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屋

我的大学3（第7页）

“放假的时候这里准会有打架！”鲁布佐夫一脸兴奋地说。他看见那些工人是他的老伙计们，就摘掉眼镜，参战去了，还煽动性地叫喊着：

“我们要作战到底！掐死这些癞蛤蟆！掐死这群小鳟鱼！哈哈哈！”

这场战争倒不如说是一场让人开心的游戏，工人们毫不畏惧，他们自信十足，勇气十足，他们最不缺的就是力量。工人们被蜂拥而至的人群挤到大门上，门板吱呀作响，人们乱起哄地喊着：

“打那个光头官儿！”

还有两人爬上屋顶，在屋顶上激动地唱起来：扒手？我们不是

强盗？更不是

我们是坐船打鱼的！警笛嘟嘟嘟地响起来了，警察制服上的铜扣在黑暗之中不断地闪动着，脚下踩着泥泞的土地。

屋顶上的歌声又响起了：我们的鱼网撒向岸边

去钓商店、货栈和仓库……“住手！别打躺下的人了……”

“老爷子！小心呀！”

在这个深秋的夜色之中，伴随着滑稽的歌声，我和鲁布佐夫等五人被捕了，这些歌声是在为我们送行：哈哈，捕到四十尾鱼

正够做件鱼皮衣鲁布佐夫频颂着伏尔加河上的人们，他激动不已，不断地擤鼻子、吐唾沫，还提醒我：“你快逃吧！有机会就逃！”

我瞅准机会跳过一道道矮墙甩掉了高个水兵逃掉了，然而自此以后，再也没见过这个活泼、可热爱、热忱的老头儿。

我的生活在朋友们一个个离我而去后变得愈发虚无和百无聊赖了。大学生们真的开始闹学潮了，然而我既不清楚学潮的动机，也不理解学潮的意义所在，只看到他们拼命地投入工作，却并没有意识到这场斗争的残忍或悲惨。

像大学生一般享有读书的权力是我最强烈的愿望：假使现在能够允许我读书，即使每周日一定要以在尼古拉也夫广场挨顿打为代价，我想我也心甘情愿。

有一日我去探访谢苗诺夫面包坊，那边的工人居然想到学校里去打学生们。

“咱们用秤砣打他们！”其之中一个凶神恶煞地说。

我极力劝阻他们的行动，最后都要打起来了，但是我这样做就像并不是有意要维护大学生，我甚至找不出什么理由替他们辩护。

我灰心丧气地从面包坊的地下室里艰难地走出来，落魄至极，苦不堪言。

我心情糟糕到了极点。晚上来到卡班岸旁，随手向流水之中投着石子儿，投石问路，要是真能找出一条路来也好呀，一个问题始终在脑海里萦绕：“我该怎么办？”

找不到答案。为了分散注意力，我开始学拉提琴。就这样面包店里多了一个故事，每天深夜人和老鼠不再有安稳的日子过了。我对音乐偏热爱至极，自然会是一个狂热的音乐学习分子，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日晚上，我的在戏院乐队供职的提琴老师趁我出去的时候，私自打开了我没上锁的钱匣，然后他的口袋里装满了我的钱。刚好在这时我回来了，他顺从地把他刮得发青的脸伸到我面前，说：“打吧！”

居然敢做出这等卑鄙之事，我真想狠狠揍他一顿！我强压住心之中的怒火，握紧的拳头放在屁股底下，命令他乖乖把钱放回原处。这个蠢货临走时突然高声叫道：“给我十卢布吧！能够吗？”

琴师拿完钱走了，学琴的事就此结束了。

这一年的十二月我已下定决心要自杀。

为知道释我自杀的原因，我特意写了一篇名为《马卡生活中的事变》的文章。但是文章写得糟糕透顶，内容缺乏真实性，不过也许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文章独有的价值。里面描写的事件即便客观存在，但仿佛这一切与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哎，即使这样，我对自己有一点还算满意，我能在肯定程度上把握自己了。

我的自杀居然和我的文章一般笨拙，那只旧手枪并没有穿透我的心脏，而是穿过了另一个部位——肺。这样一来，仅仅一个月的工夫，我就羞愧地返回面包坊的岗位上了。

我干了没多久。在三月底的一天夜里，我在女店员的房间见到了一个熟悉的人——霍霍尔。他在窗边坐着，嘴上吸着粗大的纸烟，双眼望着眼前的烟雾。

“您有空儿吗？”他说话直截了当，没有说一句客套的话。

“二十分钟吧。”

“这么，请坐。让我们谈一谈。”

他跟过去没什么区别，一副格撒克人的打扮，金黄色的耀眼的长胡须垂在宽阔的胸前，任性执拗的脑门上齐齐的短发，脚上那双农民靴子发出难闻的臭胶皮味。

“哎！您想不想到我那儿去？我现在住克拉斯诺维多渥村，顺伏尔加河走估计四十五里，我开了一家小杂货店，您能够帮我卖卖货，您能够随意翻看我的书。”

“好吧。”

“真爽快！这么请您周五早晨六点到库尔巴托夫码头，问从我们村来的船，船家是瓦西里?帕柯夫。嗨，但事实上您不用操心，到时候我会在那儿等候您的。再见！”

他很快结束了我们的谈话，一面伸出那双大手和我告别，一面从兜之中取出他那块笨重的银表说：

“我们只谈了六分钟！对了！我叫米哈伊洛?安东诺夫。姓罗马斯。”

然后就迈开大步，甩着膀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大概过了两天，我去赴约。

那时，刚解冻的伏尔加河面非常混沌，河面上飘浮着数不清的不堪一击的冰块儿。船咔嚓咔嚓地在这些冰块间穿行，冰块被撞得四分五裂。满地溅起随风飞舞的浪花，太阳的光芒映射在玻璃一样冰块上，异常漂亮。这时我们的船扬起帆顺风而行，船上载着各种各样的货物：木桶、袋子、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