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屋

第一章2（第4页）

当然，人类显然不是即时满足的奴隶。我们可以克服获得眼前快乐的欲望。这其实也是为了最终使我们的快乐最大化，因为只有拒绝眼前的满足，我们才能获得长期的回报。

快乐在决策时所扮演的这一基本角色使得许多研究人员认为，作为一个基本的生理过程，快乐是远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出现并逐渐演化来的。卡巴纳克认为，它应该是在两栖类动物与爬行类动物时期出现的。潘克塞普说：“快乐和痛苦是进化过程中最早的情感形式。”人类复杂的思想和情感，以及知觉本身，可能都能追溯到一种最简单的感觉：快乐或者不快乐。

人类能蔑视死亡吗

我们是地球上唯一能预见到自己总有一天会死的动物，但是我们常常忽略这个问题。我们为何没有时常被吓得腿脚发软?很多人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有些心理学家说，对死亡的恐惧其实在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他们认为，死亡的念头如此恐怖，以至于我们的思想已进化出了抑制恐惧的机能，它决定了我们如何构筑社会、对待他人和看待自我。

以这种想法为基础形成了一派理论，名为恐惧控制理论。它声称要解释当有事件对永恒之假象或我们强加给世界的意义构成威胁时人们的反应。这套理论能够解释“9·11”恐怖袭击事件引发的后果：美国星条旗销量骤增，排外主义高涨，美国人团结在一位本来被很多人视为失败者的总统周围。恐惧控制理论的拥护者说，更重要的是，预测人们面对自己死亡时的反应有助于我们培养更高尚的本性，例如宽容、利他主义和创造力；以及抑制邪恶的本性，例如歧视、憎恨和侵略性。

这种思想诞生于数十年前。1974年欧内斯特·贝克尔获普利策奖的作品《拒绝死亡》引发了谢尔登·所罗门、汤姆·佩什琴斯基亚和杰夫·格林伯格这3位好友的思考。这3名心理学家奇怪人类为何努力抵御别人的抨击以维持自己的尊严，为何如此执着于自己的世界观，例如宗教或关于人生意义的信仰。贝克尔似乎提供了一种解答，他说，这些都是我们用来缓解对死亡恐惧的工具。

他是否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格林伯格、所罗门和佩什琴斯基亚这三位来自美国不同大学的心理学家认为，这个论点值得加以验证。他们的第一个实验是测试在意识到生命无常，必有一死后，人们随之对违反自己价值观的人的态度会受到多大影响。为此，他们首先请一组法官对自己死时会出现的情况及其感受写几句话。随后让这些法官对一名假设受到卖**指控的女性裁定保释金。另一组法官也需要就此作出裁决，但事先并没有让他们想到自己的死亡。结果产生的差异非常显著。第一组裁定的保释金平均值为455美元，而第二组仅为50美元。想到死亡显然令法官们对违背自己价值观的人更加苛刻。

所罗门、佩什琴斯基亚和格林伯格相信有了重大发现。他们指出，将宇宙想象成一个充满秩序和意义的世界有助于人们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包含灵魂、投胎转世和来世等概念的世界观带来了永生不灭的观念。另外，通过与国家、组织和事业等比我们自身更强大、更持久的实体相联系，通过对自我存在的实实在在的证明，例如孩子、金钱和具有文化价值的成就，我们还能获得象征性的永生。反过来，我们也通过遵守自己观念中的标准和价值观来获得自尊。

起初这些理论受到了质疑，但自从1985年第一篇论文发表以来，人们共进行了200多项研究。所有研究无不显示，一旦得到人必有一死的提醒，我们总会做出预料中的一些反应。

其中很多实验表明，死亡提示会影响我们对某方面价值观与我们相同或相悖的人的反应，而且这种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亚利桑那大学的霍利·麦格雷戈及其同事发现，接受死亡提示之后，人们给怕吃辣的政见相左者添加的辣酱往往多于给怕吃辣的政见一致者。相反，先前没有得到死亡提示的人给两组人添加辣酱的量大致相同。

