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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国人的亲和能力（第2页）

普通中国人都能轻轻松松地做的事，外国人却做不到，这就使得中国人看低我们。我们无法吃他们吃的东西，我们无法忍受太阳暴晒，我们无法在拥挤的澡堂洗澡，我们无法在喧闹、嘈杂和气闷的地方睡觉，我们不会用橹去摇船，不会“吁、吁”地使唤骡子干活，这一切，也都使得我们成为他们的笑柄。众所周知，英军炮队在1860年去北京的路上，被当地马车夫扔在路上，弄得叫天不灵、求地不应，因为英军中没有一个士兵有能力叫中国的牲口挪一步。

外国人不能适应和遵守中国的观念和礼仪，也不能适应在我们看来是更为重要的事情，这使得中国人几乎不加掩饰地蔑视我们这个民族，因为我们不会也不可能明白什么是规矩。外国人不是不会鞠躬，而是总的来说觉得难以用中国方式鞠一个中国的躬，身体上的困难与伦理上的困难同样多。外国人无视礼仪，举止轻浮，即使有精力，也不会有耐心花上二十分钟，不紧不慢地踱方步，这样的结果无论正反两方面都可以预见。外国人不愿意用“老半天”时间去空谈。对他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是，对中国人来说，事情远非如此，因为在中国，人人都有大量的时间，却很少人有钱。中国人应该学会明白，当他消磨时间的时候，这时间是属于他的，还是属于别人的。

外国人倾向于取消令人厌恶的繁琐礼节，省下时间去干其他事情。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同彬彬有礼的中国人相比，自己时时刻刻在出洋相。比较一下中国官员与外国来访者的服装、风度、举止：前者是长袍飘逸、行为优雅，后者则是举止笨拙、跪拜生硬。“风度翩翩”这个词一向是很难用在外国人的身上的。出于礼貌，中国人只能拼命克制，不去嘲笑他们。必须注意的是：若要中国人轻蔑外国人，没有什么比忽视礼仪更奏效的了，因为他们是如此看重礼仪。如果中国人得知将看到“伟大的美国皇帝”，并且他们真的看到格兰特①总司令身穿百姓服装，嘴叼一支香烟，行走在大街之上，他们心里会想些什么呢？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一位外国领事，职位相当于中国的道台，到一个省会城市去见巡抚大人，以便解决一项国际纠纷。成千上万的人会拥上城墙，想看一看这位外国大人的随行队列，却只看到两辆马车、几匹马、一个翻译、一个专门送信的中国人和一个中国厨师。看到这样的情形，中国人的看法难道不会由好奇转为冷漠，由冷漠变成轻蔑吗？

我们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无疑比中国人优越，却无法如愿以偿地让他们看到这一点，在他们面前，我们的优越感也变得颓废起来。他们承认，我们在机械设计方面占有优势，但他们看待我们的设计，就好比我们看待变戏法的人——妙不可言，却又无甚用。在他们看来，我们的成就来自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而不是我们伟大的科学家长期专研的结果。我们的奋斗，最终都归结为是神力的帮助。同时我们又想起，孔子曾经拒绝谈论魔力。许许多多来中国的失望的承包商发现，中国人对蒸汽机与电气化所创造的奇迹，是何等漠然。中国人不想采用外国人的样本，很少例外，但却可能被迫采用。他们不关心卫生设备，不关心空气流通，也不关心生理卫生学。他们也会喜欢西方一些进步的产物，尽管不是全部产物，又不愿意采用西方的方法。如果一定要让他们采用西方的方法，他们宁可愉快地放弃这些产物。无论何种进步都有可能让中国进步，能让中国成为他们期盼已久的’、令人敬畏的“强国”，这种趋势是直接而又明确无误的。可是他们选择了拒绝，他们拒绝了我们，也拒绝了自己的进步。

