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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改革中的左、中、右三派

发布时间:2015/5/27 5:40:59|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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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改革中的左、中、右三派

2014 06/09

早在四十年代,郭沫若曾想把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人写成一部《三人行》,郭老的大作并未问世,但这一重要线索却留给了我们。本文揭示出,王、司马、苏三人在这场政争中各

○ 徐庆全

王安石

司马光


苏轼

一间祖上传下来的房子,已经残破不堪了。有三个人路过这里,一个人说道:“应当拆掉它,建一幢新的。”另一个人说:“房子还没有完全坍塌,可以修补。”第三个人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决不能动。”这三个人就是王安石、苏轼和司马光。

 ——作者题记    

北宋元丰八年(1085)三月的一天,年仅38岁的神宗皇帝赵顼告别了人世。神宗的英年早逝,在朝臣中并未引起多大的悲哀,相反,多数人却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

数天以后,这个消息传到了金陵府,一位鬓发斑白、衣着不整的老者却抚床长叹,老泪纵横。两年以后,这位老者在寂寞悲凉中离开了人间。他就是在当朝锐意改革搅起轩然大波的老相国——王安石。

当王安石依然悲痛的时候,另一位年逾花甲的老者手持诏书,神情昂然地从洛阳踏上了赴京复职的路程。这个人就是以一部《资治通鉴》为后世所称道的司马光。

与此同时,比司马光更兴高彩烈的一位中年人,意外地被恢复了知州的职务。他手持诏旨,赶赴登州就职。在他刚坐上登州知府的软皮椅子时,朝廷又给了他一个更令他感到意外的职务——起居舍人。五天以后,喘息未定的他又赴朝中任职了。这个人就是以文学著称于后世的苏轼苏东坡。

现今,善良的历史学家在披阅有关这三个人的历史时,不能不含着朦胧伤感的泪水,因为当朝这三个杰出人物,本应该像他们传世的优美篇章一样,获得众口一词的称赞,然而,他们却因为一在场震惊中外的变法改革中,各持政见,敌对不休,后人对他们也毁誉不一,最终被摆上了历史的祭坛。

这场改革,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1

每当太子司文书韩维将有关政治、学术、道德的书籍摆放在英宗的儿子赵顼案前的时候,这位太子的老师就自然而然地感到一种沉重的负担。这种负担不独韩维有,包括英宗皇帝及当朝有识的廷臣们都有,因为他们都从当朝歌舞升平的表面现象中,看到了国力衰弱的征兆。

北宋王朝,当时外有辽国、西夏虎视耽耽,内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军队人数激增,军费开支竟占到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国家陷进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宋太祖赵匡胤立下的百年基业,已是风雨飘摇了。平庸的英宗皇帝所恪守的守成治国的方针,已使多数朝臣深感失望。

与朝臣们把深深地夫望化作忧虑的叹息不同,太子的老师韩维却把这种衰弱的国力,编进了给太子赵顼讲授治国之道课程的教案中,力图使以后将要登上皇位的赵顼,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赵顼并没有让韩维失望,他对当朝国情的关心程度远远超过了那些枯燥的为君之道的条条框框。这使韩维很是欣喜。

熟知前朝历史的韩维还感到,一个有所作为的国君身边,应该有几个锐意进取的辅臣。但是,在英宗守成治国方针熏陶下的朝臣们,都陷进保守拘泥、亦步亦趋的泥潭之中,靠他们来改变国政似乎是无望的。韩维想到了他的好友王安石。

在赵顼出生的第7个年头,王安石便以进士第四名的好成绩而任淮南判官。此后的十多年,他宦游江南,所到之处,都进行了一些兴利除弊的改革尝试。此时,他正在朝中任掌管国家财政的三司度支判官。

王安石是个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的怪人。虽然他也眉宇轩昂,却从来不注意自己的仪表。据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衣服还要洗换。

