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谱》:《博物志》云:“饮真茶,令人少眠。”此是实事,但茶佳乃效,且须末茶饮之。如叶煮者,不效也。
《太平清话》:琉球国亦晓烹茶。设古鼎于几上,水将沸时投茶末一匙,以汤沃之。少顷奉饮,味清香。
《藜床渖馀》:长安妇女有好事者,曾侯家睹彩笺曰:一轮初满,万户皆清。若乃狎处衾帷,不惟辜负蟾光,窃恐嫦娥生妒。涓于十五、十六二宵,联女伴同志者,一茗一炉,相从卜夜,名曰伴嫦娥。凡有冰心,仁垂玉允。朱门龙氏拜启。[原注:陆浚原。]
沈周《跋茶录》:樵海先生,真隐君子也。平日不知朱门为何物,日偃仰于青山白云堆中,以一瓢消磨半生。盖实得品茶三昧,可以羽翼桑苎翁之所不及,即谓先生为茶中董狐可也。
王《快说续记》:春日看花,郊行一二里许,足力小疲,口亦少渴。忽逢解事僧邀至精舍,未通姓名,便进佳茗,踞竹床连啜数瓯,然后言别,不亦快哉!
卫泳《枕中秘》:读罢饮馀,竹外茶烟轻扬;花深酒后,铛中声响初浮。个中风味谁知,卢居士可与言者;心下快活自省,黄宜州岂欺我哉?
江之兰《文房约》:诗书涵圣脉,草木栖神明。一草一木,当其含香吐艳,倚槛临窗,真足赏心悦目,助我幽思。亟宜烹蒙顶石花,悠然啜饮。
扶舆沆瀣,往来于奇峰怪石间,结成佳茗。故幽人逸士,纱帽笼头,自煎自吃。车声羊肠,无非火候,苟饮不尽且漱弃之,是又呼陆羽为茶博士之流也。
高士奇《天禄识馀》:饮茶或云始于梁天监中,见《洛阳伽蓝记》,非也。按《吴志·韦曜传》:“孙皓每宴飨,无不竟日,曜不能饮,密赐茶以当酒。”如此言,则三国时已知饮茶矣。逮唐中世,榷茶遂与煮海相抗,迄今国计赖之。
《中山传信录》:琉球茶瓯颇大,斟茶止二三分,用果一小块贮匙内。此学中国献茶法也。
王复礼《茶说》:花晨月夕,贤主嘉宾,纵谈古今,品茶次第,天壤间更有何乐?奚俟脍鲤羔,金玉液,痛饮狂呼,始为得意也?范文正公云:“露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沈心斋云:“香含玉女峰头露,润带珠帘洞口云。”可称岩茗知己。
陈鉴《虎丘茶经注补》:鉴亲采数嫩叶,与茶侣汤愚公小焙烹之,真作豆花香。昔之鬻虎丘茶者,尽天池也。
陈鼎《滇黔纪游》:贵州罗汉洞,深十馀里,中有泉一泓,其色如黝。甘香清冽。煮茗则色如渥丹,饮之唇齿皆赤,七日乃复。
《瑞草论》云:茶之为用,味寒。若热渴、凝闷胸、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暖,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本草拾遗》:茗味苦,微寒,无毒,治五脏邪气,益意思,令人少卧,能轻身、明目、去痰、消渴、利水道。
蜀雅州名山茶有露芽、芽,皆云火之前者,言采造于禁火之前也。火后者次之。又有枳壳芽、枸杞芽、批把芽,皆治风疾。又有皂荚芽、槐芽、柳芽,乃上春摘其芽,和茶作之。故今南人输官茶,往往杂以众叶,惟茅芦、竹箬之类,不可以入茶。自馀山中草木、芽叶,皆可和合,而椿、柿叶尤奇。真茶性极冷,惟雅州蒙顶出者,温而主疗疾。
李时珍《本草》:服葳灵仙、土获苓者,忌饮茶。
《群芳谱》:疗治方:气虚、头痛,用上春茶末,调成膏,置瓦盏内覆转,以巴豆四十粒,作一次烧,烟熏之,晒干乳细,每服一匙。别入好茶末,食后煎服,立效。又赤白痢下,以好茶一斤,炙捣为末,浓煎一二盏服,久痢亦宜。又二便不通,好茶、生芝麻各一撮,细嚼,滚水冲下,即通。屡试立效。如嚼不及,擂烂,滚水送下。
《随见录》:《苏文忠集》载,宪宗赐马总治泄痢腹痛方:以生姜和皮切碎如粟米,用一大钱并草茶相等煎服。元二年,文潞公得此疾,百药不效,服此方而愈。
【译文】
唐代卢仝《茶歌》(即《走笔谢孟谏议惠寄新茶》)写道: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扣门惊周公。口传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仁风暗结珠蓓蕾,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馀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唐代冯贽《记事珠》记载:建安(今福建建瓯)人称呼斗茶叫做茗战。
《北堂书钞》:杜育《赋》写道:饮茶能够调理精神、调和内脏功能、解除疲倦、消除慵懒。
南宋李石(字知几,号方舟,资阳人)《续博物志》中说:南方人喜欢饮茶,三国吴主孙皓赐茶给韦曜以代酒;东晋谢安拜访陆纳,陆纳只是摆设茶果招待罢了。北方人起初并没有认识饮茶的益处,唐代开元(713—741)年间,泰山灵岩寺有一位降魔禅师,以不寐法教导参禅礼佛的人,让人多煎茶品饮,于是就逐渐成为风俗。