如果没有一种时代精神来胜过中国人，其他的进步则还要等很久。中国的一些学者和政治家，显然是意识到了中国所处的不利地位，声称西方民族只不过是利用了古代中国人积累的数据，而古代中国人把数学和自然科学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但现代中国人不幸地让西方人偷走了这些秘密。

外国人在实际事务中表现出来的毋庸置疑的能力，中国人看来丝毫不为所动。撒克逊人欣赏“能”人，用卡莱尔①喜欢的话来说，人们视这些人为“王”，并这样称呼他们。对中国人来说，外国人的技艺是有趣的，或许还是令人吃惊的，但不是有效的。如果下一次有机会做什么事，他们绝不会忘记外国人会的这项技能。但是，他们远远不是把外国人作为模仿的榜样，他们压根儿不会那样去想，一万个中国人里大概只有一个会动这种念头。在他们看来，理想的学人应该是咬文嚼字的老学究，博闻强识，得过好几个学衔，刻苦工作，以保不饥。他的手指有几英寸长，却不会做任何事情（除非教书），靠教书保持身心一体，因为“君子不器”

我们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中国的知识界是外国人的主要敌人。尽管外国人心中藏着各式各样机械方面的秘密，却完全没有能力欣赏中国道德的伟大。这种既嫉妒又轻蔑的感情，体现在典型的中国学者身上，“头脑还在宋代，双脚踏在今天”。正是这个阶层的人，写作并传播了竭力排外的文章的洪流，近年来淹没了中原地区。

曾经有人认为，西方的发明可能会攻占中国。刀、叉、长统袜和钢琴，各式的新鲜玩意，从英国运到中国，人们感到这个国家快要“欧化”了。如果确实曾有一段时间中华国家这样受到风暴的袭击，那也是十分久远的事情了，并且这样的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的中国和中国人都不是什么风暴都可以吞没的了，他们不会简单到让自己固守几千年的文化受到这样的冲击。

要让中华民族对西方民族这个整体保持稳固持久尊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实例来说明问题，证明基督教文明带来的大大小小的成就，是中国现有的文明所无以企及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实例，那么，中国人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仍然想要展现他们的恩赐和轻蔑。他们会始终带着至高无上的目光，去看待我们的文明，而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我们的成就，来说明一个民族的进步并不仅仅是历史文化的沉淀，而更是一种态度，一种与他们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精神。

日积一善与日博一名

中国人把仁列为五德之首。仁这个字是由“人”与“二”这两个字构成的，据此推测，暗含着这样的看法：仁，是发展于两个人之间的交往。这种理论尽管与字的结构相吻合，而在中国人的生活实践中却根本没有得到证实，我们对此不必多作评论，因为聪明的观察者自会留心。然而，一些应该了解真相的人却常作肤浅的考察，认为中国人当中不存在仁。这种看法根本谈不上正确。“恻隐之心”，孟子提醒我们，“人皆有之”，①但表达方式有很大不同。佛教教人温和、仁慈、博爱，这对中国人不是没有影响的。再者，中国人在各方面都有一种注重实际的强烈天性，他们“行善”之时，一定会有多种多样的行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仁慈之心，当然，在这些方式中肯定也会有许多变通的余地。

在他们诸多的行善方式中，给中国人留下良好印象的是设立育婴堂、麻风病院、老年人收容所和免费学校。由于中国实际上没有户口调查，因此不可能确切地知道这些善行的开展程度。李修善教士曾经调查过中国中部的慈善机构，他在报告中指出，汉口有三十个慈善机构，每年的开支约八千英镑。然而，我们稍微冒昧地说，这些机构相对来说肯定是少的。这就是说，因为中国的人口众多，尤其是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这些机构是大量需要的。

每逢洪水和饥荒，经常可以看到处处设立巨大的施粥棚，并常有富人捐赠冬衣给没衣服穿的贫穷人。不仅是政府忙于此事，平民百姓也积极配合，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他们的行为值得高度赞赏，而这种有仁有义地花费巨资之举，实在并不罕见。年景不好是，城里总是挤满了一批批的难民，拖儿带女，他们被允许住进车棚和空房等处，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得以而为之。因为当大队难民涌来，却又处处无法安身时，他们就肯定会有所报复。这样的情况下，明智的办法是对他们作些安抚，对双方都没什么坏处。

