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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说新语到颜氏家训（第1页）

从《世说新语》到《颜氏家训》

南北朝的著作，流传下来的并不多，《世说新语》、《文心雕龙》、《诗品》、《文选》、《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颜氏家训》这几部书，表现了一定的时代特色，代表了这一时期在文化方面的成就。

《世说新语》分语言、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篇，全面地记载了上起汉末，下迄东晋这一时期士大夫的言行，揭示了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

魏（曹魏）晋以来，士大夫崇尚老（子）、庄（子），饮酒吃药（五石散），生活上不修边幅；平时品评人物，玩弄抽象的名词（“谈玄”），十分讲究语言的艺术，提倡用很少的话表达丰富的意思，往往说得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便是当时人所说的“清谈”。西晋时，清谈的领袖王戎向阮瞻问孔子和老庄的异同，阮瞻只答了三个字：“将无同”。王戎却非常佩服，马上给阮瞻做官。“将”、“无”二字是助词，没有什么意义。对于王戎所提的问题，阮瞻实际上只答了个“同”字，可是在王戎看来，却答得言简而意赅，是清谈的上品。《世说新语》就是这一时期“清谈”的记录，它的文笔也就以简洁著称。

刘义庆是宋朝的贵族，是很羡慕这些清谈家的言行的。当他编写这部书的时候，找了一些文士来帮忙，这些人的思想和他也大致相同。《世说新语》全书中的精神是崇尚自然，一切言行，只要自然，都被认为是好的。刘伶是个出名放诞的人，在家里脱得一丝不挂，有人来访问他，劝他不要那样，他说自己把天地当房屋，房屋当衣服，到他这里来的人，是自愿钻进他的裤子里去的。象这一类的言行，编写者据事直书，不加可否，实际上是在赞美。山简是个大官．做荆州刺史，整天喝得醉醺醺，也被认为是名士的风度。本来，那时候出身士族的人，就是要做名士，“痛饮酒，熟读《离骚》”，过着社会寄生虫的生活，什么事情也不做。

魏（曹魏）晋的名士，喝酒吃药，本来反映了地主阶级贪图享受的腐朽本质。但喝酒这件事，在不同时期不同的人的身上，有着不同的意义。比如刘伶喝酒是愤世，山简却是玩世。愤世的人．牢骚满腹，“熟读《离骚》”，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反对派对于政治压制的反抗；玩世的人，“熟读《离骚》”，只说明了这批剥削者闲得无聊，闷得发慌而已。

《世说新语》这部书，可以使我们了解那时士大夫思想生活的全貌。梁朝刘孝标搜集了四百多种书，为它作了注，补充了一些材料，纠正了一些错误，使得它的内容更加丰富。

魏（曹魏）晋以来的清谈，在南朝接近了尾声，《世说新语》恰好替它作了总结。后来有不少人著书，模仿《世说新语》，但总学不象。社会情况不同了。没有了那时的清谈，这样的书也就不可能再出现。

唐朝以后，有一部在我国流传得最广的文学总集，这就是梁武帝的儿子昭明太子萧统编集的《文选》。唐朝大诗人杜甫教儿子“熟精《文选》理”，把它当作文学的教本；赵宋时有人说：“《文选》烂（读得熟），秀才半”。把它当作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因此唐宋（赵宋）以来，有很多学者研究这部书，日子久了，研究《文选》便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称为“选学”。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文选》的影响是很不小的。

萧统是个文学家，勤奋好学，收藏了三万卷书，招集了著名学者，编选了这一部上起周秦下迄齐梁的文学总集。在当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盛事。我国古代文学，经过建安年间的繁荣，在南朝已经到了总结的阶段，萧统的编选工作，正适应了这一要求。

《文选》这部书选集了我国周秦以来各种不同文体的作品，原分三十卷，后来唐朝李善作注，重新分成六十卷。萧统在《文选》序文里说过，他选文的标准是很严格的，要“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才得人选。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既要有独到的见解，又要有动人的文采，内容与形式并重。但萧统毕竟摆脱不了当时士族文人重形式的风尚，有一些好诗便被摒于《文选》的门外；当时的民歌，更全部落选了。

