文革”中入狱)、徐以新、孟庆树(随王明赴苏,1983年病逝于俄)、张琴秋(“文革”中自杀)。病故:殷鉴(1934年被捕,后因病保释就医,不久病故)。不详:肖特甫、朱自舜、杜作祥。
 
  变节者:李竹声(政治局委员、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岳(中委,接李竹声任上海中央局书记,被李供出)、王云程(团中央书记)、孙济民(团中央组织部长)、袁家镛(江苏省委书记,后入“中统”)、朱阿根(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一说退党)。王保礼(即王宝礼,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回国后叛变,在上海大马路上带特务搜捕留苏同学,一说淡出政治舞台)、李元杰(传说叛变)、汪盛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后退党,一说叛变。1950年代初期在湖南被处决)。
 
  裴毅然,学者,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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