还有研究显示，死亡提示会增加人们对文化准则——其所在群体所认同的品质或行为——的遵从。格林伯格在一次研究中发现，当人们在殡仪馆附近接受调查时，他们对慈善行为的评价比在大街上接受调查时更高。在另一项调查中，研究者对美国的实验对象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是在美国国旗上喷洒黑色颜料，第二个最佳解决方案是用带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敲钉子。那些被迫想到自己死亡的人处理这些问题所需的时间比一般人长得多。所罗门、格林伯格和佩什琴斯基亚认为，这是因为死亡的念头令他们对亵渎美国和基督教象征物感到不安。

恐惧控制理论引起争议的部分是它坚持认为，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几乎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根源。这怎么可能?因为大多数人说很少想到死亡。

因此，恐惧控制理论专家认为，帮助我们克服死亡恐惧的精神防卫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人们主动抑制有意识的死亡思想，但无意识的死亡思想则导致了实验中出现的反应。他们说，这种区别对于该理论有重要意义，因为这解释了基本属于下意识，但永远存在的死亡认知，如何在很多方面影响我们的行为，以及为何我们仍然能正常生活而没有吓得要死。

但恐惧控制理论进一步提出，意识到自己生命有限是如此令人腿软，因此当我们的祖先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不得不对自己的世界进行大力改造以适应它。没有人确切知道这种认知形成于何时，但很可能是在人脑变得日益复杂，至少具有自我意识并能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之后。该理论的拥护者说，认识到生命有限导致了宗教体系、群体定位、具有文化价值的工艺品和成就以及其他所有文化附属品的发展。所罗门说：“几乎所有将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事物，无论是直接出现的还是后来形成的，都是我们用来帮助自己应对这个问题的。”

但这些说法激起了一些进化论人类学家的愤怒。他们指出，进化论已经解释了我们丰富的文化生活和人们受到威胁时出现的团结协作倾向。他们说，被自己会死的念头吓倒不符合人类的本性。相反，就像所有动物一样，我们在面对具体的威胁——例如蛇、一个挥舞着斧子的人或身处高空——时才会产生恐惧。恐惧心理的形成有其目的——它让我们的身体准备对即将来临的危险作出反应。因此，关于人类进化出抑制所有恐惧和焦虑的机制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这对恐惧控制理论造成了哪些影响?人们对这项理论也许还存在争议，但没有人怀疑我们面对死亡的反应方式确实耐人寻味。在这个战争、暴力和恐怖主义随处可见的世界，能预测人们在这些情况下的行为具有实际意义。这些威胁可能加剧歧视和隔绝，但有实验表明，如果你首先提醒人们其所在社会团体的积极价值观，死亡提示可以激励人们表现出宽容、公平和慷慨等品质。不用说别的，单单是认识到发生另一场“9·11”事件必然会造成哪些反应，就有助于维持政治稳定。

在人的塑造过程中，到底哪种力量更强大，是天性还是教化?

2001年2月11日，伦敦《观察家报》重新点燃了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那篇报道的大幅标题是《真相大白：人类行为的秘密——决定我们行为的是环境，不是基因》。消息来自白手起家的“基因研究奇人”克雷格·文特尔。文特尔创建的私营企业与纳税人和慈善机构资助的国际集团同时排出人类基因组的全部顺序。对这一研究结果的最初分析表明，人类只有3万个基因，而不是像从前估计的那样有10万个基因。文特尔对《观察家报》说：“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基因来支持生物决定论。人类奇妙的多样性并非基因密码固有的东西。我们所处的环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其实，人类基因的数量改变不了什么。正如一位科学家指出的，只需33种基因（每种基因有两种选择：开启和关闭）就足以使世界上的每个人各不相同。幸好，我们没必要用这种复杂的运算让大家安心：没人因为听说我们的基因只比虫子多一倍就羞辱而泣。

但是，人类基因组计划以及此前进行的几十年研究的确帮助人们对基因发挥作用的过程有了更加深刻细微的认识。起初，科学家详细叙述了基因如何为构成人体细胞的各种蛋白质编码。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们得出更为复杂，最终也更令人满意的发现：经历可以更改基因表达。直到现在，科学家才悟出这其中包含的重大意义：学习过程本身就是基因的开启或关闭。我们把基因组的“盖子”开得越大，经验对基因的影响似乎就越强。

