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久,东部七府的大街小巷就贴满了新的布告。
青石板路上、商铺的木质门板上、城隍庙的墙壁上,一张张黄纸告示被浆糊粘得牢牢的,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引来一群群百姓围拢围观,人头攒动。
“由于时势变化,地方用度紧张,今调整地租税额,较原额提高三成,以助地方经济周转,稳固民生,望万民周知,遵行无误。”
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
杨溥的法子简单粗暴——直接加税。
他不敢再过分逼迫士绅了,这群人毕竟是地方根基,万一把他们逼反了,联合起来闹事,事情闹到京城朱棣跟前,自己可没好果子吃。
既然士绅那边榨不出油水,那就只能稍微苦一苦百姓了。
大明朝如今施行的是两税法。
所谓两税,本是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
说白了,就是朝廷要花多少钱,就按照这个数额向百姓征收多少赋税。
具体实施时,本是参照前几年的财政支出制定总额,再分摊到各地,各地按配额制定税率。
这本意是为了限制官员横征暴敛,但时间一长,支出没了准则,如果财政拮据就任意加征,反倒成了盘剥百姓的利器。
“秋夏两征之,故称两税。”
当初定下规矩,原有的租、庸、调三项都并入两税,不得再另行加征。
三项合一,本是为了杜绝巧立名目,让百姓看得明白。
这规矩终究抵不过人心的贪婪。
时间久了,各种徭役杂税又死灰复燃,到了宋朝王安石变法,又要额外征收免役钱,实质上就是重复征收,加重百姓负担。
往后的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皆是如此。
初时革除弊病,让百姓喘口气。
但日子一久,各种杂税又冒出来,周而复始,苦的始终是底层百姓。
杨溥何尝不知道这法子缺德?
不过,眼下为了赢过江承轩,为了保住文官集团的颜面,为了不让新政彻底取代旧制,他顾不了那么多了。
这加税的板子,最终还是落在了最底层的自耕农身上。
布告一贴出,百姓们的谩骂声就掀翻了天,愤怒的呼喊声几乎要盖过风声。
“搞什么鬼!今年天公不作美,收成本就不好,我们连饭都吃不饱了,还要涨地租?”
一个皮肤黝黑的汉子攥着拳头,指着布告怒声骂道。
“是啊!上顿不接下顿,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还要涨地租,这是逼着我们去死啊!”
旁边的老婆婆抹着眼泪,身体都在发抖,满脸的绝望。
“他娘的!这日子没法过了!老子搬家,去别的府讨生活,总比在这儿被活活逼死强!”
“对!我也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自耕农们一个个怒火中烧,涨地租的消息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他们心里最后一点指望。
本来挣的就够勉强糊口,这一下涨了三成,日子彻底没了奔头。
百姓们叫苦不迭,回家收拾行李,准备迁徙他乡。
可又有几人能走得成?
眼瞅着就要秋收了,这时候离开,一年的辛苦劳作就全白费了,一点收成也拿不到。
比起自耕农,地主家的佃农更是怨声载道,怨气冲天。
“士绅老爷们捐款,凭什么要我们来买单?涨地租?去你娘的!老子不干了!”
“就是!我们替地主种地,本来就只能混个温饱,现在还要加租,这是把人往绝路上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