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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中国公共治理转型新路径——2014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发言摘登

发布时间:2015/5/27 0:59:37|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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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中国公共治理转型新路径

——2014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发言摘登

《 光明日报 》( 2014年08月09日   06 版)
分论坛之一:医改与公共治理

    本期主题

    我国正处在国家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经济发展步入增速逐渐趋缓与结构加快调整的过程,社会发展则开始进入参与主体多元、诉求表达多样的新阶段,中国的公共管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也面临着大踏步发展的新机遇。7月19至20日,由复旦大学、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主办的2014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以“公共治理的转型与现代化”为主题,来自海内外的近百位学者嘉宾各抒己见,回应中国和全球公共治理领域前所未有的变化和挑战,共同探讨公共治理的转型与现代化。

寻找公共治理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 朱之文《 光明日报 》( 2014年08月09日   06 版)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成立9年来,坚持每年举办一届管理学国际论坛,汇聚国内外高水平专家学者,共同探讨管理学理论和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为探索中国管理学发展道路,提高我国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届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以“公共治理的转型与现代化”为主题,切合了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改革的力度、广度、深度前所未有,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如何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如何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推动公共治理的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如何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吸收各方面参与,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如何应对人口、资源、环境的挑战,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总之,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的公共治理体系,呼唤着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创新和大胆实践,在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治理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路

2011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薛澜《 光明日报 》( 2014年08月09日   06 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这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重大命题意义深远,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认真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转型,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飞越。但中国下一步改革与发展也面临着种种问题,其中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亟待转型,资源环境约束日益显现,社会多元、差距加大、信任缺失等问题。同时,与经济高速增长相比,治理水平的提升仍然比较缓慢,包括政府的效能、法律监管、腐败控制等各个方面,都与经济的高速发展不相称。

    面对这样的局面怎么办?在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国内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多年重点在经济体制的改革,未来下一步的改革重点应该放在公共治理体系领域,构建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正是回应了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顺应了时代的呼唤。

    当我们考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有四个核心内容:基本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来看,现阶段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在保持政治制度渐进改革的前提下厘清公共价值,尽快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应该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发布之后,社会各界都非常兴奋,对于改革的前景非常乐观。但随着改革任务的逐项落实,大家也开始感受到改革所面临的重重障碍和挑战。为此,我想借用美国公共管理领域著名学者林德布洛姆一篇著名论文的标题,这篇论文题目的中文直译是“泥泞前行”。泥泞前行可以成为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问题。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林德布鲁姆的原意,认为改革不是一个很理性、全面规划的科学,而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性目标和高深理论往往不能解决问题,而渐进调适,试错学习更加有效。第二层含义则是原意的一种引申,指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面临的各种挑战,及各方利益集团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用“泥泞前行”这个比喻,希望能够形象地说明未来改革任务的艰巨,需要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正因为如此,中国新一轮的改革需要把顶层设计、系统推进与渐进调试、泥泞前行相结合。

    下面我想用几个例子来说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难题。例如,在着手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时,如何准确判断问题的根源?中国面临的挑战跟全世界执政者面临的挑战有同有异,相同的地方就是市场失灵,但是中国与很多成熟的市场经济不同,我们的问题往往还来源于市场不健全。当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时,对问题的根源的错误诊断往往会导致我们开错药方。有些明明是市场不健全的问题,我们把它归罪于市场失灵。结果本来政府应该完善市场环境,减少对市场的各种干预,我们政府的手却堂而皇之地伸了进来。所以,公共管理的学者应该加强对当前各种经济社会问题根源的研究,以确保诊断不要出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政府、社会与市场在公共事务当中如何有机配合?这个方面的事情说起来很容易,实际工作当中问题很多。一个例子就是很多地方的幼儿入园难的问题。如北京市仅2008年到2012年就有46万新出生的儿童,但是幼儿园只有1245所,其中教育部门办的只有不到30%,集体办的不到20%,民办1/3多一点,其他还有一些。这里核心的问题是,政府应该做什么?办幼儿园还是订标准?市场该做什么?为什么幼儿教育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如何确定和谐共治的模式,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如何平衡不同公共职能中的角色定位。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一方面需要完善市场体制,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性规制;另一方面也要维护市场合理运行,加强在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生产安全等方面的社会性规制。

    中国的改革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复杂程度,决定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经历“泥泞前行”的过程,需要把顶层设计与渐进调试有机结合。行政学在中国发展已近百年,现在对公共管理学者来说是最好的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向研究者们提出了要求,我们要勇于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


