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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宦官童贯（第1页）

北宋宦官童贯

童贯（1054—1126），字道夫，北宋开封人。少年时，净身入宫当了小太监。由于他生性乖巧，善于谀媚，在察言观色方面颇有过人之处，经过皇宫禁苑的几年摸打滚爬，他练就了一身奉迎君王的超人本领。这位年轻的小内侍。很快就成了皇上肚里的蛔虫，每当皇上有了什么想法，言谈中稍有流露，他便能马上举一反三，仔细地加以揣摩体会，提前作好准备。在皇宫，上起皇帝，后妃，下至宫娥、太监，竟然都很喜欢他。

童贯虽说已经成了中性人，却长得身材高大，健壮魁梧，相当威猛，皮骨坚劲如铁；下巴上长了十几根胡须，简直不像个太监，童贯的长相，特别能得到妃嫔、宫女的欢心。长期在天子身边行走，看惯了皇家庄严气派背后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使他早早地就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处世哲学。史书上说童贯“有度量”，遇事不计较小得小失；又豁达“豪爽”，舍得大把大把地花钱。后宫妃嫔竞相在皇帝耳边说他好话，在众多宦官中他的地位也不断上升，他得到一片赞誉声。

《宋史?童贯传》只有一句“少出李宪之门”，颇为耐人寻味。童贯在宋徽宗一朝独揽军权，在控制军权方面，与他早年追随李宪有关，受李宪言传身教的影响。李宪字子范，是开封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比童贯大八岁，也是北宋中后期一位声名显赫的大宦官。宋神宗熙宁初年，为彻底制服西夏，北宋朝廷采纳了王韶提出的招抚蕃族、进图西夏的建议。王韶到了西北，在李宪的协助下，努力经营洮湟地区，三年之间，就收复了熙（今甘肃临洮县）、河（今甘肃临夏市）、洮（今甘肃临潭县）、岷（今甘肃岷县）、叠（今甘肃临潭县南的迭部）、宕（今甘肃宕昌县）等州，拓地两千里，招抚吐蕃部族三十余万帐。宋王朝为此设置了熙河路，对准西夏右厢地区建立起了一道可进攻退守据有优势地利的战线。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四月，西夏皇宫里发生政变，国王秉常失位被囚禁。宋神宗见有机可乘，决定调集大军，分五路出兵，要把西夏一举**平。这场规模空前的宋军大出师，总统帅就是李宪。李宪从熙河路出发，种谔出鄜延路，高遵裕出环庆路，刘昌祚出泾原路，另一位宦官王中正出河东路，五路分道进军，最终会攻西夏首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五路宋军数十万人出发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按期抵达目的地，沿途又一再受到西夏军的袭扰侧击，最终损失惨重，无功而返。李宪上奏宋神宗，主张把主力集中在泾原一路，向前进筑堡寨，直抵鸣沙城（今宁夏中卫县境），作大军出发的基地。种谔、沈括等人则要求朝廷大力经营横山，巩固和扩大对这一山区地带的占领。宋神宗采纳了后一项建议，派徐禧视察边防，在银、夏、宥三州交界处修筑了永乐城（今陕西米脂县西）。城刚修好，西夏发倾国之兵前来围攻，其精锐骑兵“铁鹞子”抢先渡过无定河，震**冲突，锐不可当；主力步兵漫山遍野，蜂拥而至。守城宋军因水源被断，渴死大半，士兵绞马粪汁当饮料，竭力支撑。沈括、李宪闻讯，调军队前去增援，中途又遭到西夏军队的阻击，无法到达城下。最后，天降大雨，夏兵连夜急攻，永乐城宣告陷落，徐禧与守城蕃、汉官兵一万二千多人全部阵亡。李宪从此被宋神宗罢免，不再实际领兵。

后来，童贯长期统兵，主持西北军事，掌握北宋兵权长达二十余年，似乎有后来居上之势。童贯之所以能在徽宗一朝独揽军权，与他早年追随李宪，曾经“十使陕右”确实有关系。童贯在控制兵权方面，可能受到李宪言传身教的影响，他们二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童贯真正发迹，得缘于蔡京。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年仅25岁的宋哲宗病死。由于哲宗没有儿子，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朝内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向太后想立哲宗的异母弟弟端王赵佶，另一派是宰相章悖主张立哲宗的异母长弟申王赵僻，或是立哲宗的同母弟弟筒王赵似。大臣们分成两派，争得面红耳赤，知枢密院事曾布全力支持向太后，端王赵佶便当上了皇帝，即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宋徽宗。

