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浙江商人
于思考富于变通
浙江商人
浙江商人被誉为当今中国最具人气的“财富制造商”,是最会赚钱的人群。他们遍布中国的各个角落,是中国最庞大的“游商部落”。他们将踏实敢干的企业家精神传递四方,用他们自己的经营观念和方式影响着各地的商人。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这是对浙商庞大队伍的一种最为精辟的描述。
浙商最具可学性,因为他们之中大多是普通百姓。他们有的资本和知识,你可能同样拥有。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着去经商,而且可以很好地去经商。
于思考,富于变通
浙江人是哪里有市场就到哪里去,哪里没市场就到哪里开出一个市场来。
浙江人头脑灵活,勤于思考,富于变通。
历史上,浙江就出过很多富甲一方的大商人。
唐代时,温州和宁波都是有名的贸易港。
宋朝时期,宁波、杭州、温州都设有市舶司,专管海外贸易。
明清时代,政府禁止海贸,宁波、温州走私活跃。
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宁波、温州等地相继被辟为通商口岸,我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得以发展,浙江商人开始迅速崛起。在重商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浙江商人发挥其天生的经商意识,将其经商传统发挥到了极致。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浙江商人大批涌现,占据了各地的大部分市场。1999年度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过了15,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有4家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前十强。2000年,“500强”中的浙江企业达到了171家,独占全国13强。2001年9月底,浙江省民营企业突破20万家,全省民营企业的注册资本超过1600亿元,其中注册资本在百万元以上的已达24600家,位居全国第一。
不仅仅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在一些小乡镇甚至其他国家,都有浙江商人的足迹。
浙江人是哪里有市场就到哪里去,哪里没市场就到哪里开出一个市场来。
不畏艰险勇于开拓
浙江商人不畏艰险,敢为人先。他们不会固守一个经营领域而不动,经常以远见卓识的眼光去开拓新的经营领域。
浙江商人不甘心在狭小的家乡碌碌无为,他们不怕背井离乡,怕的是没有钱。他们没钱的想到外面的世界去赚点,有点钱的想到外面赚多一点。
浙江商人有着坚毅的冒险精神和开拓进取精神。
以宁波人为例,光绪、宣统年间,移居海外经商的人数多达近10万人;国民党统治结束的前夕,大批商人移居港、澳、台以及日本、美国、新加坡、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加拿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克服了在异国他乡的种种困难,努力拼搏,历尽艰辛,开拓出了一个个巨大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市场。其中有好多人在当地成为了赫赫有名的人物。
如在香港叱咤风云的“世界船王”包玉刚即是浙江宁波人。包玉刚1946年曾任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兼业务部经理。1949年全家移居香港,从事进出口贸易。1955年转营航运业。
20世纪50年代,香港和国际上普遍实行短期结算办法,即按船只行程计算租金。当时租金高,这种办法确能获利。但包先生居安思危,看到繁荣背后潜伏的危机,采用稳健的经营方式,以低租金,长期限合同,将船租给信誉卓著的大租户。
1975年,他组织了环球航运集团,当年登上了世界船王的宝座,赢得了“东方奥纳西斯”的美誉。1981年,环球航运集团的船队有船达210艘,2100万吨位,成为世界上拥有船只吨位最多的船王。
环球航运集团除了在香港设立总公司外,还在百慕大、东京、伦敦、纽约、里约热内卢、新加坡等地设立了20多家子公司或代理公司。就在此时,包玉刚意识到两伊战争对油船运输的影响,便及早抽出资金转向香港地铁和隧道,并投巨资于国泰和港龙航空公司,出任这两家公司的董事长。他以超长远的眼光,由海而陆而空,使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成为香港十大财团之一。
浙江人不仅仅是到那些发达的城市去,他们甚至连被誉为“世界屋脊”的西藏,也要去闯一闯,找找商机。据统计,进藏行商者近一半是温州人。拉萨还有一条以裁缝铺为主的“温州街”。青藏高原高寒缺氧,久居江南的温州人生活于此,可见他们执着的创业精神和坚强的毅力。
浙江商人不畏艰险,敢为人先。他们不会固守一个经营领域而不动,经常以远见卓识的眼光去开拓新的经营领域。因此,经常在各个行业中都有浙江商人的身影。如他们大胆开拓,从事五金、颜料、洋油、洋布、钟表、眼镜、西药等产品的进出口贸易,经营房地产业、保险业、证券业、公用事业和新式服务等。在这些行业中,浙江商人进行了最原始的资本积累。当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浙江商人又将这些商业资本投资于产业,一步步走向商业上的成功。
商机敏捷务实肯干
在浙江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够赚钱才是衡量能力高低的唯一标准。
浙江温州商人因为他们聪明的头脑和善贾而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其实,无论是浙江哪个地方的商人,他们捕捉商机的能力都很强。他们凭借其敏感的商业意识,及时预测市场的变化,根据瞬息万变的市场及时调整经营业务和经营方针,在激烈的商战中披荆斩棘,立于不败之地。
香港著名地产商浙籍人王宽诚就是一个很善于把握商机的人。1947年他初到香港时,香港经济萧条,地价暴跌,房地产不被看好。王宽诚经过认真分析,预料几年后香港经济必定复苏,于是,果断大胆地在新界购进大片土地,建造数十幢名为“海圆公寓”的高层住宅。
由于经济不景气,建筑行业渴望雇主上门薄利承包,所以“海圆公寓”造价很低。1949年,大批巨贾名人蜂拥香港,“海圆公寓”以极高的价格售出,王宽诚大赚了一把。
1991年10月,上海浦东开发区的相当一部分地区还是一片希望的田野,精明的上海人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政策的不断出台。就在这时,比田间机耕道强不了多少的杨高路上,两位操着上海人谁也听不懂的温州方言的中年汉子,像勘察队员一样在张张望望画画写写,整整5天,从最南端的杨高路到最北端的高桥。随后,他们悄悄登上海轮回到了温州。过了两天,他们提个装着有65万元巨款,但又脏兮兮的蛇皮袋,再次返回上海,叩开了一个又一个单位的门。
令上海人诧异的是,他们所看中的都不是沿马路的门面。两位温州人看中的竟是在浦东严桥乡,离杨高路有30米之遥的一间仓库。精明的上海人窃笑这两个大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