他对饮食的基本常识也一无所知。有一天,同府的官员们与他的夫人聊天,官员们告诉她王安石爱吃鹿肉丝。胖胖的王夫人非常惊讶,她熟知王安石向来不注意吃什么的习惯,坚持认为官员们弄错了。官员们一口咬定说,他们在一起吃饭时,王安石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眼前那盘鹿肉丝吃光了。王夫人恍然大悟,吩咐官员们在下次吃饭时,把别的菜放在他面前,看看结果如何。第二天,官员们按照王夫人的吩咐,把鹿肉丝放在离王安石最远的地方,而把别的菜放到他面前。王安石只吃靠近自己的菜,竟然丝毫不知道桌上摆了鹿肉丝。

王安石这种怪异的生活习惯,在恪守传统道德的大臣们看来,是不可理喻的。苏轼的老父苏洵,在他那篇著名的《辨奸论》的文章中,把王安石攻击成一个“衣臣虏之衣,食犬彘(猪)之食”的形象。英宗皇帝对王安石的这种习惯也极为反感,他对王安石的改革“万言书”束之高阁,多少与这点有些关系。

为了使赵顼对王安石有所了解,韩维极力推荐王安石。当46岁的王安石入朝任三司度支判官时,赵顼脑中对这个怪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1067年,神宗赵顼登上皇位,立即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将他升擢翰林之位。

正当神宗打算重用王安石改革天下弊政时,本来对王安石颇抱好感的一些元老重臣,却一反常态,转而极力反对。老相富弼将离职,神宗请他推荐后任,富弼马上推荐了文彦博。神宗沉默不乐,过了一会儿,又问:“王安石如何?”富弼深知神宗的心思,便以沉默不答表示异议。老相韩琦离职时,神宗向他表示了启用王安石的想法,韩琦却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说:“安石做翰林学士有余,当执政官则不行!”神宗又征询老臣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却闪烁其词:“有人说王安石奸邪,这未免有点毁谤太过,说他不懂事理、执拗,这却是事实。”与司马光模棱两可的意见相反,当神宗向参知政事(副相)唐介征询对王安石的意见时,唐介言:“如果让他任相,恐怕将来多变更成法。”唐介的话,道破了元老重臣们对王安石参政怀有恐惧心里的原因。

元老重臣的意见,没有使神宗抹掉作太子时就在脑中留下的对王安石良好的印象,他将王安石又从翰林学士提升为参知政事,随后又任命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相),辅助朝政,推行变法改革措施。

山雨欲来风满楼。王安石已经预料到,变法之难将难于上青天。

就在王安石应诏赴朝任职之际,苏轼也到了京城,在判官告院任职。

比王安石小16岁的苏轼,20岁入京应试,就以精彩的文章一举成名,博得了宋朝文坛泰斗欧阳修的啧啧称赞。他对举朝称颂的王安石钦慕已久,并不认为为朝臣所称颂的王安石竟是他父亲责骂的那种人。

当王安石向仁宗皇帝上“万言书”陈述改革国策时,苏轼在参加皇帝特设的面试中,也提出了改革时政的主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朝政因循苟且的时病,他认为大宋王朝如不处于一种流水似的运动状态,一味地因循成法,整个社会就会日趋凋蔽,最后走向灭亡。他主张对当时的社会现状采取逐步调理、对症下药的方针,先在政体本身进行调整,严格选择官吏,淘汰那些“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冗官。对于施行变法改革,他也持赞同的意见,不过他认为,只有法确实有害于民,有损于社会肌体时,则可以改变,但是,这种变革只能是采取“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不可急剧变法。否则就像对久病体弱的人施加大剂量的药一样,不但不能有助于患者恢复身体,还会将患者折腾得元气丧尽,走向死亡。

在变法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的时候,翰林学士司马光每当见到王安石忙碌的身影时,心情颇为复杂。在王安石未赴京任职之前,他曾对这位政绩斐然、远近闻名的地方官抱有好感,甚至于将治国平天下的希望也寄托于他。当王安石赴京任三司度支判官时,在欧阳修的引见之下,两人在相见恨晚的心情支配下成了朋友。后来,司马光才知道,他看错了。