宋徽宗登基后，表示要调和新旧两党，以显示自己的公正无私，就把年号改为“建中靖国”。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正月，向太后去世，旧党失去了后台。这时，曾布窥伺宋徽宗的意向有了变化，向皇帝慢慢提出了“绍述”之说，要宋徽宗继承宋神宗的改革遗志，打起变法派的旗帜。宋徽宗征得曾布之说后就把年号改为崇宁，表示自己继承宋神宗熙宁时期重用王安石进行变法的事业。旧党宰相韩琦的儿子韩忠彦首当其冲，很快被排挤出朝。蔡京在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七月，担任右相，宋王朝从此跌进了宋徽宗、蔡京腐朽统治的黑暗深渊之中。

宋徽宗重用蔡京，与童贯大有关连！蔡京（1047—1126），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福建仙游县）人，是一个政治上反复无常而又卑鄙无耻的典型小人。他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考中进士，任钱塘县尉，后逐步升迁至中书舍人。蔡京刚刚踏上仕途的那几年，王安石变法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他也曾追随变法派。宋哲宗元祜初，司马光主政，旧党得势，他又马上转身投靠了司马光。司马光上台后，尽罢王安石新法，限令各地在五天内，把募役法改回为原来的差役法，各地官员纷纷表示时间太紧，恐怕难以完成。蔡京这个时候，正担任开封知府，独独只有他十分卖力，按期把京畿各县的役法恢复了过来。到政事堂去向司马光报喜，司马光听完汇报后，高兴地对他说：“要是人人都象你这样奉行法令，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哲宗亲政后，改年号为绍圣，表示要恢复宋神宗的新政，新党上台，旧党又遭打击。蔡京马上见风转舵，摇身一变成了改革派。章悖执政后，又想改革差役法，可再三讨论，见头绪太多，不敢下决心。蔡京便乘机凑上去讨好说：“这有什么难的!按熙宁时作法办就行，何必讨论?”在役法问题上，司马光和章悖代表的旧党与新党，主张截然不同。蔡京在十年之内，亲临其事，竟然能翻云覆雨，两面讨好，由此可见奸诈狡猾。

宋徽宗刚即位，旧党御史陈瓘上书，弹劾蔡京诡诈，又交通近侍。向太后讨厌蔡京，见了奏章，马上将蔡京赶出京城，贬为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市）知府。蔡京对此非常不满，一路上慢腾腾，磨蹭着不愿去上任。御史陈次升、龚夫、陈师锡等人想打落水狗，便连续上奏，宋徽宗罗列了蔡京种种无耻罪状。宋徽宗只好把蔡京干脆撤职在杭州居住。

蔡京渡长江，沿运河坐船到了苏州，在苏州他想建一座佛寺。便召集当地僧人计议，都认为建佛寺要花费大笔钱财，有人说：“如果一定要完成此项佛寺，非求助于朱冲不可!”蔡京就打听这朱冲到底是什么人?原来，朱冲就是苏州本地人，为人狡猾奸诈，富有智术，出身贫贱，当过佃客，凶顽不驯，’被主人抽了一顿鞭子。他一气之下，跑到外地去讨饭，路上据说遇到一个异人，送给他许多金子和奇书。他回到老家后，开了一家药铺，病人买了他的药后，一吃就见效。很快，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上门求医求药的人越来越多，便很快成为一方首富。蔡京听完介绍后，就让郡守请来朱冲。蔡、朱二人一见，谈了一番，便觉十分投缘，朱冲表示，不管花多少钱，都由他一人独自承担。几天之后朱冲就来请蔡京去度量基址，蔡京一到那儿，就看见空地上已经堆了一大堆巨木。蔡京十分吃惊，暗暗赞赏朱冲办事迅捷，能力过人，蔡京把建寺之事交于朱冲办理了。蔡京携带家眷到达杭州后，整日百无聊赖，以书画酒色自娱，暗地里在窥伺着政治风向，时刻准备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守徽宗不但是一代昏君，而且也是位历史上出名的风流天子。他会吟诗作赋，又能书善画，宋代人说他的文采风流胜过南唐后主李煜百倍。这位宋朝天子，对玩乐特别有瘾，声色狗马，琴棋书画，奇花异石，飞禽走兽，甚至蹴踘（踢球）、谐谑，都能引起他的兴趣。凡是能投其所好的人，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村夫野汉，都会得到他的宠信和重用。高俅本来是个听差的，因为在徽宗面前卖弄过他的高超踢球技艺，从而得到赏识，不几年就升任为殿前都指挥使，统领中央禁军，并获得了“使相”的头衔。跟高俅一起在端王府邸随从人员看到高俅一再升官，要求徽宗对他们一视同仁，宋徽宗竟然说：“你们凭什么呢?你们有他的好手脚吗?”就这样，宋徽宗无心于政事，却把全副精力都用在玩物丧志上。自古江南人杰地灵，美女才子如云，书画名家辈出。徽宗当上皇帝后，便在杭州设立了一个明金局，专门负责为他搜罗书画珍品和奇巧玩物。赵信马上就想到了他身边最得力的奴才。于是，向宋徽宗引荐。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乘船南下了，到杭州明金局去当主管。

