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的本质,而表现出来的人的行动,也就是“人性”。有时人的兽性较强,有时却是理智战胜欲念;有时沉溺于声色犬马,有时却忘情于诗词书画,可见人性是会因情况而变化的。但是人成其为人的本质则不会改变。人类不象动物,始终只有本能的活动;但也不象神那样,以圆满的理智,贯彻到底。人到底不是神,但也不与猪狗同伍。
环顾今日世界,竟然有一些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在社会上有着崇高地位的人,妄想改变人类天赋的本质,忽视人性的尊严,而强以社会、经济的手段,将人变为毫无意识的物体,造成了极可怕的浪费。
“衣食足而知荣辱”,因此政府莫不以使国民生活富足为首要大事。但与此同时提高人的德性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只是追求欲望的满足,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应当同时注重人文教育的提高。
松下认为,人性之中,包含有智、情、意三方面的活动,它们会因各种各样的条件而发生变化。智会忽高忽低,情会忽厚忽薄,意也会忽强忽弱。智、情、意,在一个人的社会活动中,可成为一种重要的枢纽。谋求智、情、意三者的调和,才能提高人性。
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智、情、意的运用失当,往往会引起很多烦恼、损失,于是在个人之间以及公司的人际之间,对于智、情、意的调和,就更需深省。
也许常常有人说你太薄情;或者说你徒具聪明才智,却意志薄弱。这些话尽管不动听,但正意味着自己在智、情、意方面,尚未尽到最大努力,应当自我反省。
人的本质是天生的、永不改变的。然而,人性却会因时因地而变化。松下认为由人性发展出来的民族性、国民性,也应加以考虑。忽视国民性的经济、政治、教育措施,会导致国民的不幸。今日日本在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到底有没有考虑到国民性?对于人民大众的人性需求,究竟做到了何种程度?值得三思。
人的生活中,永远脱离不了情,尤其是日本人,特别重情,而且情感非常脆弱。为政者,与其搬出法律条文,例不如试着去了解民众的情感。如果只知玩弄理论,不能使国民心里服气,还谈什么导引人民走上幸福之路呢?
总之,了解彼此的心意,互相调和智、情、意,并进而反映到日常生活之中,那么人类的和谐,繁荣、和平与幸福的远景,就拭目以待。
我们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偶尔吃到丰盛美味的菜肴,由于是“偶尔吃到”,所以觉得特别好吃。假如每日都吃,不久就会觉得厌烦,虽然其滋味并无变化。
这是因为人的味觉习惯了美食,所以就不再感觉可口了。因此吃山珍海味,固然是人的幸福,可是给他吃十倍的山珍海味,却不能算是提供了他十倍的幸福。人类的感官就是这样,通过感官所察觉到的幸福,是不太可靠的。
松下觉得,从这个观点来看,一个人的收入若是另一人的十倍,并不表示他可以比别人奢侈十倍;更不能保证他比别人幸福。人的幸福与否,应有金钱以外的标准。
人类常为金钱而犯罪。可是以更深一层的角度观察,一般都是得到财富以后才犯罪。因为一有了钱,生活奢侈无度,荒**放纵,就引起了无穷的祸害。这种案例在我们的周围,多得不胜枚举。由此看来,我们不能无条件的赞成钱越多就越好的观点。
一万元有一万元的价值,我们要在生活中,尽量运用金钱的价值,以安康、没有浪费的生活方式,来享受人类尊贵的生活意义。在日本,有所谓“猫与金元宝”之说。这是说猫看金元宝,根本一文不值,只有人类才懂得价值观念,且有能力运用其价值。
但并非人人都懂得运用财富的价值。松下认为每个人在心理上,应该对价值的意义有所认识,并学习妥善地运用财富的价值。有人也许收入只有一万元,但觉得生活很有意义;有人收入数十万元,却觉得缺乏生活乐趣。其中就牵涉到价值观念的问题。
