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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第1页）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北宋初年，以杨亿为领袖，以刘筠、钱惟演、李示谔、陈越、李维、刘隲、西谓、刁衎、张泳、钱惟济、任随、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刘秉等十八人（中缺一人）为羽翼，形成了一个文人小团体。他们标榜学习李商隐，实际上则丢弃了李商隐诗歌的内容和精神，专取其艳丽、雕镂、骈俪的技巧，大家倡和，互相仿效，遂成风气。宋景德年间（1004—1008年），杨亿等人在修书和写作制诰的余暇，以作诗为消遣，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诗。后来这些诗由杨亿编集并序日：“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而予以固陋之姿，参酬继之末；入兰游雾，虽获益以居多；观海学山，叹知量而中止。……其属而和者又十有五人，析为二卷，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日《西岜酬唱集》云尔。”

杨亿等人，天才都不甚高，只知摭拾字句，以粉泽华艳为能事，引起许多人反感。陈从易深恨杨亿等人的应酬游戏之作，认为它们破坏了古代诗歌的传统，便向皇帝上书说“或下里如会粹，或丛脞如急就，”深中其弊。一次，皇帝宴请百官吃酒，一个优伶打扮成李商隐的模样，故意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苦着脸向众人说：“我是李商隐，被修书写制诰的诸公把我拉扯成这个样子。”满场百官笑声大作。优伶的这种讽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窃取李商隐的特点。尽管如此，但由于西崑诗人政治地位高，且同人馆阁，各人俱有文名，再加上社会比较安定，也需要点缀升平之作，他们仍然主盟文坛，被称为“杨刘风彩，耸动天下。”

浮艳文词可供粉饰和享乐之用，但不能作为加强封建统治的工具。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反对他的人愈来愈多。宋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下诏指责说：“近代以来，属词多弊，侈靡滋甚，浮艳相高，”并告诫各级官僚“今后属文之士，有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遮复古风。”宋仁宗时，范仲淹于天圣三年（1025年）提出改革时弊的政纲中，也要求“敦谕词臣，兴复古道，……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此后，宋仁宗于天圣七年（1029年）和明道二年（1033年）连续下诏申戒浮华，提倡古文。在这二十余年间，朝廷的表态和有见识的文人对西崑体的不满互相呼应，主张改革文风的人士接踵而至，显示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前期的活跃局面。

与此差不多同时，河北大名人柳开第一个提出了复古写作韩柳式的散文。他在《应责》中，提倡一种“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的古文，宣扬文道合一：“吾之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文也”。但他的总倾向是以道为本以文为末：“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他的古文创作未能实践他的理论，因而影响不大，但他首先提出重道、致用、崇散、尊韩、反浮靡等观点，对人们很有启示。与柳开同时倡导古文而创作也有成就的是王禹偁。他“遇中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因此“八年三黜。”他主张写“传道明心”的古文，和杜甫式的对现实有独特认识的诗歌。他以自己的作品《待漏院记》、《唐河唐妪传》等语言平易的古文和《感流亡》、《畲田词》、《对雪》、《十月二十日作》等单行素笔，直抒胸臆的诗歌，初步宋初诗坛文坛。稍后，时称徂徕先生的山东人石介开始对西崑派正式进行了严厉的攻击和批判。他在《怪说》中力诋杨亿，不遗余力：“昔杨翰林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忧天下未尽信已之道，于是盲天下人目，聋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见有周公、孔子、孟轲、杨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聋，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杨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轲、杨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灭，乃发其盲，开其聋，使天下唯见己之道，唯闻己之道，叵知其他。今天有杨亿之道四十年矣。……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其为怪大矣。”而穆修则在西崑体风靡之际，不顾流俗的诋毁和耻笑，勇敢地校对、刻印韩愈、柳宗元文集数百部，亲自在京师出售，声称“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日能之，非余所敢知也。”

此后不久，欧阳修开始登上文坛，从而将这场诗文革新运动引向了最后的胜利。欧阳修小时家贫，靠母亲郑氏盛沙练字，学问猛增。少年时代，人人以杨、刘等西崑之作相标榜，他偏不取。十七岁那年参加州考时，被考官所黜。他仍不回头，又拿出韩愈之文细加研读。七年后的天圣八年（1030年）才中进士，任馆阁校勘。在政治上他支持范仲淹，在文学上他推崇韩愈。他曾在西崑名家钱惟演慕府中作事，但丝毫不受其影响，而与尹师鲁（即尹洙）等人共同作古文。他继承穆修之事，继续校定、编印韩愈文集。在《记旧本韩文后》说：“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接着，又从理论上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并根据实验经验有所取舍：就道而言，趋向平实，就文而言，趋向平易。他反对“舍近求远，务高言而鲜事实”的文章，也反对“弃百事而不关于心”的态度，主张为现实、为时事而创作；使古文从高谈道统的理论文变为实用的散文。而且，他还以自己丰富的诗文创作来实践自己的理论，写出许多为时为事的作品。散文有《与高司谏书》、《五代史伶官传序》、《泷冈阡表》、《醉翁亭记》等名篇，诗歌有《食糟民》、《答杨子敬两长句》、《明妃曲》等卓然不群之作。宋嘉裙二年（1057年），欧阳修始任知贡举，于是，便借助行政职权严格禁止考试用华而不实的骈文，而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并通过此来选拔诗文革新的后起之秀。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梅尧臣、王安石、曾巩等人，都是在他的直接或间接的培养和鼓励下成长起来的。在欧阳修的热情努力下，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欧阳修的弟子中，为诗文革新运动立下大功的是苏轼。苏轼诗文创作的特点是重视“文”。他论道论文，远异于柳开、石介诸人，亦不同于欧阳修、王安石等。他讲道，不局限于孔孟儒家之道，而是指天地间每一事物背后的“内在物理”。他讲文，是“求物之妙”，“了然于心”和“了然于口与手”的辞达之文。一扫浮艳、用典和艰涩，使诗文革新运动步入新阶段，将西崑体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苏轼在创作上极为辛勤，在提拔青年人上也不遗余力，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来、晁无咎和陈师道、李庸等，后来也都成为文坛著名人物。如果说欧阳修奠定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胜利的基础，那么，苏轼则是最后完成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