我们没有把各省的会馆当做中国的慈善机构，因为这些社团是照顾远离家乡的人的。离开这种帮助的话，他们就回不了家乡，或者在客死他乡之后无法运回家乡安葬了。这是一种保险性质的日常机构，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人自己大概也这样看。

在某些劝人行“善”的书中，有人引咎于自己能记起的恶行，同时又自傲于自己的善举。善恶相抵，显示出他在中国的拉达曼斯的生死簿上的寿数。这种把一切记录在生死簿上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的实用和精明的特征，以及他们总是忘不了考虑来世报应。如果有来世，也只是现世的延伸和扩展。这种为求来世有好报的明显动机，在中国人的善举中占了不小的比例，他们的行善积德，已经在社会上广为发扬。而公开承认自己的自私动机，有时则会带来始料未及的结果。1889年4月，杭州的地方官试图从这个大城市的茶馆的每一杯茶水中征税，筹款以帮助遭受黄河水灾的灾民。对这个古都的人们来说，这种做法有点像1773年波士顿人征茶叶税，官员竭力诱导人们，发布公告，告诉他们：“倘若乐善好施，当有好报。”然而，人们联合起来不去茶馆，最后完全取得了胜利。全城的人联合抵制这种强制性的“好报”，这种奇观我们真是难得一见。

为穷困的人买棺材；收埋野外暴尸；焚烧捡到的字纸，以免它们被亵读；把活鸟和活鱼买来放生；有的地方还为病人贴上有神奇功效的膏药，免费接种疫苗，提供廉价乃至免费的劝人行善的书籍。这些都是积德的善举，它们在中国人的行善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相反的说，据我们观察，对人的行善则处于次要地位。这些善行都是千篇一律，行善者不会有什么麻烦，也用不到费什么心思。行善之人站在河岸上看打鱼人撒网打鱼，然后把打鱼人打上来的鱼全都买下来，再把这些鱼放回去。这的确比上门探访，急人所急地帮助别人要容易多了。

在讲求实际的中国人心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鱼一旦入水，鸟一旦展翅，就完全自立，行善也就大功告成了。鱼和鸟不会再指望放生的人去供养它们及其众多的“家庭成员”。由于行善的人只想让自己的善行记录下来，他们就可以去于自己的事情去了，不用担心会出现烦心的结果。然而，在中国，“善门难开”，而且更难关上。没有人能预见自己的好心好意在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而大家又都知道承担责任的风险，所以，最为明智的做法就是小心谨慎，避免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因此我们说中国人总是善于在危险发生前把它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的程度。

一位居住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被一名当地的绅士请去行善，为一个全瞎的可怜乞丐治眼病。由于那乞丐患的是白内障，这位传教士最为擅长的也就是帮别人治疗白内障，所以乞丐的视力恢复得很好。治好之后，这位绅士又把传教士请去，告诉他，这个瞎子靠的就是他的瞎眼乞讨，现在失去了乞讨的理由，因此这位传教士要弥补这一过错，把他带回去雇作看门人。有时，一位行动不便的好心的老妇会招待一下她认为值得款待的其他老年妇女，而这些老年妇女其实是残酷命运的牺牲品。我们的确听说过这个事例，但仅此一次，不过要比我们设想的多一些。说了这么多贬低的话，我们必须承认，“诚心诚意行善”在中国人生活中是很少碰到的。