新媒体时代的领导力建设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赵启正《 光明日报 》( 2014年08月09日   06 版)

    从门户网站到论坛、博客再到微博、微信、APP,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演进,人们已经从单纯的信息获取者角色逐步转变为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新媒体的广泛普及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舆论生成机制,也深刻影响到国家政治生活,从而给各国政府的领导力建设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在此背景下,一门新的学科——“网络政治学”应运而生。学者们开始研究网络引发的社会政治现象,分析公众如何运用网络来讨论政治和政府的网络行为以及网络现象对政治生活、政治过程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等等。研究者认为,国家安全、公共服务、隐私保护、公民参与、政治选举、政治改革等方方面面,都因互联网的出现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在中国,网络已经成为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多元的信息主体、平等、自由的交流方式和海量的信息,使得政府能够通过网络这个平台了解社情民情、听取民声、体察民意、汇聚民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公众通过网络参政问政,一方面创新了民主形式,另一方面也对政府的政务公开提出更高的期望,要求政府的决策及其执行过程更加透明和及时。

    鉴于此,政府行为必须“瞻前顾后”考虑舆论反应,并做积极的舆论引导。在制定政策或公共项目日程时,有关政府部门应当同时仔细制定相应的信息发布日程,认真做好回答公众疑问的准备,随时与公众保持信息的沟通。这个过程在新闻传播领域被称作“议程设置”,也即政府主动地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请公众关注与他们切身利益有关的主题,以取得公众的理解、支持和批评监督。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及时帮助公众了解事件真相并告知政府的处理方式,有助于避免危机的蔓延,维护社会稳定。

    新媒体环境下政府领导力的提升,还体现在国际交往中。“网络外交”是公共外交的一种新方式,其目的原本在于促进与外国公众的相互了解。我们愿意通过网络对外说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内外政策、回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问题,但反对有的国家借助网络干涉他国内政,乃至威胁他国网络信息安全。

    因为各级政府对信息社会的理解和应对与执政能力息息相关,政府公务员媒介素养就成了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现代政府的一个关键因素。现代公务员需深谙新媒体特性,提高运用能力,一方面善于运用新媒体提升政府信息的透明度,以获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一方面要勇于接受公众的网络监督,建设勤政和廉洁的政府。

    为促进互联网的持续健康发展,规范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推动互联网积极有效应用,1994年以来,中国颁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一系列与互联网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当前,还应当进一步结合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现状,针对大数据、云计算等新领域,健全网络立法,以为新媒体的发展提供较为完备的法律环境。


“十三五”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的转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李善同《 光明日报 》( 2014年08月09日   06 版)

    “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胜利实现的关键时期,也是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关键时期。未来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十三五”时期显得尤为紧迫。所以“十三五”是现代化进程中间非常关键的五年。

    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国际经济增长格局正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是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放慢,未来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如何变化,需要深入密切关注。全球生产组织方式在变化,过去全球生产方式是在产业间分工,后来到产业内分工,现在是在生产环节和生产任务分工。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的增加值非常低。例如,iphone4的出厂价194美元,中国在其中只得到6美元的增加值。另外,国际产业分工孕育新变化,高端工业在向发达国家回流,低收入国家凭借成本优势,吸引了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受到双重挤压。全球投资贸易规则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TPP和TTIP这些新的协定,会对全球贸易和投资产生很大影响。

    中国处于经济增长的换挡期,近年来GDP增长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增长率,这是很重要的转折点;中国到2020年会比较接近高收入的边界,很多国家进入高收入以后,都经历了经济减速的阶段。中国非农产业的比重现在已经超过了90%,特别是第二产业的比重,在2007年左右达到了顶峰47.9%,今后还在不断下降,这是第二个重要的拐点。

    劳动力总量的增速放缓甚至开始减少,人口老龄化加剧。原来靠着劳动力数量的优势和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优势,现在很难维持下去,必须开拓新的优势领域。2005年以来区域发展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滞后。