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说:点茶的方法各不相同,加水以便观察和区分茶汤的轻重清浊,如果看到茶汤稀稠适宜,就可以停止击拂。《桐君录》上说:“茶汤上面有一层浮沫,喝了它对人体很有益处。”即使多喝了也不为过量。
饮茶要从色香味几方面综合品评,其中以茶味最为重要。清香、甘甜、厚重、润滑四个方面包括了茶味的全部内涵。只有北苑、壑源的茶品可以兼而有之。那些品质卓绝的珍贵茶种,具有醇正的真香灵味,自然就不同了。
茶叶具有真正的香味,不是龙脑、麝香等高级香料所能比拟的。而要具备这种真香,就必须在制茶的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茶芽蒸到刚好熟时进行压黄,待茶中水分和膏汁干燥后研磨成细末,然后把调和成胶糊状态的茶注入茶模内制成茶饼,这样制成的茶就会平和味美、香味十足。烹点之时茶盏中就会馨香四溢,就像秋天的气候一样清爽宜人。
点茶所形成的汤色,以纯白色为最好,青白色次之,灰白色又次之,黄白色再次之。采制茶叶时,要上得天时;制作加工时,则要下尽人力,这样制成的茶就一定是纯白色的上品。汤色呈青白色,是因为在蒸芽和压黄时稍欠火候生了一点;汤色呈灰白色,是因为在蒸芽和压黄时过了火候熟了一些。如果在压黄、去膏时茶中的水分和膏汁没有去除干净,点茶时汤色就会发青发暗;如果在烘焙时火力过大,点茶时汤色就会发昏发红。宋代苏轼《苏文忠集》中的《题万松岭惠明院壁》写道:我离开黄州(今湖北黄冈)十七年,又与彭城张圣途、丹阳陈辅之结伴前来。惠明院的僧人梵英修葺寺院厅堂殿宇,比起原来更加庄严洁净,所烹之茶也芳香甘洌。我问:“这是新茶吗?”梵英回答说:“茶的本性,新旧交融就会芳香馥郁。”我曾经听懂得古琴的人说,没有一百年历史的古琴,桐木的生物属性还在,其声音的缓急清浊往往与天气的雨晴寒暑变化相应。这种道理与茶相近,所以一并记载于此。
唐代王焘《外台秘要》中收录有一首《代茶饮子》诗,格韵高绝,只有隐逸山林的雅士才能写出这样的诗作。我曾经按照这种方法制茶服饮,胸中顺畅调和,的确像诗中所说的那样。而这种茶的味道乃是一帖汤药罢了,与茶没有什么关系。
《月兔茶》诗写道:环非环,非,中有迷离玉兔儿,一似佳人裙上月。月圆还缺缺还圆,此月一缺圆何年。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上有双衔绶带双飞鸾。
苏东坡曾经游览杭州的各个寺院,一日饮用浓茶七碗,戏作一诗道:“示病维摩原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宋代赵令时《侯鲭录》记载苏东坡论茶道:消除烦闷,祛除油腻,世人固然不可一日无茶;然而饮茶暗中对于人体也有不少损害,因而有人忌讳茶叶而不饮茶。从前有人说过,自从饮茶风气盛行之后,人们多患有呼吸疾病、面色发黄的疾病,即使说是饮茶对人体损益各半,但是消阴助阳,得不偿失。我有一个办法,常以此敝帚自珍,就是每当吃完饭后,就用浓茶漱口,这样口中的油腻不仅祛除了,而且不会影响脾胃内脏。大凡肉菜有夹在牙齿之间的,经过茶水漱洗,就会完全消缩,在不觉间脱去,不必挑刺。而且牙齿的本性适宜苦味,会因此而逐渐坚硬密闭,各种牙虫病自然消除了。当然,大多用中等的茶叶,上等的茶叶也不是经常会有,间隔数日用茶叶漱一次口,也不会有什么损害。这种方法很有道理,人们却很少知道,因此这里详细加以介绍。
宋代白玉蟾(原名葛长庚,后继为白氏子,字白叟、如晦,号海琼子、海蟾,诏封紫清道人)《茶歌》写道:味如甘露胜醍醐,服之顿觉沉疴苏。身轻便欲登天衢,不知天上有茶无。
宋代唐庚(字子西,丹棱人)《斗茶记》中说:政和二年(1112)三月壬戌,几位君子相约来到我的寄傲斋(作者所居之惠州住所之南,见其《寄傲斋记》)进行斗茶。我为他们汲取龙塘水烹茶,并品鉴其品第高下。我听说茶不论是圆形的团饼还是方形的饼,关键在于新鲜;水不论是江河之水还是井泉之水,关键在于活动。不远千里转运泉水,其真伪本也不可知,即便是能够鉴别其真,也已经不是活水。如今我提着茶瓶去龙塘汲水不过数千步,此水适宜烹茶,前人就认为其水质不下于清远峡(今广东清远,又名飞来峡)水。每年的北苑新茶,不过三月就能收到。我在犯罪贬官之馀,能够与各位朋友从容谈笑于此,汲取泉水,烹茶茗战,取一时的适用之物,难道不是此君的功劳吗?
宋代蔡襄《茶录》中说:茶汤的颜色以白为贵,而当时所制的茶饼多用珍贵的油脂涂抹于表面,所以茶饼表面有青色、黄色、紫色、黑色的差别。善于鉴别茶的人,就好像相面先生观察人的气色一样,能够隐隐约约透视到茶饼的内部,以其质地新鲜、纹理润泽的为上品,其表面颜色则是次要的。茶饼研细成末之后,色呈黄白的,入水就会变得颜色浑浊;色呈青白的,入水之后则会变得颜色鲜明,所以建安人进行斗茶以品第茶之高下,认为青白色的茶要胜过黄白色的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