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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中国人的团队能力

中国诗歌的古老经典之一《诗经》中有一句这样的话：“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被认为是一个农夫的祈祷。在古老的中国，人们单纯无私的心里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在各朝代的兴盛时期的富足的地方，受到了恩赐的人们可能也会这么说，但现在肯定极少有这样的祈祷了。无论家庭多么富裕，我们都不会听到有谁会祈祷让雨先下到公田里了。

因为如今的政府是一个私有的政府。家长制的政府制度所塑造出来的“父母官们”所关心的只是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他们要求臣民顺从听命，而他们的政府中的家长地位便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依靠，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很强，自然对政府也是百依百顺。而博爱众生，一切为民的思想已经在这个古老的国家销声匿迹。“人人为自己，上帝为自己”这样的句子可以很清楚地反映中国人对政权对政府的态度。“我不得不顾及自己。”这样的观念让中国的百姓在执行政府的命令时大打折扣。

人人的“私有”本能

在百姓看来，政府力量强大，足以从百姓中获取到他们的所需，而自己则不会如政府那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两个平等主体的观念一旦形成，百姓便不会再为政府着想。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人人都希望付出必有回报。事实上政府的做法完全毁灭了人们的这种期待。危难降临时政府从来都不会为百姓着想，反过来却要求百姓做更多。比如说政府致力于兴修水利，力图减轻河水泛滥的程度和损失，其最终的目的是避免赋税的损失，而不是一般人所想的为百姓造福。百姓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为政府在兴修水利时总是伴随着许多不明不白的苛捐杂税。

中国的政府忽视公共事物，尽管这是他们的职责，民众也缺乏公共精神，尽管公共事物的好坏与他们的命运休戚相关。中国的道路状况便足以证明。那些曾经花巨资修好的官路如今大多都荒废了。这些连接各个城市省份的交通要道已经渐渐地在失去它们的作用。大道上的石头或损坏或缺失，路旁的大树或拦腰折断，或倒于路中。曾经方便行走，如今却成了出行者的障碍。这样的状况不仅可见于北京附近的省份，而且可见于湖南和四川这样遥远的省份。众所周知，维修道路比修建道路容易许多，但不管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忽略了，因为事太小，政府不能从中找到索取税赋的理由，百姓也不常出门，使用不了这些交通要道，因此这些道路便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被风化磨损，直至完全不成道路，那时的政府又会四处筹集资金重修。

美国人可能也是自私的，因为自私是人的本性。但他们会利用自私去造福他人，在自己利益得到满足的同时也让他人的利益最大化。比方说，美国的民主制度这就是当时最伟大的头脑发明出来的，为建立一个既坚持自由理想又防止其负面冲击的政治体制，资产阶级进行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在此过程中也充满了挫折与失误。最终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它是当时杰出人物的智慧的结晶。这个东西就很伟大。当时的思想家们对人性的邪恶与脆弱持着现实主义的态度，不象现在的某些人这样把自私看得很伟大。他们认识到权力是必需的、不可避免的，同时权力又无休止地渴求侵犯人的权利与自由，它好斗，狡诈，腐败；他们认为，权力与自由均为合法，但二者先天性地相抵牾，权力天生就要捕食自由，而不是促进或保护自由的手段。如何对付这样一个两难困境，人类几个世纪的探索终于找出了一个出色的解决办法，这就是三权分立。

而对于百姓来说，他们关心的只是私有财产，只要不是自家的地板或是自家门前的道路坏了，他们就不会去关心，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修，事实上，连政府都放之不管，普通的百姓又有什么权利呢？自己出钱而别人却不出，道路修好却是大家一起使用，于情于理都是不公平的。“道路属于公众”这样的概念是不存在于中国人的心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拥有对所有土地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包括这土地上的所有道路。因此对这些物品的保护责任也应该属于皇帝和他的政府。而田地与道路是不同的，田地虽然也属于圣上，但人们是通过交税和上缴粮食而获得使用权的。而乡间小路，虽然也要交税，但使用道路并不能使这些土地的拥有者获得额外的收益。因此，人们受利益的驱使，会尽量将道路改变成田地，或者缩小道路的面积而扩大沟渠。乡间的道路于是弯弯曲曲，狭窄得只能够一个人勉强通过。如果暴雨把泥土冲到了路上，农夫会不辞辛苦地用铲子把泥土耐心地铲回来，因为这是他的泥土。而频繁的风沙会把道路覆盖，然后掩埋，自然的降水会渐渐地把道路变成天然水沟。由此可见，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即使是每个人都需要使用的，只要不是私有，人们便不会珍惜。

在天津与北京之间的北河上有许多红色的小旗，问了水利管理人员才知道，红旗实际上是水雷的标志。旗子是提醒过往的船只绕行。在如此重要的水利要道中，竟然随处埋着水雷！相信每一个西方人都不能相信。一支中国部队为了训练的方便竟然直接把大炮架到了省级道路上，结果极大地阻碍了交通，而且因此而受到惊吓的牲口还引发了一场交通事故。装卸货物的车停在马路中央，只有等他装完，堵在后面的十几米长的车才能通行。伐木者砍倒的躺在路上的树，只有等到他全部砍完后才会被移走。

