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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第1页）

安史之乱

唐朝前期，军事方面上承隋及北周，实行府兵之制。为了保卫唐朝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长安，府兵的军府多数设于关中，“举天下兵不敌关中”，形成了居重驭轻之势。府兵由百姓中简点，轮番服役，担任宿卫及征防。有事出兵则由朝廷命将统率征行，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样，就不会有边将拥兵自重的情况。睿宗时期，始于边境设置节度使；统领边防军镇，逐渐成为常设的地方军事长官。玄宗时期，边烽日警，为控制和防御周边少数民族，节度使数目增为十个（参见“天宝十节度之设”）。其时府兵制已逐渐瓦解，朝廷宿卫不给，用招募的“矿骑”（长从宿卫）以代替番上的府兵。边军也由自愿长留戍边的“长征健儿”充当，不再由内地调发。节度使统领“健儿”组成的长驻边军，对外作战，对内镇抚，军权日重。不仅如此，节度使还往往兼管内的支度、营田等使，集军、政、财等大权于一身。此外，节度使最初以宰相文臣兼领，不专任武人。但为了抚绥少数民族及作战的需要，故逐渐用英勇善战的胡族将领以担任。天宝中，宰相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职权，“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进一步造成胡族武人长期专兵的情况。天宝后期，朝廷政治日益腐败，中央军备日益松弛，外重内轻、尾大不掉的局面也因此形成。安禄山便在这样的形势下起兵叛唐。

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营州（治今辽宁朝阳）一带的杂种胡人。均通晓边境少数民族语言，且骁勇多机智。做过互市牙郎，后都成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硅手下的捉生将。安禄山升任平卢兵马使时，以贿赂结交唐廷派往河北的使臣，博得玄宗的称许。以后又因善于谄媚逢迎，骗得玄宗和杨贵妃等人对他的信任支持。唐朝河朔一带由于贞观以后东突厥的败亡迁徙，在开元天宝年间逐渐成为一个诸种民族杂居的复杂“胡化”区域。出身胡人，熟悉民族风俗习惯而又多权术智计的安禄山，便被唐朝廷看作羁縻统治这一复杂地区和抚绥周围少数民族，安顿边境的最合适人选。为此，安禄山于天宝元年（742年）从营州都督被升为平卢（今辽宁朝阳）节度使；天宝三载，兼范阳（今北京）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十载，又兼河东（今山西本原西南）节度使。一人而身兼三镇，掌握了今河北、辽宁西部、山西一带的军事、民政及财政大权。天宝十一载，史思明也由于他的推荐任为平卢兵马使。

安禄山利用唐朝廷对他的信任，不断扩充其实力。他曾利用征战和欺诈的手法镇压契丹、奚等少数民族，并借北机会将同罗、奚、契丹降人八千收至麾下，养为假子，称“曳落河”（胡语，意为壮士），皆骁勇善战。又畜战马数万匹，多聚兵仗，分遣胡商至各处经商致财。天宝十四载，又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组成一个以少数族武人为骨干，有汉族失意文人参加，并为其出谋划策的武装军事集团。

安禄山在经过长期的准备之后，兵力雄厚。他洞悉长安朝廷腐朽、兵力虚弱的内情，又因与宰相杨国忠争权，遂于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以讨杨国忠为名，发所部兵汉、同罗、奚、契丹、室韦共十五万众，号称二十万人，反于范阳。

安禄山起兵后，河北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逃或降，或被擒杀，无敢抗拒者。叛军军锋迅速指向洛阳（今河南洛阳东）。消息传到朝廷，唐玄宗相信杨国忠之言，以为叛乱很快就会干息。于是派大将封常清至洛阳，开府库募兵，旬日间即募得六万人。但常清所募兵皆市井白徒，未经训练，在与安禄山的军队激战中，很快就被打败，洛阳失陷。安禄山纵兵杀掠，封常清与驻屯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的大将高仙芝一起退守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玄宗听信监军宦官边令诚的诬告，杀死高、封两人，起用病废在家的大将哥舒翰统兵赴潼关。次年（?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令部将史思明经略河北。

洛阳失陷后，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呆卿与平原（今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起兵讨安禄山，并号召诸郡响应。河北人民不堪忍受叛军的残暴行为，纷纷自发组织队伍，多则二万，少则万人，抗敌自保。这时玄宗已下诏欲亲征，令朔方、河西、陇右等镇节度使率兵勤王。于是唐朝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率朔方军步骑一万东征河北。李光弼分兵先出井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