童贯到江南后，日夜奔波于三吴大地，忠心耿耿地为宋徽宗搜访书画奇巧之物。杭州自然是他的大本营，童贯在此“居流累月”，这期间，结识了蔡京。一见如故。你来我往，欢宴游玩，以至通宵达旦，蔡京其人，也善长书画，童贯在蔡京的帮助下，弄到了许多名家精品，每天派人专程送往开封。为引起宋徽宗的注意，童贯还经常把蔡京的书画作品夹在其中。精于书画的宋徽宗看到童贯十分尽心尽力，便非常高兴，见到送回的贡品更是兴致盎然。童贯每一次往京城送书画时，都要附带奏上一本，吹捧蔡京多才多艺，又对皇帝忠心不二。徽宗开始留意，有了重用蔡京的念头。在这同时，宋徽宗也很喜欢道教，对神仙方士以及幻术十分迷信。东京开封城里有一位叫徐知常的方士，经常出入皇宫禁地，用拜神论仙、符水道篆骗取皇帝的欢心。太学博士范致虚和这位徐知常私交不错，他们互相结纳，互相利用。范博士对徐知常大谈自己理想抱负，声称有经天纬地之才，不能施展手脚，叹息英雄无用武之地。徐知常就问：“这是何故?”范博士答：“只恨无合适的宰相。”“那谁是合适的宰相?”范博士颇有深意地说：“兴化仙游人蔡元长（蔡京字元长）。只有此人为相，我辈方能大展鸿图。”徐知常只要一进宫，有空便把范致虚的这番话广为传播。后宫妃嫔和内侍宦官们众口一词，纷纷称赞蔡京，只要他一任相，就使天下太平。在这些舆论的影响下，宋徽宗很快把范致虚提升任为右正言，任命蔡京为大名府知府。

正在这时，朝里左相韩忠彦和右相曾布正在闹别扭。是因为两人分属旧党与新党，意气相争，政见不合，二则因权力冲突，两人关系急剧恶化。右相曾布为加强自己的势力，以打击守旧派，他极力鼓动宋徽宗，把蔡京重新召入京城，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进京不久，起居郎邓洵武又煽动徽宗说：“陛下是神宗的儿子，现任宰相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当年神宗推行新法，利国利民，韩琦却一再反对。韩忠彦现在更改神宗之法，可以说韩忠彦作为朝臣，尚能继承其父遗志；而陛下贵为天子，反而不能绍述先帝?如果陛下要继志述事，那就非用蔡京不可!”邓洵武还画了一张《爱莫能助之图》，献给宋徽宗。图中显示出，满朝辅相、公卿，都是想害政不愿绍述的人，能绍述先帝之志者，只有蔡京、温益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邓洵武指着图对徽宗说：“陛下现在想要绍述先志，可惜满朝大臣，却无一人能鼎力相助!”在曾布、邓洵武等人的怂恿下，宋徽宗改变了调和两派的态度。宋徽宗十分赏识蔡京，决意要让他当宰相，在宋守元年五月罢免了韩忠彦；在闰六月，将曾布罢相；七月，蔡京正式为宰相。

由于童贯的援引举荐，才使蔡京从一个贬逐之臣能够迅速爬上宰相的高位。蔡京内心颇为感激，自然不能忘怀。童贯只是一名内侍，却身份特殊，能直达天阙，大有利用价值。童贯行走好运的时机来到了。

