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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经典茶诗（第6页）

茶有多少雅号别称？

茶的雅号别称很多，据陆羽《茶经》中介绍，除茶外，其名尚有槚、茗和。另外，据其他古籍中的记载，还有诧、皋芦、瓜芦、水厄、过罗、物罗、选、姹、葭荼、苦荼、酷奴等称呼。

茶的雅号也不少，如一名“不夜侯”。晋张华《博物志》称“饮真茶，令人少眠，故茶美称不夜侯，美其功也”。一名“清友”，据宋苏易简《文房四谱》言，“叶嘉字清友，号玉川先生。清友为茶也”。

一名“余甘氏”，据李郛《纬文琐语》称，“世称橄榄为余甘子，亦称茶为余甘子，因易一字，改称茶为余甘氏”。亦有雅称“森伯”、“涤烦子”的。随着名茶的出现，往往以名茶之名代称，如“龙井”、“乌龙”、“毛峰”、“大红袍”、“肉桂”、“铁罗汉”、“水金龟”、“白鸡冠”、“雨前”等。称谓极多，美不胜收。

甘侯——故事出自唐·孙樵的《与焦刑部书》。该书有一段记载：“晚甘侯十五人，遣侍齐阁。此徒皆请雷而圻，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龙之品，慎勿贱用之。”

涤烦子——故事出自唐·常伯熊《烹茶账中》。《唐中史补》上说：“常鲁公随使西番，烹茶账中。赞普问：‘何物？’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因呼茶为涤烦子。”施肩吾有诗云：“茶为涤烦子，酒为忘夏君”。

森伯——故事出自南朝后·汤悦的“森伯颂”。《清异录》上说：“汤悦有森伯颂，盖颂茶也。略谓：方饮而森然，严于齿牙，既久罡肢森然。二义一名，非熟夫汤瓯境界，谁能目之。”

清友——故事出自宋·苏易简的《文房四谱》。“事物异名录”《文房四谱》曰：“叶喜字清友，号玉川先生。清友，谓茶也”。姚合品茗诗：“竹裹延清友，迎风坐夕阳。”

馀甘氏——故事出自宋·李郛的《纬文琐语》：“世称橄榄为馀甘子，亦称茶为馀甘子。因易一字，改称茶为馀甘氏，免含混故也。”

“茶寿”的由来

自古以来，老人长寿都有雅称。具体地说：60岁称为花甲之年、耳顺之年、还乡之年；70岁称为古稀之年、悬车之年，杖国之年；80、90岁称为朝杖之年、耄耋之年；寿得3位数100岁的称为期颐之年。人们为长寿老人祝寿，还有喜、米、白、茶寿之说：喜寿指77岁，草书喜字看似七十七。米寿指88岁，因米字看似八十八。白寿指99岁，百字少一横为白字。茶寿指108岁，茶字的草头代表二十，下面有八和十，一撇一捺又是一个八，加在一起就是108岁。

说起茶寿，不仅仅从字面上可以拆开来解说，它与中国茶文化还有解不开的渊源。

相传，古时候有位老和尚病了，久治不愈。一天，一位老人告诉他，蒙山顶有茶，春分前后，逢雷而发。你候在一旁，及时采摘三天，得一两，用蒙山水煎服，能治任何宿疾；二两，一辈子消灾祛疾；三两，脱胎换骨；四两，就地成仙。老和尚遵嘱，得茶两余，煎汤服用，没喝一半，病即痊愈，眉发由白转乌，以至熟人相见，不敢相认。

五代王文锡《茶谱》的上述记载，把茶说成“万病之药”，有返老还童之功，未免带有神秘色彩。不过，茶能治病，已是人们的共识。隋文帝患头痛，医治无效。听僧劝告饮茶而愈，天下传闻，人们竞相煎服。饮茶长寿，正史也有记载。《旧唐书·宣宗纪》记，洛阳来了位130多岁的僧人，宣宗问他：“服何药如此长寿？”僧答：“贫僧素不知药，只是好饮香茗，至处唯茶是求。”长寿的秘诀是饮茶。

现代科学证明，茶富于营养，饮茶能满足人体对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需要。茶能治病，是因为茶中含有与人体健康关系密切的咖啡碱、儿茶素、维生素类、矿物质微量元素、氨基酸等物质。日本科学家发现，茶抗衰老的作用约为维生素E的20倍。日本一心脏病专家说：“中国患动脉粥样硬化和患心脏病的比例比西方低，除了遗传因素、生活方式、饮食结构外，同时与中国人爱饮绿茶有关。”

贡茶的起源

贡茶起源于西周，迄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了，晋《华阳国志之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作战有功，册封为诸侯，作为封候国向周王朝纳贡的有“土植五谷……茶……”，但这仅仅是贡茶的萌芽而已，既未形成制度，更未历代相沿袭。

唐代是我国茶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时期，社会安定，民富国强，儒释道三教鼎立，从外在修养（指修身处世的行为规范、律仪要求）转向内在修养（指对道德意识和思想目的的实质追求）己成为他们共识。茶性高洁情雅，是他们内在修养最理想的饮料，因而三教都爱、颂茶，“田闾之问，嗜好犹切”。

安禄山反唐，硝烟弥漫，饿夫遍野，百姓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有识之士，把全国经济重心由北方移到南方。继六朝之后，继续从广度和深度开发江南土地，“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给衣食，供赋役，悉恃祁之茗”。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家庭手工制茶作坊相继出现、茶叶商品化成为农产物中唯一典型，初步形成了区域化、专业化，为贡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上贡制度的理论依据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指农产品），谁非君臣”。同时在上古时代，农业是国家兴哀决定性生产部门，但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低下，只有依靠投入更多的劳力去从事生产，而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需要劳力，彼此互相争套。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使劳力向农业倾斜，制定了重衣抑商政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派生出贡茶、榷茶制度，成为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