作为一个三朝之老,他恪守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尽管百年积淀下来的腐败,已足以使他忧心仲仲,但是,他却相信祖宗成法的威力,会使这些弊端趋于消失。因此,当王安石的变法改革要打破他心目中守成的条条框框时,他就不得不站出来说话了。

历史造就了这三个杰出的人物,却没将他们按排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使他们站在了三角形的角尖上。这样,在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变法的改革方案时,他们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纷争的政治漩涡。三个人惺惺相惜的友情也因此终结。

 

2

熙宁元年(1068)四月,当王安石沐浴着和煦的春风回到京师开封就职时,便顿觉心凉半截。原来,神宗所依托推行治国之策的中书省的主要长官,除了他生气勃勃外,宰相曾公亮已逾古稀之年,正是明哲保身、颐养天年的年龄;宰相富弼对推行新法抱有抵触态度,明智地称病求退;副相唐介虽然坚决反对王安石入阁,但因身有重病,难于视事;副相赵抃虽然对新法持几分赞赏的态度,但却担心工作复杂而叫苦不休。当时的人们讥讽这种时政是:“王、曾、富、唐、赵、生、老、病、死、苦。”

王安石清醒地认识到,要靠这班人领导一场艰巨的变法改革,是难以胜任的。于是,他奏请神宗,在熙宁二年二月,甩开老班子,成立了一个领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选拔了一批锐意开拓前进的新人,主要有真州推官吕惠卿,大名推官苏辙(苏轼的弟弟)。王安石委任他俩人为新机构中的“检校文字”官,负责草拟新法。不久,一份综合的变法方案就摆在神宗的龙榻前。

神宗虽然决定锐意推行这些改革方案,但是,为了更好地使上意下达,他还是把这些方案分发给朝官,广泛地征求他们的意见,以求他们支持变法。谁知,事与愿违,当朝的大臣们并未把22岁的神宗放在眼里,大多数人对这个方案不屑一顾。反对最强烈的是老臣司马光。不久,司马光就与王安石面对面地唇抢舌剑了一番。

引发这场争论的是关于如何对待国库空虚的问题。当时,因为黄河以北地区遭到旱灾的危害,国家财政收入严重亏损,州县官请求神宗在南郊大祀的时候,不要按照惯例给群臣们赐赏钱。神宗皇帝下诏书令学士们讨论这一建议。司马光、王安石和王琦便约好前去禀见皇上,共同商议对策。这场争论便发生了。

司马光向神宗说道:“抢救灾荒,节约开支,应该先从地位尊贵的人开始。州县官的奏议应该执行。”

王安石反对说:“国家经费不够开支,节约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有一套治理国家财政的办法。”

司马光反驳说:“你所说的那套理财之道,只不过想在老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有点恼火了:“你曲解了我所倡导的变法措施。我的总原则是:善于理财的人,既应当能使国库充足而又不增加百姓捐税。”

司马光不屑一顾地说:“天下那有这样的道理?一个国家的财富有一个总量,这笔财富不是集中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的国库里。不论你推行什么政策,或给这个政策冠以什么样美丽动听的名字,你只是把百姓手里的财富拿过来交到国库罢了。”

一旁的神宗皇帝,没打断这两位他所倚重的老臣的争论。他觉得司马光的话要多几分道理。退朝以后,他命令新法暂缓推行。于是新法方案就暂时搁置起来。

到了七月,犹豫不决的神宗还是尊重了王安石的意见,鉴署的第一项变革方案——均输法,便首先在淮、浙等六路推行开来,随后,一大批法令便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

司马光恼怒了,他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希望神宗能幡然醒悟。他借在迩英阁给神宗皇帝讲解书时,有意引证了汉代曹参代萧何为丞相、“萧规曹随”的历史掌故。

神宗皇帝问:“假如汉朝长期保持萧何制定的法律不改变,能行吗?”