一旦有大灾难降临，比如大饥荒或者洪涝灾害，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有关官员，总是先后迅速赶到灾区，试图帮助灾民，心急如焚地进行现场的指挥和调动。但是，这些赈济措施不是大规模地统一实施，正如这些不断发生的灾祸本身所暗示的那样，而只是采取一些权宜之计，似乎灾难以前从未发生过，今后也不会再发生。并且，对难民的救助偏偏在他们最需要救助时就停了下来，也就是在早春时节，长期的困苦和人口拥挤已使他们极度虚弱，最容易得病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打发他们一点现钱，让他们尽快回家去尽可能地恢复原来的生活，剩下的事情他们自己解决。当然，这样做的理由也是很充足的：政府已经是力所能及的范围了，救灾基金也已经发完了，田里有活要干，如果他们回去干农活，麦收时就能有饭吃。官员们知道，如果难民在天气转暖时还留在外面不返回家园，他们就可能会死于瘟疫。瘟疫是比洪水猛兽更可怕的灾难，对政府而言，小范围的灾难总没有成群结队地死去触目惊心。

类似的精神，也体现在“腊八施粥”这个热闹非凡的慈善活动之中。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活动是一种典型事例，表明中国人的行善浮于形式，只讲表面工作。按照习俗，中国的农历十二月初八，那些积累了大量行善愿望而平素没机会满足的人，便在这一天白天都来者不拒地慷慨施舍最为质次价低的粥汤，路边的乞丐或是穷人们——这些平素他们最看不起的人——在这个时候，也得到了我们的“善人”的恩惠。这种持续大约十二个小时的行为就称为行善，是积德的一种途径，可以为人们所谓的生死簿上重重地记上一笔。

如果碰到好年景，就没有乡下人来喝粥，因为即使最穷的人家里也可以吃到这样的粥，甚至还要好一些的粥。然而，这并不能使施粥的人怠慢此举，他们也不会把粥换得质量好一些。相反，施粥的人一如既往地宣传自己的善意，丝毫不敢怠慢，即使他们不比往年更夸大。这天过去了，终究没有一个人来要一碗粥汤（虽然他事先早就知道），只好把粥汤倒进一个个破坛子里去喂猪。行善的有钱人极其神气地回去休息了，他可以认为，尽管没有一个穷人来出席他的“宴席”，他仍然是摆出了一个样子来，人们也是见着了的，他也尽到了一年的责任，良心上有了满足，也没什么遗憾的了。但是，如果遇到坏年景，粮价涨得惊人，穷苦的人们端着饭碗在他家的门口排队时，还是这个有财有德的人却不发出任何“行善”的告示，理由是“施舍不起了”！此刻的“善人”，为何不再关注自己的辉煌形象呢？

我们曾经提及，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里，成群结队的乞丐处处可见。正如人们熟知的那样，乞丐在城市里组织起强大的丐帮，远远强大于与之争斗的其他帮会，原因在于乞丐既无所失又无所惧，他们独立于世。现今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团体，还有领导人，颇不失为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帮会。设想一个顽强的乞丐，以日内瓦仲裁所特有的“恰如其分的勤勉”，长时间地向一个店主乞讨，却遭拒绝，这个店主就会因此受到大批饥民的侵扰，他们赖在那里不走，气势汹汹，让这个愚顽不化的店主招架不住，若不满足乞丐们不断加码的要求，自己的生意就没法做。店主与乞丐双方都知道这一点，因此，这种变了质的施舍总是像涓涓细流那样永不间断。

同样的原则，经过明显的变通之后，也适用于小规模地赈济那些随处可见的川流不息的难民。我们从以上这些事例中发现，赈济的目的不是让受惠人获益，而是使行善之人获取回报。中国有句古话，叫作“知恩图报”，做什么事情都必是要讲一个付出与回报的，行善也是一样。中国人行善的目的，好比在掷双骰的赌博中掷出四点一样，凡与行善者有关的人，都要有理由肯定自己会“往前走”。

说到中国慈善事业的缺陷，一定要加上这样一条：任何救灾救民的钱粮，几乎都不可能逃避中国的层层压榨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它与中国政府的其他部分一样有着良好严密的组织。要把常备的救济钱粮全部占为己有，那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