比《文选》早一些的《文心雕龙》，是一部总结性的文学评论著作，价值在《文选》之上。作者刘勰，年轻时家里贫困，和名僧僧祐同住了十几年，后来在梁朝当小官，最后出家了，僧名慧地。

刘勰是一个学者，精通儒家的经典和佛学，在文学方面有很卓越的见解，超过了前人，他同时的人也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的。当他完成《文心雕龙》这一巨著时，不过三十三、四岁。

《文心雕龙》几乎涉及了文学中所有的问题，其主要内容有总论、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是我国自西周以来文学的大总结。

当佛学和玄学盛行的时候，刘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倾向。他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认为文学的变化是由于时代的不同，指出建安文学的“雅好慷慨”，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欲怨”，初步建立了用历史眼光来分析、评价文学的观念。在文学上形式主义风靡的时代，他赞成“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主张内容决定形式，而不是相反。他不承认有抽象的文学天才，认为一切好作品，莫不是对事物作了仔细的观察，在表现方法上下了苦功的缘故。

刘勰之后，在封建社会，文论的著作很多，但没有一个作家象刘勰那样严肃而系统地探索过那么多的问题。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著作中，《文心雕龙》不愧为一部体大思精的巨著。

钟嵘的《诗品》，是在《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专门评论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钟嵘在齐、梁时做过小官，对当时文学上的形式主义的风气是很不满意的。他借用了东汉以来品评人物的办法来品评诗歌，对汉魏（曹魏）以来的五言古诗做了总结。被他品评的诗人从两汉到梁朝一共有一百二十二人，列入上品的十一人，中品的三十九人，下品的七十二人。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注意探索每个人在风格上的源流派别，指名批判了当时专门讲究用典故和重声律的作家。评语有很多是切中时病和有独到见解的。在反对形式主义的同时，他提出最好的诗，是由于“直寻”（出于自然）而得。

但钟嵘毕竟摆脱不了当时文学上形式主义的影响，当他品评诗人时，往往重词采而忽视思想内容。因此，陶渊明被列人中品，而“甚有悲凉之句”的曹操竟被列到下品中去了。

东汉以后，我国长期分裂。439年，北魏统一北方，文化和其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对于祖国的山河形势、历史传说、风土人情有了更多的了解。郦道元的《水经注》在北魏末年出现，不是偶然的。《水经注》是一部地理书，也是一部历史和文学的书。《水经》据说是汉朝桑钦著的，记录了我国一百三十七条水道；郦道元为它作注，水道增加到一千多条，引用书目，多到四百多种，大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

郦道元在北魏末年当过太守、刺史，读了许多书，走了许多路。在《水经注》中，他搜集了大量的地理、历史的材料，引用了地方流传的神话和传说，歌颂了一些在生产斗争中建立过功勋的人物，谴责了一些对生产起了破坏作用的暴君、污吏，描写了我国美丽富饶的河山。

郦道元的文章写得十分美妙，精采的地方，又象诗，又象画。《江水》篇的注是后世传诵的名篇，写三峡七百里中的山，说“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中午）夜分（半夜），不见曦（太阳）月。”和大诗人屈原的“山峻高以蔽日兮”写得同样真切、美妙；写山间的急流，说“有时朝发（动身）白帝（地名），暮到江陵，其间一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不更快）也!”又不禁使人想起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诗句；写两岸的猿声，说“空谷传响，哀转久绝。”下面再引渔者的歌，说“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仿佛就是出自作者内心的感叹。

《水经注》使我国学者对于祖国水道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是切于实用的；作者文笔的优美，又为实用增添了不少方便。