自从蔡京当政之后，打起变法的旗号，宣称今后要恢复神宗熙宁、元丰间已行之法度，当年神宗想改革还没来得及改革的问题，也要重新更张。对元祜党人，则不遗余力地进行残酷的政治打击。把司马光等120人定为“奸党”，由宋徽宗亲笔书写，刻石于皇宫的端礼门，称为党人碑。又把神宗和哲宗当政时期的反对派范柔中等列为“邪类”，共计500余人，加以降官责罚。宋徽宗和蔡京于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又把元祜、元符党人合为一籍，重新确定309人为“党人”，刻石于朝堂，并规定这些党人的子弟不得擅自进入京城，更不能在京城居住，不能在京城开封附近作官。北宋末年的政局波澜迭兴，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愈演愈烈。蔡京一伙人，在内政上依照熙宁初年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作法，也在尚书省内设了个“讲义司”，蔡京自任提举。为了使他们“绍述”新法的假戏演得更真，蔡京甚至于追封王安石、蔡确为王，借以标榜自己是真正的“新党”。他们打着“绍述”的幌子施行所谓“新法”，名为遵用熙丰之典，实际上却没有一件事符合熙丰旧制。这时的“新法”，已成为残酷压榨老百姓和排斥异己、打击迫害新旧党人的王牌。

蔡京对于边疆纠纷，也企图效法王安石重用王韶收复河湟的旧例，便策划对西夏用兵。北宋和西夏自从公元1067年重开战端以来，双方谈谈打打，和战不定。宋强夏弱却是不可变更的事实，尤其到宋哲宗时期，西夏与北宋交战，而北宋方面，逐渐开始暴露出“杀人争地”，好战黩武的征服意图。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西夏国王乾顺见在战场上无法与宋军抗衡，只好央求辽国出面斡旋调解，宋夏双方才有了一段短暂的和平时期。宋徽宗上台后，吐蕃部族酋长溪巴温与其儿子谿赊罗撒占据青唐（今青海西宁市）一带，羌人多罗巴打算胁裹谿赊罗撒归附北宋王翩。另一吐蕃首领谿厮啰的重孙陇椤则据守都州，北宋朝廷任命他为知州，赐其名为赵怀德。这时，赵怀德畏惧多罗巴的势力太大，便逃到黄河以南的羌人部落中，在那儿招集部众，发号施令。北宋朝廷恐怕这些吐蓍、羌人互相煽动勾结，造成大的动乱，便想对这一带大规模用兵。就在这时，蔡京刚当上宰相不久，也想对西夏用兵，以树立自己的威望。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底，童贯已成了内客省使。北宋政府在常朝之后，凡遇到休假达三天以上者，文武百官要全部集中到内殿去朝见皇帝，称为横行或横班。内客省使就属于横班正使，虽无执掌，却是武臣、内侍迁转的阶官。童贯自然名位尚不显著，但富贵却正在向他招手。蔡京为了报答童贯的援引之恩，便向宋徽宗推荐说，童贯曾经十次出使考察西北陕甘一带，对陕西各路地理民情十分熟悉，非常了解西北将领的优劣长短，完全可以统军征战。其实，宋徽宗本人也有意想收复湟州（今青海乐都）、鄯州（今青海西宁市）地区，便同意了用兵计划。至于任命谁为统兵大将，徽宗心中还有些踌躇。因为命将出兵的事由枢密院主管，徽宗当然也要征询一下主管官员的意见。这时，正是蔡京的弟弟蔡卞知枢密院。宋徽宗便问蔡卞：“爱卿以为谁可任统兵之职?”蔡卞答道：“王厚最佳，次则高永年。”宋徽宗就折衷蔡氏兄弟的意见，心中早已有了底。宋徽宗在次年四月便下诏令，正式任命王厚为大将，派童贯当监军，率十万大军去进攻湟、鄯地区。为了这次出兵，蔡氏兄弟日夜谋划，从国库调发了大量钱帛作军费，又召募商人为前线输送军粮，官府从地方上买粮不问贵贱，竟全部收购。因此，西北州郡粮价飞涨，鄯州、廓州（今青海尖扎西北）每斗米都卖到了四千钱，连一束喂马的草也值一千二百钱。这自然给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了痛苦，以致民怨沸腾。由此看出，蔡京在竭力为童贯撑腰打气，希望他能打个漂亮胜仗，好给自己脸上贴金。大军出发后，很快推进到湟州一带。恰好在这个时候，京城皇宫里的太乙宫无缘无故地发生了一场大火灾。宋徽宗认为这是个不祥之兆，便派使臣带着他的手令，快马加鞭，昼夜兼程赶到前线，命令童贯暂时停止向西前进。童贯邀功心切，看完手令后，一言不发就塞进了自己的靴子里。这时，王厚从一旁走过来，忙问道：“京城里发生了什么事?”

