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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的农民起义（第1页）

五代十国的农民起义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军阀混战，统治者异常残暴，人民生活十分艰苦。阶级矛盾激化，饥寒交迫的农民常常揭杆而起，以反对统治者的剥削。五代十国时期农民起义的特点是数量多，但由于割据的形势，农民起义的范围也受到局限，规模较小。

后梁朱友贞即位后，欲析魏博镇为二，引起牙兵反抗，魏博镇降李存勖，朱梁尽失河北之地。由于连年用兵，又失土地，后梁统治者便暴征于民，激起人民的反抗。贞明六年（920年）陈州（今河南太康、西华、项城、商水、淮阳、沈丘一带）人毋乙、董乙领导了农民起义。起义的组织者通过宗教形式组织民众，“依浮图氏之说，自立一宗，号曰上乘。”在强大的武装割据势力面前，起义军采取“宵聚昼散”的方式打击敌人。先打击附近豪强，再攻取城镇。陈州刺史朱友能平时恃戚藩之宠，横行不法，欺压百姓，对毋乙领导的起义军束手无策。毋乙等则“攻掠乡社”，人数近千，又充分利用边地的特点，与淮南相联络，尽管后梁屡次发兵征讨，但均为起义军击败。同年秋天，起义军已控制了陈、颍、蔡三州，相当于今河南、安徽大部地区。起义军推毋乙为天子，建置官属，“其余豪首，各有树置”。农民军革命政权的建立，使起义达到了高峰。后梁朝廷发全部禁军及数州兵力前往镇压，合势追击，起义军因寡不敌众而溃散，毋乙等八十余人被俘牺牲。起义失败。但毋乙、董乙领导的这次农民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后梁的统治。

后唐同光年间（923年—925年）大兴土木，年饥民困。甚至为后唐创江山的军士也家中乏食。一般百姓更是无以为生，于是“道路怨咨。”在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魏州发生兵变，军士推赵在礼为首，朝廷派李嗣源带兵前往镇压，结果，李嗣源反用兵变的力量夺得政权。此后，后唐境内兵变，起义不断。天成三年（928年）河北民起义，长兴元年（930年）关西民起义；清泰末年（934年一936年）濮阳民起义；此外华北等地小股农民起义也时有发生。

后晋石敬瑭以出卖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和人民为代价建立了后晋王朝，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对。天福四年（939年）金州人度以谠率众攻占洵阳，次年关西人张达、任康等攻占清水等城镇。开运三年（946年）河南、河北民众因战乱、天灾而饿死者数万人，定州狼山民众筑堡于山，孙方简等人以宗教形式组织农民，据寺为寨，不断给契丹贵族以打击，并获契丹甲兵、牛马、军资。此外山东兖州、郓州及沧州等地义军蜂起。

抗击契丹的农民起义一直持续到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磁州（今河北境内）人梁晖集众杀契丹数十人，夺器甲数万计并占相州（今河北境内）。澶州人王琼、河南张遇或“入于山中”，或攻取城镇，以打击契丹贵族及后汉的统治。

后周统治者鉴于梁、唐、晋、汉统治者的教训，对农民采取了某些缓和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但山东、河南等处仍有农民起义的余波。五代的农民起义打击了契丹族的入侵并加速了五代腐朽政权的灭亡。

与五代相同时的中国南方九个割据者所统辖的地区，也有规模不同的农民起义发生。如吴国境内禁民私蓄兵器，而“盗贼益繁”。淮南夏韶集众甚盛，郡邑之兵多败于其手下。杨行密亲自帅师镇压，才平息了起义。南唐境内有赵晟、萧荣等领导的数百人的起义，郡县捕之，数年不获，又有吴先等人领导的义军“四出攻剽”。闽国境内汀州人陈本聚众三万余人攻打州府。前蜀有杜处齐、李茂章领导的起义。后蜀有杜景温领导的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然规模不大，而且彼此互不联系，很快就失败于统治者的大军围剿之下，但农民起义毕竟打击了割据政权，从而促进了统一事业的加速进行。

十国农民起义中最为著名的起义是南汉国张遇贤领导的起义。南汉国的统治者以荒**残暴著名。刘葵及继承者为政赋敛繁重，政刑苛酷，因而，在其统治的境内，尤其是广东的山区与沿海一带都出现了反抗南汉统治者的武装起义，这些起义逐渐由分散走向统一，张遇贤成为其首领。张遇贤自称“中天八国王”，建元永乐（942年—943年），署置百官，并出兵攻占了惠州、潮州及其它许多县城，声威大震。后晋天福七年（942年），起义军人数已达十多万人，并向境外扩展。起义军在张遇贤的率领下，挥师北进，攻占了虔州（赣州）的一些属县，屡次打败了南唐的军队。起义军以虔州境内白云洞为根据地，凭险据守，并向四周发展，并于白云洞建造了宫室、官署和兵营。南唐政府增调大军前去镇压，在当地豪强的支持下，在起义军内部叛徒的呼应下，南唐军背后抄袭了白云洞，后晋天福八年（943年）张遇贤为南唐军俘获，起义失败。

（马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