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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论中国古代兵书（第2页）

《司马法》是我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按照《史记》的说法，《司马法》是战国中期齐威王召集大夫们追述的商周的古兵法，同时也把春秋末期齐国将军司马禳直的兵法附于其中。所以《隋书·经籍志》记载此书为司马禳苴所撰。总起来看，该书提出了以下观点：

（一）“以战止战”的义战观点。《司马法》主张：“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就是说，对于那些能够使人得到安全、拯救百姓和制止侵略的正义战争，要给予肯定和支持。但是，一旦进入敌国作战，就要严格军纪，不准烧子掳掠，并要求将士敬老扶幼，不杀缴械敌人，并对受伤战俘给予医治和遣返回家，认为这是夺取战争胜利的有力保证，

（二）“以仁为本，以义治之”的治军原则。《司马法》强调，要使全军“力同而意和”，必须“以仁为本、以义治之”。所谓“仁”、“义”，就是对人仁爱、行事顺理。将帅要做到“见危难勿忘其众”，“胜利与众分善”。《司马法》认为，“以仁为本”和“以义治之”，是治军的两个方面，互为表里，刚柔相宜，不可偏废。

（三）先行“五虑”和“无复先术”的作战指导思想。《司马法》论述了作战要先有准备的所谓“五虑”，即“顺天、阜财、悸众、利地、右兵”。认为顺从大意、多备财物、悦服众心、利用地利和精良武器是应当及早谋划的五件大事。至于作战中的“无复先术”，就是要求根据不同的地形和敌人的强弱来部署自己的阵势和兵力。

（四）“战相为轻重”的军事辩证方法。《司马法》把战争中的诸因素抽象为“轻”、“重”两个对立方面，认为将帅的具体战术指挥为轻，全局战略谋划为重。因此提出要求：在军事指挥上应当轻重相节，不可固执一端，既要作到战略战术兼顾，又必须分清主次、“以重行轻”，用战略统帅战术。

《六韬》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有哪些主要内容?

《六韬》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相传为西周初年太公吕望（姜子牙）所著，自宋以后一直被疑为伪托。全书就战争准备、对敌斗争策略、作战指挥和战法运用等问题进行了阐述，重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一）强调战胜攻取必先”富国”、“爱民”，以此增强军事实力。认为要作好战争准备必须首先治理好国家，只有国富民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提出“人君必从事于富”，使人民安居乐业而心无他虑，而要增强国家的实力，还必须懂得“爱民”这个“为国之务”。

（二）提出了“用兵之具、尽于人事”的全民防御战略。认为在天下安定。国无战争之时不可忘战，因而战争的武器和用具要常修，防御敌人的守备要常设。强调在平时筹划人民生产生活时就为战争作好充分准备。

（三）主张“全胜无斗、大兵无创”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六韬》把下文战而全胜、无杀伤而完师作为最理想的战争策略，并为此而提出了一系列作战指导方计。例如，战前对敌国实施“文伐”，即对敌方国君施以投其所好、贿赂左右、离间近臣、窃取情报和轻其戒备等手段。实施进攻时，强调采用“示形”方法，也就是采取战略佯动，击其不意以达到突然袭击的目的。在作战中，要求作到“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

（四）提出了一系列以少击众、以弱敌强的战术原则。该书大量论述了同敌人作战应当注意的问题。例如，对诱敌伏击、后发制人、突然袭击、速战速决和密切协同、并力台战等战法，都有详尽阐述。

（五）在治军方面，特别重视“立将之道”。提出了选将的五个要求，即“勇，智、仁、信、忠”。所谓“勇”，就是临战不惧；“智”就是不受惑乱；“仁”就是能得众心；“信”就是下欺上下；“忠”就是事君不二心。认为将领的表率行为是激励士卒精神、焕发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而赏罚有信、不分贵贱是提高将领威严，鼓舞士气的重要手段。为了求得良将，要求任人唯贤，量才选将，并须“按名督实，选才考能”。

《三略》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有哪些主要内容?

《三略》又称《黄石公三略》，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相传黄石公所著。该书主要是讲安邦治国、统军驭将的政治谋略。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统军治国要选贤任能。《三略》围绕招贤纳士、驭将用人这一中心阐述了封建的治国之道。认为贤人所归向的国家，将是天下无敌的。因此，必须竭尽全力去“千里迎贤”，广罗人才，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加以任用，并且要”崇礼”（崇尚礼节）“重禄”（加重俸禄），造成尊重贤士之风。

（二）强调将帅要有很高的修养和广博的知识。《三略》认为，一个良将必须“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论、能纳入、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用今大的话说，就是要廉洁、镇静、公平、严整，能接受批评、明断是非、任用人才、采纳意见，并且要知道敌国风土人情，研究山川地理，明了地形险阻，懂得掌握军队的权柄。

（三）重视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三略》提出了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之本的观点。它指出：“庶民者，国之本”；“军国之要，察众心”；“制胜破敌者，众也”；“以弱胜强者，民也”。因此认为，治理国家和统帅军队要“务先养民”，即要爱护民众，减轻赋徭。不占农时，不使民贫。

（四）提出了在作战中“不为事先。动而辄随”的观点。意思是不要事先主观规定，而要针对敌人的行动随机应变。强调“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而在论述将与众、德与威、善与恶、柔与刚、弱与强等关系时，还注意到了事物的对立方面以及事物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的关系。它指出，战争“变动无常”，所以行动要“因故转化”；柔刚弱强四者，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运用，在一定条件下，“柔能制刚、弱能制强”。

《三略》也有一些剥削阶级的思想糟粕。比如，宣扬唯利是图，主张对士卒实行严刑峻法和愚兵政策等。

《尉缭子》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有哪些主要内客?

《尉缭子》是我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它成书年代约在战国中后期，有疑为秦王政时尉缭所著。该书主要论述了战争与政治、军队与纪律、料敌与举兵、天时与人事等方面的问题。

（一）“武为表，文为里”的战争观。

《尉缭子》已经认识到战争是和政治紧密相联的，从而提出了：“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力表，文为里”的说法。“文”主要是指政治，“武”主要是指战争，二者是“种”（根）与“植”（干）、里与表的关系，这种论述，相当明确地分清了政治与军事的主从关系。

（二）“制必先定”的以法治军思想。

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尉缭子》主张治军必先建立法制，对军队实行严格的纪律和管理。在作战时，要求“明赏于前，决罚于后”。对于违抗军令者，即使是有地位的将吏，也当杀必杀；对于作战有功者，那怕是出身低微的牛童马目，也该赏则赏。而且，要求将帅以身作则，激励部下，并强调要把军队训练作为必胜之道。

（三）“权敌审将而后举兵”的作战指导原则。

《尉缭子》认为，凡是兴兵打仗，必须先研究敌对双方的形势，了解统兵的将帅，而后才能正确计划军队的行动，否则，就会进退不定，生疑致败。为此，国君应在战前“谋于庙”，衡量内外情况，精心进行运筹。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切不可轻举妄动。

（四）不靠“天时”靠“人事”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尉缭于》反复论述了在战争中求鬼神不如重“人事”的道理，并明确指出，重“人事”又贵在“求己”。这就是说，要谋求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壮大自己的军队，发展本国的实力。

《尉缭子》一书也有过分夸大将帅作用的论述，还宣扬了用重刑、杀戮的手段强迫士兵作战的思想。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有哪些主要内容?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以下简称《问对》），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它是后人根据唐太宗李世民同卫国公李靖讨论军事问题的谈后而辑成的。全书没有完整体系，分别涉及军制、阵法、选将、训练，边防等问题，着重讨论了作战指挥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