童贯信口撒谎说：“没什么!皇上在催咱们赶快进兵取胜呢!”

到了这年六月，大军继续西进。多罗巴侦知北宋大军已到，想聚众抵抗。他把手下的数万兵丁分成几拨，由他三个儿子指挥，分别阻击宋军。王厚对外宣称就地驻兵，等羌人放松戒备后，秘密下令分兵两路，由他和偏将高永年率领，对多罗巴进行钳形夹击。杀了多罗巴的长子和次子，小儿子阿蒙也被流矢射中，便和其父一同上马逃命，宋军顺利攻占了湟州，首战告捷。

到了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四月，宋军继续西进。王厚将大军分成三路，由高永年指挥左军，张诫指挥右军，他亲领中军，会师于宗哥川（今青海西宁市东）。吐蕃军队在宗水岸边布阵，北靠北山。谿赊罗撤令左右设黄屋，建大旗，在山头上挥手为号，指挥兵丁猛攻王厚的中路军。王厚则派骑兵从背后登山，击溃敌军，自己率步兵张弓蹶弩，对败退下山的吐蕃溃卒迎头猛射，敌方损失惨重。张诫指挥右军乘机渡过宗水，猛扑敌阵。正当双方大战之际，突然刮起狂风，一时飞沙走石，直向对岸敌阵卷去。吐蕃士兵迎风站立，连眼都睁不开，因而全军溃败。宋军这一仗下来，共计斩首四千三百余级，俘虏了敌兵三千多人，谿赊罗撒仅带几名亲从落荒而逃。谿赊罗撒的母亲龟兹公主和一些部族酋长打开宗哥城城门，投降了宋军。大军入城后，王厚估计谿赊罗撒肯定会向西逃向青唐，便想派精骑连夜穷追。童贯却在一旁自作聪明，认为恐怕早就追不上了。王厚认为打了胜仗，也就不再坚持了。不久，宋军攻克了青唐，一打听，方知谿赊罗撒西逃时，果然在青唐城里住了一夜，童贯这时才后悔莫及。由此可见他不懂军事，爱在主将身边指手划脚，贻误战机，混监军。

宋军在夺取宗哥城后，分道前进。一路向西，兵不血刃就拿下了青唐；另一路转向西南，进逼廓州。占据廓州一带的羌酋落施军令结望风而降，拱手献出了廓州。违抗圣旨本应受到处罚的童贯，反而却受到宋徽宗加封，成了开边拓土的功臣，被提升为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宋代太监寄资以殿使兼任观察使这种殊荣，就是打从童贯这儿开始的。由于这一次用兵取得了胜利，不仅童贯升官受赏，蔡京也从中捞到了不少好处。宋徽宗认为，这次策划用兵，蔡京兄弟昼夜谋划，出了不少力，又大获成功，自然应予以嘉奖。宋军克湟州后，徽宗立刻给蔡京进官三等，为蔡卞和蔡京的几个儿子进官二等。收复鄯州、廓州后，又下诏加蔡京司空衔，封其为嘉国公。

北宋王朝因新迁，于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正月，收复了湟、鄯、廓三州之地，便把熙河兰会路改名为熙河兰湟路，任命童贯担任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这年三月，由于鄜延路宋将陶节夫奉蔡京命令，在延安一带招诱西夏人归宋，引起西夏国王的愤怒，西夏便调兵在沿边大举攻掠，原来的败军之将谿赊罗撒借西夏军的声势，进逼鄯州的宣威城（今青海大通东南后子河附近）。鄯州知州高永年领兵抵挡，出城北行三十多里，便遭到伏击，战败被俘。多罗巴对他手下的士兵说：“这个人夺我国家，使我们宗族漂落无处可归，真是百死不解我恨!”于是，他下令杀了高永年，并残忍地剖尸取出高永年的心肝，一口一日地吃了下去。随后羌人、吐蕃聚众放火烧了大通河上的木桥，纷纷叛宋附夏，西北大震。事发后，宋徽宗龙颜大怒，便要治边将的罪。这时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王厚得罪了蔡京，蔡京把所有的过错就都被推到了王厚的身上，王厚被贬为郢州防御使。童贯便掌握了西北一带的军事大权

童贯在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正月，又升任为武康军节度使。这年春天，他又领兵出征，讨伐吐蕃溪哥部落。到四月份，溪哥王子臧征扑哥战败投降，宋军收复了溪哥城，改建为积石军（治今青海贵德县西）。之后，宋军重新收复了洮州。童贯因这次的军功加衔检校司空，继续主管西北守卫边疆的工作。