这是对建造生命的基础材料的全新认识。这种认识基于一个发现：基因并非传自父母的不可改变的东西，而是我们生命中积极能动的参与者；从我们被孕育的那一刻起，我们的每种经历都对基因产生着影响。

就目前来说，最强烈意识到这种新情况的是科学家，他们的一切看法都由此改变：从身体在子宫里的发育到新物种的出现，再到某些人为什么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同性恋等等……但是，最终随着大众逐渐接受基因与环境相倚相存的观点，变化很可能出现在教育、医药、法律和宗教等众多领域。节食者可能会确切了解什么比例的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对他们缩减腰围最有效。神学家或许会根据“学习能扩大我们选择自身道路的能力”这一观点形成关于自由意志的全新理论。正如哥白尼500年前提出的日心说一样，我们现在也说不清这种新的科学模式将产生多大反响。

要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必须抛弃你所珍视的旧有观念，开放你的头脑。你必须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基因不再像操纵木偶一样操纵你的行为，而成了受你行为操纵的木偶。本能不是学习的对立面，环境影响往往不像遗传影响那样可以逆转，而天性原本就是为了适应教化。

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在开始动物基因组研究时有了惊人发现：果蝇体内一小群称作“hoxgene”的基因似乎在其发育之初规划着果蝇的身体，告诉它头安在哪儿，腿放在哪儿，翅膀长在哪儿等等。但是，随后科学家又在老鼠体内发现同样的基因，这些基因也告诉老鼠身体的各个部位该如何安排。研究人体基因组时，科学家也发现了hox基因。

像所有基因一样，hox基因在不同时间和身体的不同部位开启或关闭。这样，基因就可依照其开启时间、地点和方式的不同产生微妙的不同影响。控制这一过程的开关称作启动子。

要让动物的身体构造产生巨大变化，你没必要发明新基因；正如要写一本小说，你没必要发明新词一样。你要做的只是以不同方式开启或关闭这些基因。突然之间，你找到一种机制，可以利用细微的基因差别创造大大小小的基因变化。只需调整启动子的基因排序或增加一个启动子，你就可以改变基因的表达。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让人有点沮丧。在科学家弄清如何在基因组这部“巨著”中找到启动子以前，他们没办法弄明白黑猩猩的制造“处方”与人类有什么区别。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也让人感到振奋，因为它以前所未有的力量让我们想起一个常常被忽略的真理：身体并非天生得之，它们会发展变化。基因组不是建造躯体的蓝图。你可以说，小鸡的胚胎在HoxC8这种“调味汁”中浸泡的时间要比老鼠胚胎短。同样，某种人类行为的形成发展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按一定的顺序出现，就像烤一道完美的蛋奶酥不仅需要合适的配料，而且需要适当的烹饪时间和正确的顺序。

诚然，早先的科学研究暗示了遗传与环境这种重要的相互作用。当巴甫洛夫100年前宣布他那著名的试验时，他显然发现了大脑能够发生改变以获得关于世界的新知识（就他的狗来说，这种知识指的就是铃响表明食物要来了）。但是，如今我们知道，是17种基因（称作CREB基因）的实时表达使人脑发生变化。这些基因必须开启或关闭以改变大脑中神经细胞的连接，从而贮存长期记忆。这些基因受我们的行为支配，而不是支配我们的行为。我们说记忆存在于基因之中，这指的是记忆利用基因，而不是你继承记忆。

按照这种新观点，基因让人的大脑学习、记忆、模仿、铭记语言、吸收文化、表达本能。基因不是行为的操纵者，不是创造躯体的蓝图，也不只是遗传特征的携带者。它们在人的一生中总是保持着积极能动的状态。它们你开我合，对外界环境作出各种反应。基因或许在子宫里指挥了躯体和大脑的建造工作。但是，紧接着，它们又开始拆毁重建刚刚造好的一切，以适应人的经历。它们既是行为的结果，也是行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