司马光回答说:“岂止汉期,假如三代的国君长期保持汤、禹、文、武的法规,就是实行到今天,也是非常合时宜的;汉武帝乱改汉高祖的规约,结果盗贼遍布半个天下,汉元帝乱改汉宣帝的成法,汉朝的大业就衰落了。由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宜宗制订的法规是不可以随意改变的。”

神宗半晌默默不语。他不明白为什么当朝这两位老臣的意见是如此地相悖。他有点困惑了。

回到寝宫,他默默地翻开了置于榻上的王安石的那份《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的奏折。这份奏折是王安石在任翰林学士时,与神宗在室内密谈后所上的。奏折中剖析了宋仁宗在位40多年中所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朝面临的种种危机,强调摆脱这种危机的出路在于变法。祖宗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谈话的情景:

当时王安石刚落坐,他就迫不及待地问道:“要治理天下,应当首先做什么?”

王安石干脆利落地回答说:“必须首先选择一个正确的治国之策。”

神宗又问:“按唐太宗的办法治国,怎么样?”

王安石回答说:“陛下应当以尧、舜为榜样,何必效法唐太宗呢?尧、舜治国的办法,非常简略而不流于烦琐,简明扼要不陷入迂阔,只是后世的学者不能完全了解,才认为高不可及。”

神宗说:“你这可以说用难做的事情要求君主了。朕自顾力量微薄,恐怕无法符合你的期望。况且,唐太宗有了魏征,刘备有了诸葛亮,才有所作为,青史留名。可惜,像魏征、诸葛亮这样的人才并不是世代都有的啊。”

王安石却不以为然:“有没有治世的人才关键在于陛下。陛下如果想成为尧、舜、就会有皋、夔、稷、契那样的忠臣。现今,宋朝疆土广大,百年承平无事,贤良正直的学者很多,可是陛下却还忧虑无人辅佐,这是因为您治国的方针不明,求贤还没有达到若渴的程度。这样,即使有皋、夔那样的忠臣,也将为小人所蒙蔽,最后也要归隐而去的啊!”

神宗回答说:“什么时候能没有小人呢?即使在尧、舜时代,也还有‘四凶’(指不服舜控制的四个部族首领)作乱啊!”

王安石说:“尧、舜所以成为世所景仰的贤君,就在于他们能识辨‘四凶’,及时把他们清除。如果任‘四凶’肆意进谗言诬陷忠臣,即使皋、夔那样的人也难以善始善终啊!”……

神宗回忆着当时的情景,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话语交替地在他耳边回响着。渐渐地,司马光的形象在这位年轻皇帝的脑海中,幻化成尧、舜“四凶”的影子,而王安石则成了一个活脱脱的魏征的形象了。

劝谏皇帝不成,司马光又转而劝说王安石。他连续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信中指责实行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因而引起了天下民怨沸腾,反复劝阻王安石停止新法。王安石简明扼要地回了司马光一封信,这就是至今还仍被列入中学教材的《答司马谏议书》。在这封信中,王安石对司马光罗列的罪状逐一加以驳斥,他在信中写道:

“我认为从皇帝那里接受命令,制订法令制度,经过朝廷讨论修正,这不算是侵官;替国家理财,增加收入,不算是征利;驳斥错误的言论,揭露巧言善辩的坏人,不算是拒谏……至于怨谤太多,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人们苟且偷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士大夫多半不以国事为重,反而以附会世事,讨好众人为善。当今,皇上要割除弊端,我就不能考虑反对者多少,更不会在乎世人的诽谤啊!”