北魏迁都洛阳，鲜卑贵族日趋腐败。壮丽的佛寺，豪华的邸第，充斥着这座汉魏（曹魏）以来的名城。**的贵族生活，使洛阳成为声色犬马征逐的中心。曾几何时，这个曾经统一北方的政权，在各族人起义的冲击中瓦解了。

《洛阳伽蓝记》便产生于这样的一个时代。作者杨街之，当洛阳在统治者内部火并中残破以后，重新回到这个曾经是壮丽的故都。他充满了“黍离之悲”，对于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作了刻意的描绘。可贵的不是他绚烂的文采，而是对于北魏末年王公贵族深深的谴责。

全书展示了洛阳盛时的全貌。帝都的气象，是壮丽而庄严的。永宁寺、景明寺建筑的奇伟，装饰的华丽，写得光彩夺目。以佛寺为中心，作者曲尽地描写了这个城市的百态，北魏末年统治者的腐朽堕落，令人感到惊心!庄严的佛事里，隐现着卑劣的灵魂；包藏在宽袖大袍中的是一些禽兽般的心。

书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活了几百年的隐士，经历了西晋以来的沧桑。这个隐士说，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书，都不是实录。有人问他：“这是什么缘故呢?”隐士说：“有些人活着的时候，本来是很平庸的，死了以后，碑文墓志却把他们捧上天：当皇帝的不是象尧、便是象舜，当大官的不是伊尹，便是皋陶（伊尹和皋陶是儒家经典里一再歌颂的两上宰相）；活着时候，明明贪婪得象虎狼，死后却被说得和伯夷、叔齐那样，为了讲求“道义”，宁肯饿死。”作者借了假托的隐士的嘴，辛辣地揭露了剥削者对于历史的伪造。

《洛阳伽蓝记》是北魏时流传至今的一部名著，既是史书，又是地理书。它文笔隽秀，叙事简括，又是极为优美的文学著作。

杨街之的生平，我们知道得很少。北魏灭亡之后，宗教迷信之风，依然泛滥。他被认为是反对佛教的一人，他写这部书的目的，也在于使帝王以佞佛为戒。在他看来，“释教虚诞”，祸国殃民。就这一点，在当时已经是出类拔萃的了。

颜之推写的《颜氏家训》，篇幅不多，只有二十篇。它对于当时各种知识，都有所论述；不少地方，还讲得切实、精到。

颜之推原来在梁朝做官，侯景之乱，逃往江陵；西魏占领江陵后，回到北方，在北齐担任官职；后来北齐又灭亡了，一生历尽离乱。因此，对南北情况，很是熟悉，而且作了比较研究，发的议论都有事实作根据。

对于北方鲜卑贵族的民族统治，他是很不满的。他说：“北方政教严切，全无隐退。”在北齐统治下，汉族士大夫，不想和鲜卑贵族合作也不可能。有些士大夫，奴颜婢膝，教儿子学鲜卑语，弹琵琶，以便伺候鲜卑贵人，博得他们的欢喜。对此，颜之推表示了极大的轻蔑，他对自己的儿子说：“你们要是这样，即使做到卿相，我也不乐意。”

南北士族，这时候已经腐朽不堪。颜之推在书中讽刺了他们脱离实际的可憎的作用，引了邺城的谚语“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来刻画这些人的嘴脸；揭露了他们的虚伪无耻，说有的人竟虚伪到用巴豆涂脸，使得脸上生疮，来表示对父母死去的哀伤，好象流了过多的眼泪，泪水渍得脸皮都溃烂成疮了!梁朝不少士大夫，在他的笔下，是一批养尊处优、不学无术、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的废物；有个官吏，看见了马，竞畏之如虎，吓得连脸色都变了。

颜之推对两汉“盛世”，十分欣羡尊敬，有着无限的缅怀之情。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他自己所目击的一切，正在消逝，他所处的时代快要结束了。在北周统一之后，他很哀伤，很郁抑。但是他的《颜氏家训》，却成为后来地方阶级教子的课本，广泛地流传在士大夫当中。当然，这部书的全部观点，都是属于封建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