    目前化解产能过剩任务艰巨。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较大拉动作用将难以重现,促进经济增长,需要扩大内需,但是扩大内需并不等于仅扩大消费,在中国现阶段,投资的增长也非常重要。如何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并实现有效投资是我国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现阶段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第一是经济治理模式的转变。发展目标会更多元化,信息技术快速增长,原来的治理模式必须要改变。第二,国家政策的重心应该从经济增长转向注重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第三,实现政策目标由促进有形要素积累向促进创新和知识资本积累转变,经济发展需要更好的市场环境、创新队伍,以及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第四,在产业政策方面,原来部门优先型的政策要向功能型政策转变。第五,区域政策从强调空间和地域的差别性,转向注重区域间的一体化发展和协同发展,注重国内和国际的合作发展,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公共治理现代化与管理工具的发展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 高小平《 光明日报 》( 2014年08月09日   06 版)

    公共治理现代化是一个追求多元主体共生、管理方式共治、参与各方共赢的过程。但是共生、共治并不能保证一定是共赢的。需要解决的矛盾很多,比如多和一的矛盾,越是引入多元治理主体,越要有一个可以把大家统一起来的核心价值观,比如说治理的一致性,大家追求共同的逻辑来治理,越是多元越是可以获得共识。

    治理共赢的逻辑就是三中全会讲的经济改革作为牵引,用经济的最基础的逻辑来指导其他的逻辑。在取得逻辑的共同性当中,取得共治的效果。我们经济治理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逻辑,避免政府过多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政治治理就是党通过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来实现人民当家做主,这和经济基础是密切相关的。社会治理应该是党和政府引导、培育、服务社会组织,更多地让社会组织来管理社会成员。取得逻辑的共识,找到逻辑的共通点是实现共治共赢的前提。

    在追求共治还要追求共赢的整体的现代化治理过程当中,怎样发挥好政府绩效管理的工具呢?

    我的建议是适应治理的要求来改进政府的绩效管理。要引入一些理念。第一是协同管理。现在的绩效管理都是对单个组织、个人进行管理,要通过将协同这样一个理念引入到绩效管理中,要考核评价、评估管理协同性的绩效。第二,要对不确定性进行管理。现在,环境、组织任务往往发生变化,要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第三,对任务型组织进行管理。非常设机构恰恰是实现一个重要任务的一定时期内的最重要的组织机构,这里面很容易发现是否协同、效率高低等问题。第四,要实现综合性的管理。发挥在一个地方综合性绩效管理机构的指导作用和综合协调作用以及专业指导作用,这样有助于整体绩效的提高。

中国的政府采购与技术创新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公共行政系副主任 朱春奎《 光明日报 》( 2014年08月09日   06 版)

    政府采购是支持企业创新活动、引导经济发展方向、保护和扶持国内工业、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主要有两种功能,一是通过集中采购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降低采购成本,防止腐败;二是支持和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通过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来增强国家的竞争优势。

    我国财政部从1996年开始在上海、深圳试行政府采购制度。近年来发展较快,政府采购规模从1998年的31亿元发展到2012年的13978亿元,约占当年GDP的2.7%。中国对政府采购创新激励功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逐步深化的过程。长期以来,政府采购工作都围绕着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率这一核心目标,并将资金节约率作为评价政府采购工作绩效的主要标准,而忽视了政府采购的创新激励功能。2003年开始实施的《政府采购法》规定了政府采购应在“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以公开招标为主的政府采购方式为企业通过公开竞争扩大其新产品或新服务的公共需求提供了机遇。2006年,我国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及《实施〈规划纲要〉的若干配套政策》中正式提出将政府采购作为推动自主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采购的政策取向主要侧重于节约资金、预防腐败等方面,没有体现通过政府采购强化对企业创新活动支持的政策取向;政府采购对普通货物与创新产品基本上是不加区别的,未能给市场化初期的创新产品创造一个强大的需求市场;政府采购的创新激励功能尚未得到法律法规的确认;缺乏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政府部门常常倾向于优先选择那些曾与其有过合作经历的企业签约以保障服务质量或避免转换成本,政府采购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政府采购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和拉动作用十分有限。要强化政府采购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支持与激励功能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当前,运用政府采购刺激创新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较为普遍的做法,中国有必要修订《政府采购法》,通过实施有效的公共采购政策促进本国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激励企业进行创新活动,通过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来增强国家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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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和自己成为朋友?【1】“朋友”是个很主观的事情。如果A和B和C在某场合同时遇见D,可能发生的事情是——A觉得D是个很好的人,B对D无感,而C不想多和D废话一句。——这都是个人喜好,只要大家不违法乱纪,能够保持基本的礼貌修养,要和什么样的人成为朋友完全无关别人,自己觉得爽就好。所以,要“判断一个人能否和自己成为朋友”,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喜好规律or培养出对自己的敏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