这份堪为后世有识之士效法的书信,真可谓掷地有声,司马光却愤怒了。他坚定地站到了反对新法的行列。

御史中丞吕晦首先向王安石发难,这个负责“纪检”弹劾朝中百官违法案件的官吏,给王安石罗列了10大罪状呈给神宗。不过,这件事做得太卤莽了。吕晦想让王安石下台的目的没有达到,自己反而被革职、丢掉了乌纱帽。

吕晦的发难,仅仅是一个开端。随后,对王安石的攻击接踵而来。枢密使文彦博在神宗面前牢骚满腹地说:“老祖宗的现成的法规都有案可查,何必改行新法而失掉人心呢?”皇太后曹氏也警告神宗:“祖宗成法,不应该让王安石轻易地改变。”甚至有的内侍官也跪倒在神宗面前哭诉:“现在祖宗的成法扫地无遗,愿陛下罢黜王安石。”

在四面攻击声中,王安石依旧毫无畏惧地战斗着,但是,年轻的神宗皇帝却显得有点手足无措了。当任河北安抚使的老相国韩琦,抓住青苗法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弊端,上书弹劾王安石时,神宗动摇了,他不顾王安石的劝阻,中止了青苗法。王安石寒心了,他向神宗请了病假。

神宗此时似乎又觉得司马光这一派的意见有道理。因此,在王安石请病假以后,宋神宗下诏任司马光充任枢密副使。司马光不肯从命。他认为个人的官职无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马上废除新政。

皇帝态度的变化,使保守派们欣喜若狂,他们当晚便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会议结束后,持中间立场的阁员曾公亮派他的儿子把政局有变的情形报告了王安石,让他赶快销假,返回朝中。于是,王安石又回到相府,在反对派的阻挠中继续推行改革法案。

与此同时,司马光第9次上书神宗,要皇帝废止新法。皇帝火了,他质问司马光:“朕命你任枢密副使,你却多次拒不受命,反而随意批评朝政,这是为什么?”

司马光回答说:“我至今也未接受枢密使这一职务。我的责任仍旧是规劝皇帝留意朝中政事。”

神宗被激怒了。当司马光看到王安石销假回朝,只好带着深深的遗憾到陕西做外任官去了。次年,他愤怒地辞去了一切职务。在辞职的奏折上,他仍然怒不可遏地指责王安石在朝中所起的纷乱。而神宗皇帝对这份要挟性的辞职书反应极为冷漠,司马光无奈只得到洛阳隐居去了。

司马光在洛阳避门不出,倾其全力继续9年前已经开始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编写工作,绝口不论政事了。

纷争并未结束,苏轼又步司马光的后尘,对新法提出了诘难。

同王安石的火爆性格相反,苏轼对王安石的新法一开始是持观望态度。他对新法的公开批评,是在司马光退居洛阳,保守派失势时开始的。

熙宁四年(1071),当王安石准备推行改变科举制度、兴办学校的法令时,神宗对前几次法令所引起的朝政纷争的局面心有余悸,因而对是否推行这项新法犹豫不决,便向朝中大臣征询意见。苏轼挥笔写下了《议学校贡举状》,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神宗对苏轼的意见很重视,他在奏仪上挥笔批道:“朕对此项法令本来就持有怀疑态度,得到你的奏议,疑窦全解了。”立即命人召见苏轼。君臣之问坦诚相谈,苏轼毫不客气地批评神宗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他依然是以前所倡导的缓慢变革方针。

虽然皇帝对苏轼的意见极为重视,介于王安石的前车之鉴,但是,他对全面批评新法仍有顾虑。在这一年的元宵节,神宗下令减价收买浙灯4000盏。苏轼为了试探神宗能否容纳不同意见,便写了《谏买浙灯状》的奏折,请求皇帝励行节约,不可减价买灯而使百姓生怨。神宗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停止了买灯。苏轼为神宗的“改过不咎,从善如流”的做法所鼓舞,便尽自己所能,开始了对新法的批评。

为了表达他对王安石鼓励神宗独断专行的不满,他借进士考试的机会,在《国学秋试策问》中故意出了这样一道试题:在古代,国君的最大忧患是不能勤于政事,不能英明果断,不能信任大臣。但是,即使国君没有这三种忧患,也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国家平安,一种是国家混乱。他要求应考的文人做出回答。毫无疑问,这道策试题是在提醒王安石:我们的国君是英明的,国家造成混乱的局面实际上该由你负责。

