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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前期立法修律

唐初统治者十分重视立法建设。李渊在太原起兵时，鉴于“百姓苦隋苛政”，宣布废除隋炀帝颁布的严刑峻法，而行宽大之令，在攻入京城长安的当天，就仿效刘邦入咸阳，“与民约法三章”的作法，“约法为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第二年，即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李渊受隋禅，即皇帝位。在他称帝后的第九天，就命令裴寂、刘文静等，“与当朝通识之士”修定法律。他们对隋文帝时所修订的律令加以损益，删修，尽削炀帝时行用的烦峻之法，同时又制定五十三条格，以“宽简”为宗旨，取便于时。李渊特别指出，设立法令的目的就是要使天下人都能了解其真实含义。以往各代立法，文字多用隐语，晦涩难懂，司法官员可藉此舞弊，故要求务必将法律条文写得明确易解，对唐以后的立法具有指导意义。这是唐代立法的开端。“五十三条新格”即为武德初期的临时法典，其内容扩大了“约法十二条”的范围，对官吏贪污受贿，犯盗、诈冒府库物等犯罪行为作了“赦不原”的规定，是以刑事惩罚为主的法规。

唐高祖李渊在颁行“五十三条新格”的同时，又命尚书左仆射裴寂、尚书右仆射萧踽、大理卿崔善为等十五人修订系统的唐律。裴寂等人根据唐初社会的实际状况，并参酌隋文帝时的律令，历时五年多，至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完成奏上，乃下诏颁行，是为《武德律分。《武德律》以隋《开皇律》为蓝本，它的篇目皆与《开皇律》同，刑名之制亦大体相当，所不同者，《武德律》将“五十三条格”正式编入新律之中，又删除旧律中苛细之文五十三条，其他不作改动，故仍为五百条。在刑制方面，将隋代的流刑三等各加一千里，即流刑三等为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服流刑者至流所还得强制服劳役，称为居作，隋制流刑三等的居作期也各不相同，分别为二年、二年半、三年，唐将三流的居作期皆减至一年。唐高祖在颁律诏书中声称其新律是“正本潭源，式流清末，永垂宪则，贻范后昆”。从后世的立法修律看，这一自诩并不是很过分的。在制定新律的同时，高祖还命人编纂了《武德令》三十一卷，《武德式》十四卷，作为行政法规，使立法趋于完善。

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后即皇帝位，当时就有人建议以重法止盗。李世民说，老百姓之所以当强盗，是由于赋役繁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无暇顾及廉耻了。我若身先去奢侈、省费用，轻徭薄赋，选用廉洁的官吏，使百姓衣食有余，则自然不会为盗，哪里还用得着什么重法呀!唐太宗上台时，天下政局已趋于稳定，人心思治，故已有条件实行“宽仁之政”。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等就《武德律》进行议论、厘改。戴胄、魏征等对旧律中较重者一一定议，将其中五十条应判绞刑的死罪，免死改为断右趾。这样作虽然使受刑者可免死为生，但又使早巳废弃的肉刑复萌，遭到朝中有识之士的反对。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就此上书，驳现行律令中不便于时用者四十余事，并建议废除断趾法，将其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贞观修律，历时十年，至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乃颁行新律令于天下，是为《贞观律》，仍为十二篇，五百条，比之隋代旧律，减大辟罪九十二条，减流刑入徒刑者七十一条，其他削除烦文，变重为轻者，不可胜数。从而，唐代刑律中的死刑条款，比古代死刑废除半数以上。太宗还命房玄龄等人，定令二十七卷，格十八卷，式三十三卷，从而形成了以“律”为核心，以“令、格、式”为辅佐的法律体系，为唐代立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同时，这也正是“贞观之治”得以实现的法律保证。

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又命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左仆射于志宁等，以《武德律》和《贞观律》为蓝本，修定新律及其他法规，于永徽二年（651年）颁新定律、令、格、式于天下。这次立法，为时仅一年，并不算长，但规模并不小，共计撰有《永徽律》十二卷，《令》三十卷，《留本司行格》十八卷，《散颁天下格》七卷，《式》十四卷，另有《式本》四卷。因前有贞观律、令、格、式为基础，这次仅就“旧制不便者，皆随删改”，故效率较高。永徽立法具有特色的是，正式将“格”分为两部，各曹司将本部常行用的、不便公开的格单独编为《留司格》，天下共用，可公开的另编为《散颁格》。其后，又下命，令内外百司将本司常用的格令，书写在本厅的墙壁上，甚至连食堂的墙壁上也要求书写与本司业务有关的条法，使官吏随时熟悉法律，以便能依法办事。

高宗永徽年间所进行的第二次立法活动，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永徽三年（652年），高宗下诏，认为对法律没有统一的解释，不便于每年科举考试对“明法”科的判定。要求广泛召集“解律人”，在中书门下的监定下，逐条疏解律文。这次对《永徽律》进行疏解，其本意是为“明法”考试作统一“凭准”，但在客观在作的，却是从立法角度上对律文作出了统一的解释，从而使司法执行引律断案也有了统一标准，“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次年十一月，撰写《律疏》的工作完成，颁行于天下。律文与疏文合为一体，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都是法官定罪判刑的法律依据。《律疏》的制定，不仅对唐代司法官吏统一地适用法律起了重要作用，而且通过对律文的注疏，阐明了中国封建法律的理论原则，大大推动了中华法系理论化的进展，使唐律的影响惠及后世，远播中外，直接促及中华法系的形成。

从高祖建唐到高宗永徽年间，历时三十余年，其立法活动皆是以修《律》为核心，同时修定令、格、式。而在永徽修《律》，特别是在《律疏》制定之后，《唐律》已有定本，基本不再作大的改动。武则天统治时和唐玄宗开元年间，虽都曾有数次较大规模的立法活动，但对《律》和《律疏》都只是进行校核、刊正，而不是重新撰修。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环境的变化，永徽以后到天宝年间，这一百余年，唐朝立法的重点是修订、删改令、格、式，尤其是格和式。如高宗龙朔、仪凤时，分别是由源直心、刘仁轨等奉敕删辑格式。武则天临朝，为收取人心，改革法制，命令史裴居道等“删改格式”，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唐休碌等奉敕删定"申龙散颁格》七卷，《神龙式》二十卷；睿宗景云元年（710年）至太极元年（711年），岑曦等奉敕定《太极格》十卷，皆为重定格、式。唐玄宗开元年间也曾有多次立法活动，其中以开元七年（719年）和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两次规模较大，名义上皆为“删定律、令、格、式”，实际上对《律》与《律疏》仅是刊正，对令、式则是删改，故“律、令、式仍旧名”，其卷数也无变动，而重点则是修改格，其格则改称《开元后格》或《开元新格》。总的来说，唐前期统治者基本上是通过修订律、令、格、式来调整法律，以适应统治需要。

（王宏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