贡茶从李唐王朝开始形成制度，历代相传，延续几百年之久。

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形式：

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有常州阳羡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州鸠坑茶；舒州天柱茶；宣州雅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岳州邕州含膏；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20多州的名优茶。雅州蒙顶茶号称第一，名曰“仙茶”。常州阳羡茶，湖州紫笋茶同列第二。荆州团黄茶名列第三。

选择茶树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自然品质优异，产量集中：交通便捷的重点产品，由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即贡焙制），专业制作贡茶。

湖州长兴顾渚山，与常山宜兴唐贡山接壤，东临太湖，西北依山，峰峦叠翠，云雾弥漫，土层深厚，土壤肥沃，茶树生态环境优越，水陆运输方便，所产“顾渚扑人鼻孔，齿颊都异，久而不忘”。广德年间与常州阳羡茶同列贡品。大历五年（770）在此建构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管理精细，制作精良的贡茶院，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国营茶叶加工厂。

贡茶院由“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是中央官工业的一个组成部份，除中央指派官吏负责管理外，当地州长官也有义不容辞的督造之责。这种官工业体制，对巩固封建经济结构，维护封建制度是极其有利的。

造茶要有一定的技能，贡茶院的劳力来源既不是官奴隶，也不是番户，而是由政府控制的一部份茶叶专业户，临时以“和雇匠”方式人院造茶的。“雇者，日为绢三尺”，依日纳资作为他们报酬。并有禁令防止官吏克扣他们的工资，反映了唐人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有积极的一面。但他们对政府有依附关系，甚至没有人身自由，社会地位低下，是受压迫和受剥削者。

唐王朝不惜挥霍人民血汗，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每年春光明媚季节，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常州、湖州刺史率领百官先祭“碧泉涌出，灿若金星”的金沙泉（今尚存，已修茸一新，然后开山造茶。朝廷规定第一批贡茶要赶上清明祭祖大典，因此“阴岭芽未吐，使者碟已频”工人们“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艰辛疲困不堪，而官员则“有酒亦有歌”，纵情欢乐。

袁高、杜牧曾出任湖州刺史，亲自督造贡茶，对茶叶采制有切肤之痛，斗胆题呈《茶山诗》给德宗皇帝，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罪恶行径，又减少了贡茶岁额。杜牧《题宜兴茶山》诗云：“山实东南秀，茶为瑞草魁……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拂天闻笑话，特地见楼台。”把当时宜兴贡茶区的秀丽风光，繁荣景象描述得十分精到，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诗写的历史。张文规“牡丹花笑主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突出表述了贡茶在朝廷的显赫地位。

唐代贡焙制把私有茶园变为官茶园，茶农不能因种茶而谋生，反而带来了重重灾难，定额纳贡制，犹如苛捐杂税，加重了茶衣负担，使他们生活日益贫困，两者都是掠夺性的，是茶农双肩一付沉重枷琐，危害甚烈。

贡茶制度的目的是既要满足朝庭穷奢极侈的需要，又能绕过商品流通渠道，缩小商业经营范围，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扼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维护封建制度的根基。但贡茶是专供皇室朝庭饮用的，不惜耗用巨资，制作精益求精，品目日新月异，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贡茶的产制和运输，对驿道交通建设，地区联谊，民族团结也有促进作用。

入宋，贡茶沿袭唐制，但顾渚贡茶院渐趋衰落，福建建安（今建瓯）境内风凰山“北苑龙焙”代之而大兴，其规模也很壮观，名声显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力民间所苦”。“官私之焙三百三十有六”。片茶压以银模，饰以尤凤花纹，彬彬如生，精湛绝伦。“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成品茶按质量好次分成十个等级，朝廷官员按职位高低分别享用。宋徽宗《大观茶沦》云：“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故近岁以来，采摘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把我国茶叶制造技术、品饮技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把茶叶饮用价值和工艺欣赏价值完善地结合起来了，由物质享受升华为精神享用。

宋代茶学专著，如《大观茶论》《宣和北苑贡茶录》《北苑别录》《茶录》等等，多以建安贡茶为主要内容，对推动茶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弘扬祖国光辉灿烂的茶文化都有积极意义。

入元明，贡焙制有所削弱，仅在福建武夷山置小型御茶园，定额纳贡制仍照实施。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才略出众。他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治国策略。他常说：“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而且由于他亲自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辗战江南广大茶区，对茶事有接触，深知茶农疾苦，并表同情。南京称帝后，看到进贡的是精工细琢的龙风团饼茶，令他感叹不已！但他认为这既劳民又耗国力，因之诏令罢造，“唯采芽以进”。这一举措，实质上是把我国唐代炙烤煮饮饼茶法改革为直接冲泡散条茶“一沦而啜”法，遂开我国千年茗饮之宗，客观上把我国造茶法、品饮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但这不是说完全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特别是唐宋两代，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清又有了进一步增长，只是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不起决定性作用而已。

清代，我国茶业进入鼎盛时期，全国形成了以产茶著称的区域和区域化市场，商业资本逐步转化为产业资本，如福建建瓯茶厂不下千家，小者数十人，大者百余人，以茶为业者日众，又如江西《铅山县志》载：“河口镇乾隆时期业茶工人二、三万之众，有茶行48家”。我国出口农产品以茶为大宗。清代前期，虽然采取历代产茶州定额纳贡制，但到中叶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增长，贡茶制度则随之逐渐消亡。

贡茶制度是中国封建礼教的象征，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