在御试进士时,变革派的吕惠卿把那些批评仁宗皇帝因循守旧、歌颂神宗皇帝锐意革新的考生们擢为上第,而把批评新法的考生置于下第。苏轼对这种状况极为不满。他认为,科场考试是选才的关键,被录取的人,天下引为榜样,落第的人,天下以为鉴戒。如果任意乱定录取标准,谁还相信科考呢?激于义愤,他奋笔写下了《拟进士对御试榜》的奏本。

虽然较之司马光对新法的攻击,苏轼对新法的批评可谓是温和派,但是,变法派却不容许这种不协调的声音存在。他们很快想到了使这位才子缄口不言的办法,请求皇帝任命他为开封府推官,推官是掌管决断刑狱的官吏,事务繁杂。王安石想借纷乱复杂的公务缠住他,使他没有时间对新法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但是,苏轼头脑灵活,断案敏捷。在公务之余,他依然不放弃对新法的指责。他的两篇《上神宗皇帝书》就是在摄开封府推官时写成的。

在这两篇洋洋万言的奏折中,愤怒和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有时是悲伤的讥刺,有时是苛酷的批评,为文工巧而坦诚直率,言出足以动人。神宗皇帝被感动了,但是,这也同样改变不了他将被罢黜的命运。因为神宗皇帝只能客忍不伤变法总精神的谏议。

紧接着,苏轼所做的另一件事情,使他被罢黜出京的时间提前了。他在乡试策问中,出了一道名为《独断》的试题,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王安石。王安石被激怒了。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便以“莫须有”的罪名,使苏轼陷入一场纠纷之中,最后为王安石找到了罢黜他们的借口。

这场纠纷起自当时流传很久的谣言。谣言说,在英宗年间,苏轼的父亲病逝,苏氏兄弟运送父灵柩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购买家具瓷器,并极有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御史利用这段谣言,写出了弹劾他的奏本。

神宗皇帝看了奏本,对苏轼的人品产生了怀疑,他对司马光说:“苏轼人品欠佳,你对他评价过高。”这样,苏轼给贬到风景秀丽的杭州城任太守去了。

 

3

在苏轼携眷离开京城前后,当年仁宗、英宗年间的元老重臣——保守派们,都已经离职四散各地了。朝中只剩下以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等为首的变法派了。

朝中的平静,使神宗皇帝有时间坐下来,静静地回忆这几年来的政局变化。那些以前辅助他成长的老臣们的音容笑貌,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当初,罢黜这些老臣时,他极力相信他们是奸邪小人。如今,这些老臣在他脑中的形象,却怎么也不能与尧、舜时期的“四凶”的影子重叠起来。他心中涌起了莫名的悲伤,对着空荡的殿堂大声喊道:“你们为什么都反对我?我错在哪里?”

与此相反,王安石在这一年的新春佳节,他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目,总把新桃换旧符。

他陶醉于自己的功绩,他只看到北宋王朝春风在送暖,新桃在换旧符。就在他痛饮可避瘟疫的屠苏酒时,表面如大海般平静的朝廷,却在酝酿着另一场争斗。

引发这场纷争的是老天爷。

新法推行后,正赶上连年频繁的自然灾害,首先是京东、河北地区刮起飓风,随后几个地区发生地震,接着又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旱。不久,又有慧星在东方出现。这些自然灾害的侵袭,使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们放弃了借“民怨”攻击新法的老招数,而把目光紧紧盯住了“天敌”。

首先发难的是御史中丞吕晦,他把屡见的天灾归结于王安石的新法。即将离朝的富弼向神宗说,现在各处发生地震,是因为王安石任命的多是小人,以致于天降责罚。和司马光一同做翰林学士的范镇以及御史程颢,也在奏疏中说一切灾难都是上天不满的警告。仿佛不把新法废止,就要出现天塌地陷的大劫难了。

