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老之死,不仅意味着一位无辜老人惨遭毒手,更意味着他们手中最有力的人证物证链,被彻底斩断!
那份诉状的核心支撑,顷刻间崩塌。
几乎就在董老死讯传开的同时,洛城府衙前,发生了一场令人瞠目的“闹剧”。
“顺风马行”的老板——那个平日里看似唯唯诺诺、毫不起眼的瘦小商人韩老三,竟在几名状师的陪同下,敲响了府衙门口的鸣冤鼓,声称要“投案自首”!
公堂之上,韩老三跪倒在地,痛哭流涕,将所有的罪责一力承担。
他声称自己“利欲熏心”,“欺上瞒下”,在去年那批军马采购中,以次充好,将病弱驽马伪装成良驹卖与边军,所得巨额赃款已被他“吃喝嫖赌,挥霍一空”。
他还当场呈上了一本精心伪造的账册,上面详细记录了如何做假账、如何贿赂验收小吏等“细节”,看似天衣无缝。
府衙官员故作震惊,当堂录下口供,将韩老三收押,并煞有介事地表示要追查赃款下落。
紧接着,顾砚章以“浩然状师行”当家、洛城讼行领袖的身份,公开对此案发表看法。
他面对闻讯而来的其他状师和百姓,痛心疾首地表示:“此乃个别奸商利令智昏,行此欺天瞒海之恶行!实在令人发指!然,此系其个人贪欲所致,偶发事件,所幸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贼人已自首伏法!”
他巧妙地将一桩可能牵扯出庞大贪腐网络、震动西北官场的军国大案,轻描淡写地定性为“个别奸商个人行为”,试图以此断尾求生,将真正的幕后黑手,完美地隐藏起来,彻底掩盖更深层的勾结。
另外一边,京城镇国公府的力量也开始发动。
在李世杰的默许下,其门下言官、清客开始在京城各大茶馆、酒楼以及官员圈子里散播舆论。
他们并非直接攻击皇帝派秦默查案,而是将矛头对准了具体执行调查的兵部,指责他们“操切冒进”、“调查手段粗暴”、“为了政绩不择手段”,甚至“干扰边军正常运转,影响边防稳定”。
同时,话里话外,开始暗示秦默“年轻气盛,缺乏经验”,“极易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京官利用,成为其打击异己、扰乱地方的棋子”。
他们将秦默描绘成一个不谙世事、被人当枪使的“搅局者”,试图从道德和动机上削弱其公信力。
这些言论通过各种渠道,迅速反馈回西北,在洛城官场和士绅阶层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所有的压力,最终都汇聚到了按察使赵汝明的案头。
一边是秦默递交的、但核心证据已失的诉状;一边是“凶手”已“自首”并给出“完美”解释的“事实”。
一边是来自京城镇国公系的舆论压力和平西侯府的冷眼旁观;另一边,还有布政使钱惟安不断的“提醒”和顾砚章代表的本地势力隐晦警告。
赵汝明深知此案绝不像表面那么简单,董老之死和韩老三的自首都太过“巧合”。
但他更清楚,此刻若强行支持秦默继续深挖,必将引火烧身,自己这个按察使的位置恐怕都坐不稳。
权衡再三,他选择了最符合官场生存法则的做法。
数日后,他召见了秦默。没有在公堂,而是在他的签押房。
“秦讼生,”赵汝明语气平淡,带着几分公式化的疏离,“你递交的诉状,本官已仔细研读。然,涉案主犯韩老三已投案自首,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并提供了相关账册赃证。”
“至于你诉状中所提及的其他疑点……如老兽医董某之证词,因其已不幸身故,死无对证,无法采信。”
他顿了顿,避开秦默锐利的目光,继续道:“目前看来,此案事实清楚,证据链相对完整。可你怀疑背后另有隐情……本官以为,办案需重实证,不可仅凭推测。”
“眼下证据尚且不足,需格外谨慎,以免造成冤错,或引发不必要的动**。”
他最终一锤定音:“故此案暂且如此结案上报。你所疑之事,本官会命人留意,若有新证据,再行审议。你且回去休息吧。”
这番话,看似公允,实则已彻底搁置了秦默的诉请,变相冻结了调查。
他用“证据不足”和“需谨慎”为借口,将案件的盖子死死捂住,选择了向强大的地方势力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