幸福,不是轻易可得的。换言之,能轻易得到的满足,并不是真正的幸福。幸福不是唾手可得的东西,因为人类存在的意义,并非那么浅薄,所以,如果幸福轻易可得的话,那么,人类就不需要坚毅的意志和努力奋斗的精神了。
人生的历程,极为复杂多险,必须披荆斩棘,多方努力,才能享受真正幸福的滋味。
松下作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说,人生过程,如果也有气象预报,那克服困难的快乐,就会大打折扣。
打雷和下雨,都是自然的现象,这种现象可以调节生活上有趣的变化。但松下想到,对人生来说,如果这种变化,是有规则又可预期的,那生活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这种有规则性又可预期的自然现象,有时是非常理想的,因为人们可早作准备,但是,生活不可能象气象预报那样富有规律性。
在人生的过程中,有很多不可预期的障碍。面对这些障碍,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求取自己应走的道路,或选择应做的工作。这就是人生应有的态度。
松下相信,人生成功者,即使常常遭遇到不可预期的障碍,但他们能寻求突破的方法,并向自己所定的行程前进,而这正是成功的历程。
松下认为,成功的企业家,是从勤勉中磨练出来的,他们遭遇困境,绝不抱怨。
无论如何,趁着年轻时,养成勤勉努力的习性,即使上了年纪,对一切事情依旧会勤勉努力。这样的人,尽管自己不认为是勤奋努力的人,但他的所做所为,自然会表现出勤奋的特质来。这对一个人的一生,是一笔很大的资产。
松下以自己为例,在学徒的几年间,由于不得不听从老板的吩咐,勤勉地工作,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习惯,所以别人以为辛苦的工作,他一点不觉得苦。
某些事情,松下认为自己是在愉快地工作,而在旁人看来,却认为松下很勤奋,自己和别人的想法,就有这么大的差别。
再进一步说,让青少年养成好习惯,是父母的责任。现在的父母,到底有没有感受到这一份责任?是否在逃避这个责任?一般父母,都认为今日的青少年具有人权,可以单独行动,还是不要多加干涉才好,事实上,这是借此逃避为人父母的责任。
松下认为,刀非经锤炼,不能成为名刀。要使青少年成为名刀,应该在其成长阶段加以锤炼,这也是一种爱的鞭策。松下常常觉得现在的父母似乎有不负责任的倾向。也许有些青年,尽管父母没有尽到责任,但他自己仍会自我觉悟,做该做的事情。但对年轻人而言,终究需要父母给予某种程度的指导,敦促他朝一个适当的目标前进。
松下觉得全世界似乎都有依赖他人的倾向,自己出了事,就向政府抱怨,请求补偿,但政府要向谁抱怨呢?同样,他希望年轻人奋发图强,千万不可依赖他人。
松下认为,人生价值的体现不是“我可以获得什么?”而是“我应该做什么?”
中国圣贤孔子(应为“管仲”——编者注)曾说:“衣食足则知荣辱。”意思是说,一个人到了不担忧饥寒,物质生活得到满足时,才能辨别光荣和耻辱、礼仪与规则。
这大概就是古代的一般人做人的态度与原则,也是为政者在施政上的一种基本精神吧。当人民衣食充足时,就能辨别礼节与光荣,社会秩序就能被遵守,如此国家必得繁荣,国民必得幸福。因此,建立一个光明正大、强而有力的政治,使国民生活水平提高是非常重要的。这句话之所以在二千年后,仍历久弥新,就是因为它含有超越时代、国境的人性与真理。可是,今天的日本,又是如何呢?松下认为,无法适用这句话的情形,似乎很多。与战后物质缺乏的时期比较,现在到处都充满物质,国民为饥饿寒冷所苦的情形,也少得多了。
那么,国民是不是都很懂礼节、守秩序,都遵守社会规范呢?其实不然,今天的日本社会,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礼制紊乱,出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