面对保守派的攻击,王安石再三将“天变不足畏”的观点加以阐述。却无法打消神宗对天意的疑惑。作为神圣的天子,他是要维护“天”的权利的。因此,当熙宁八年十月初七至十九,慧星出现时,神宗下了一道罪已的手诏,诏中承认了灾变是对自己用政不当的惩罚,请朝臣们直言政策的过失。此时,退居洛阳的司马光,立刻应诏上疏,陈说“朝政阙失”。四散在各地的保守派官僚与司马光遥相呼应,全都在奏疏中,把慧星的出现与新法的推行联系起来,只有废除新法,才能免除天灾。神宗皇帝在一片“替天行道”的叫嚷声中退却了。

一个命定要成大事的小人物出现了。他叫郑侠,是一个皇宫门吏。他别出心裁地画了一幅旱民困苦不堪的《流民图》呈给皇上。图上画的是带着脚镣的难民在砍树挣钱,用以付给官家的青苗贷款,并配上文字说明:只要去掉王安石,10天之间定会下雨。

神宗皇帝把画卷带回寝宫,给皇后和皇家人观看。先说话的是皇帝的祖母:“听说百姓为了免役税和青苗贷款困苦不堪,我觉得不应该擅改祖制。”

皇帝回答说:“但是实行新法也是为民谋福,并无害民之意。”

太后说:“我知道王安石素有大才,但是他树敌太多,连你也卷进去。你还是暂时把他的职务中止吧。”

皇帝说:“在满朝的大臣中,还只有王安石敢于身当大任。”

站立一旁的皇帝的弟弟歧王插话道:“我认为你应当听祖母的话。”

皇帝发火了:“好!好!我不会治国,你来接。”

皇太后含着泪说:“这些乱子都是王安石闯下的,你怎办呢?”

第二天早晨,王安石被罢了相。老天爷并不领情,天并没有下雨。

王安石离朝,神宗任用韩绛为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这两个人都曾是坚定的护法者。可是,当王安石离相后,吕惠卿起了篡权的野心,他首先将曾布击溃,又与那个因给后世留下了一句“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邓绾联合起来反对韩绛。又借机罢黜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还把王安石牵连进发生在山东的一件谋反案中。韩绛识破了吕惠卿、邓绾等人借机生事的用心,他一面请求皇帝罢黜吕惠卿,起用王安石;另一方面,又派人送给王安石一密函。王安石仅七天就赶回东京。

由于负责谋反案的徐禧为王安石洗清了不白之冤,在神宗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重登相位。这时,图谋陷害王安石的邓绾。为了重获信任,决定出卖吕惠卿,揭露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五百万的贪污罪行,朝廷将吕惠卿送进京师的御史台监狱中。但是邓绾此举并没有换得王安石的信任,仍被罢黜。

在御史台监狱等候审判的吕惠卿,对王安石发出了最后的一击。

在吕惠卿与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岁月里,保存了一些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人信件,其中有几封信上写有“无令上(皇帝)知此一帖”的字样。吕惠卿把这些信件呈交给皇帝,控告王安石在皇帝背后图谋不轨。皇帝得知这些信件后,第一次对这位极为信任的老相国发了脾气。王安石坚决请求罢归田里。

这年10月,神宗终于同意他辞职。元丰二年(1079),神宗皇帝又给这位老相国一个荆国公的封号,意在让他在江宁养老了。

同年,在湖州任职的苏轼被捕了。

宦游于江南的苏轼,心中的愤懑是无法抑制的,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对新法的抵触情绪,促使他写下了大量的讥讽新法的诗。这些诗不仅倾注了苏轼对朝政深深忧虑的情感,而且也讽刺了当朝执政的官吏。被骂为鸣蛙、鸣蝉、夜枭的李定、舒亶等人被深深地激怒了,他们派出官吏四处搜集这些诗,寻章摘句地累积起苏轼讪谤时政的罪状。元丰三年,苏轼在任谢恩表的奏章中,又说了几句当权派觉得有点大为不敬的话,他们终于抓住了这个报复的机会。