童贯随着“功劳”的积累，权力的增大，居功自傲。作事专横跋扈，无论选拔将吏，还是谋划出兵，他都敢好恶由心，恣意妄为。许多重大的事情，他往往不向宋徽宗请示，就擅作主张，未把当朝宰相蔡京放在眼里。就连待人接物，也是鼻孔朝上，一派趾高气扬的神气，对蔡京不象以前恭敬。为此蔡京与童贯之间，便由不快而渐生矛盾。当宋徽宗想再一次晋升童贯，授予他开府仪同三司（使相）的权力时，蔡京出面作梗了。蔡京逢人就振振有辞地说：“使相的大权怎么能随便就送给宦官呢?”以此为由，阻止了宋徽宗给童贯加上开府仪同三司之衔。

拒绝了皇帝的诏书，宋徽宗对童贯的宠信却是有增无减。童贯面监一项新的殊荣，出使辽国就是童贯新的使命。

北宋朝廷在宋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九月，决定任命端明殿学士郑允中和检校太尉童贯担任贺契丹生辰正副使，出使辽国。为此，朝内曾一度议论纷纷，不可收场！

其因是宋辽两国自从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澶渊定盟以后，虽然闹些别扭，发生些小冲突，但基本上保持和平友谊的关系。一百多年来，每一年双方的君主都互派使臣，交贺“生辰”（皇帝或皇后生日）和“正旦”（新年）。如果一方国内有重大事件，例如旧君死亡新主登基时，就要派遣“告哀使”和“告登宝位使”，以告知对方；而对方也相应会派出“祭奠使”、“吊慰使”及“贺登宝位使”来报聘。北宋方面每年派出的贺正旦使，一般在九月左右发遣。大体命令下达后，受命者要准备一些时日，沿途坎坷延误，只要按期到达契丹京城就可以了。贺生辰使也应在生日前两三个月就启程。这时在位的辽天祚帝生于四月十九日，称为“天兴节”。北宋的贺生辰使在正月或二月出发，时间也绰绰有余。郑允中和童贯这次出使，正是充当贺生辰使的，为何却要在九月出发呢?这里面有个缘故。大概从辽兴宗时期开始，辽方觉得每年接待两批北宋使臣，实在是个苦差事，便要求宋方把贺生辰使和贺正旦使放在一起，同时出发，辽国则人为地将皇帝生日提前或移后，接受宋使的拜贺。

九月中旬，郑允中和童贯一行便正式出发了。但在当时，宋代的使节从不派宦官充任，这次却派童贯担当贺生辰副使，这在北宋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是先例的。同时，徽宗为童贯加衔检校太尉，也属罕见的殊荣。因为在宋代，太尉乃三公之一，是一种武官的荣誉头衔，一般只授给那些功勋卓著的武将或统兵文官。宋徽宗作出这个决定后，朝野议论纷纷，不少大臣公开表示反对。有人就说：“派一名宦官充当泱泱大国的外交使臣，难道我们大宋真的没人了吗?”宋徽宗听后，连忙解释说：“契丹国王听说童贯打败了羌人，指名道姓要见他。派童贯担当使臣的重任，乘机可以刺探契丹国内政治、军事情况，这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

天祚帝耶律延禧自寿隆七年（公元1101年）正月即位以来，辽的政治日益腐败，各级官员贿赂，贪污成风。天祚帝穷奢极侈，畋猎**酗，怠于政事；加上拒谏饰非，信用谗谄，阶级矛盾急剧激化。自兴宗以来，契丹皇帝无一不佞信佛教，寺观遍布全国，又赏赐无节。天祚时国用不给，上下穷困，府库毫无余积。这次天祚提出要面见童贯，其目的就是借这位徽宗宠臣之手，弄到更多的玉帛奇玩而已。所以，童贯临行前，遵从宋徽宗安排，搜罗大量的奇巧珍玩，两浙一带出产的高级书柜床椅之类的东西，装车随行。童贯打算届时面见辽帝，献上大批礼物，以取得辽国君臣的欢悦与信任，从而使自己得以顺利地完成刺探辽国虚实的重任。

十月的一天，童贯他们到达卢沟，天黑后驻在驿馆。童贯正在屋内踱来踱去。突然，手下侍史推门进来，低声说：“禀太尉，刚才有一陌生男子从北边大道过来，要求面见大人，有大事相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