这年三月,苏轼被朝廷任命为湖州的长官。按照当朝的规矩,每个被朝廷任命的官吏,在赴职时,都要写一份感谢皇帝提拔的谢恩表。苏轼在表中借题发挥:“我生性愚钝,跟不上形势,所以也无法与‘新进’官吏相比。皇帝让我担任这一职务,可能是因为我老了,不会再惹是生非了,或者是因为我还能为百姓做点事情。”

李定、舒亶等新进更是恼火,一个御史把这段话挑出来,弹劾他蔑视朝廷,御史台的检查官舒亶把不久前搜集的苏轼讥刺时政的诗,也呈给皇帝。接着,御史中丞李定也跟上一表,列举苏轼的四大罪状。8月18日,苏轼被送到了御史台的皇家监狱。

正当朝中是否判苏轼死刑而吵闹不休的时候,一道奏表递到了皇帝手中,这是已退隐数年的老相国王安石关于对苏轼的处理意见。奏表中规劝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子乎?”

老相国这句话,决定了他的政敌的命运。

这年十二月,苏轼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结束了四个月的监禁生涯。

在此后的几年中,王安石日日徜徉在风景秀丽的钟山小路上;司马光潜心治学,把他的全部情感寄托于《资治通鉴》这部政治通史之中;苏轼在黄州勤于职守,那支惹事生非的笔虽没有闲着,但收敛多了。神宗皇帝对新、旧两派的争斗更加厌恶,乐于维持着相安无事的局面。朝政重新归于平静。

 

4

神宗皇帝的病逝,使反对新法的保守派们看到了重新入朝为政的希望,一直对新法持有敌意的皇太后、皇后更是无所顾忌了,因为登上皇位的哲宗还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

这年四月初,被召回朝任门下侍郎的老臣司马光,抱病给监国执政的皇太后递上了废除新法的奏章。

五月,苏轼也被召还朝,在不到一年的时间,相继任起居舍人、礼部郎中、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要职。苏轼听说这种青云直上的升迁,是神宗皇帝生前的心意时,感动得潸然下泪。

他感激神宗的浩荡皇恩,更是坚持自己的改革观念。因此,当废除新法的诏令下达后,他又站出来干预了。

促使苏轼维护一部分新法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王安石态度的转变。

在元丰七年(1084),神宗皇帝将苏轼从黄州团练副使改任为离京城较近的汝州团练副使。在赴职的途中,经过金陵,多年没有见面的苏、王二人友好地相会了。

王安石听说苏轼的前来,穿着野服,骑着毛驴来到江边,亲自迎接苏轼。

在相聚的这一段时间内,他们不仅谈诗说佛,结伴畅游,也谈及了当朝的国事。

苏轼对王安石不热衷于仕宦、甘于淡泊宁静生活态度的仰慕,并表示愿意听王安石的劝告,在是非场中激流勇退,跟从他“老于钟山下。”

金陵相会,苏轼理解了王安石,称赞王安石:“不知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哲宗即位后,闲居在金陵的王安石、接连收到市易法、方田法、保甲法相继废去的消息,当得知连免役法也被废除时,这位老相国已痛不欲生了,他对着苍天喊道:“这是为什么呀!”元佑之年(1086)四月,这位66岁的老相国,带着深深的遗憾、悲凉地离开了人间。

在他去世前一年,司马光也带着他没有彻底废除新法的遗憾离世。

此时的苏轼,在保守派当权的朝中、仍是孤掌难鸣,还导致保守派对他极为厌恶。早先是司马光准备将他赶出朝廷,司马光死后,旧党的一些人仍继续对他进行攻击。而他又坚持罢黜当初参与王安石新政的一些专权官吏,特别是王安石死后,周种上疏主张以王安石配享神宗,苏轼又上章弹劾。这样,他既得罪了旧党,又得罪了新党。

哲宗元佑四年(1089),苏轼又一次遭贬,又回到了他熟悉的杭州任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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