不过聪明的中国人将公用道路私有化地很好，并出奇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舒适与方便。各种各样的货摊和手工作坊拥挤地挤在了原本宽阔的街道两旁，理发人，木匠，箍桶匠，卖菜的，小吃铺，货物齐全，服务周到。只有皇上经过时才会象应付检查一般地暂时搬开，皇上一过，瞬时又会恢复原来的热闹场面。各种声音、各种表情、各种动作，交织混杂，随着都市的节拍跳动，或紧凑，或疏松，笑声哭声打骂声声声入耳，家事公事邻里事事事关心。路旁还有无数被子迎风翻飞，地上晒的辣椒、谷子也随风扬起，扑面而来。道路成了天然晾晒场。而且就连摊位前的空地也被摊主改造成了自己的仓库。木匠把木头横着堆放在前头，打铁匠的铁也横七竖八地堆着，洗染工挂起了长长的尚滴者染料水的布匹……小摊前的空位子虚乌有，使得道路更为拥挤不堪。

但是中国人不会想到，拥有使用权就必须负起修理和维护的责任。除非拥有的是永久使用权，且是一种不可更换的使用权，否则中国人的意识永远都不会有那么先进与开化。对于个人，即使意识到，他也没有精力和金钱，对于整体，若是大家商量一起干，则又会互相猜疑，互相嫉妒，生怕自己干的多，拿的少，最终大家会互相争吵，不欢而散，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其实对于“君君，臣臣”的中国人来说，官员出面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便解决这些问题，但遗憾的是，从来没有哪个官员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和百姓一样，道路同样也不是他们的。

“公”“私”之心的本能

中国人没有公共意识还可以进一步地表现为中国人的私有意识，只有放在自家的东西才真正属于自己。因此很多公共物品的最终归属都是百姓家中。那些防范不严的公共物品往往成为百姓的猎物，如铺路的石头，城墙上的砖瓦，路上的下水道的盖子更是一块上等的好铁。外国人墓地围墙的砖块一般会在几个月内便一块不剩。而紫禁称一些建筑顶上的铜饰也被盗过。中国人认为，与其辛苦地去那十八个省偷，不如干脆直接去皇帝那儿方便。反正皇帝有的是钱，被偷了一点丝毫不会在意。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一个问题：中国人究竟有没有爱国心？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做出是或否的回答。毫无疑问，从他们对外国人的仇视来看，他们有着极为强烈的民族感情，这一点感情扎根与每个人的心中，尤其是那些常常申明大义的学者。最近，有一些地方不断地散布着一些排外的檄文，其势如同洪水猛兽般不可阻挡，坚定地要制造混乱把外国人赶出他们的国土。如此坚定的态度一方面是由于外国人与当地人们的误解，另一方面则是强烈的民族仇恨，尤其针对西方各国，因为西方各国或多或少的压榨和欺侮。当然，这些檄文受到了中国人的欢迎和称赞，然而其动力究竟是爱国，还是为赢得外国人为平息此乱而付的报酬便不得而知了。确实，不论从日常表现还是此时的表现来看，我们都找不到任何根据来相信中国人此举的爱国性。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对国家命运的冷淡，无论是哪个朝代。孔子曾经在《论语》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人对国家命运不关心的原因：“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中国人认为，即使自己关心，也不会轮到自己去当皇帝，自己去任免人事干部，自己去做出国策决定。因此实际的中国人转而将这些时间和精力投向了自己的事情。

法国遣使会教士古伯察先生的亲身经历便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种风气在中国的普遍性：“1851年，道光皇帝大丧那段时间，我们离京出行。一天，我们在一家小酒馆喝茶，边上有几位中国人，我们想随便讨论一下政治。我们谈到了皇上刚刚去世，这件重要的事情肯定会让人人感兴趣的。我们表示担心将由谁来继位，那时继位人选尚未公布。我们说：‘谁知道皇上的三个儿子中由谁来继位？如果是长子，他会沿用目前的政府体制吗？如果是幼子，他还太小，据说有两派对立的势力，他会依靠哪派呢？’我们简单地作了各种猜测，以便引出这些良民的看法。但他们根本没有在听我们的谈话。我们又一再循循诱导，想听听他们对继位或者其他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事情的看法。但是，对我们活跃的开头，他们只是用摇头作答，吞云吐雾，大饮其茶。这种冷漠开始让我们实在恼火了。一个有点身分的中国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像个家长似地把双手放在我们肩上，不无讽刺地笑着说：‘听着，朋友！干吗要去伤精费神想那些无聊的推测呢？这事归大臣管，他们拿着俸禄。让他们去拿俸禄吧。别让咱们白操那份心。咱们瞎琢磨政治，那才叫傻呢！’‘就是这个理儿。’其他人都这样叫道。然后，他们又指着我们说：‘你们的茶凉了，烟斗也空了。”’

我们还记得，1860年英军进攻北京时，各个城市处于自己安全的考虑，纷纷答应英国部队的种种苛刻的要求和条件。而且还有很多中国人自愿给侵略者充当劳力，任凭侵略军侮辱和刁难。有人还被剪去了辫子，而这一点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最大的耻辱。

在中国，总是有些觉醒者会带领人们站起来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和搜刮，而这样的集体反抗总是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政府会被迫让步。但是当要对这种反抗做出惩罚时，领头人则无一例外的成为典型，被砍头示众。没有人会抗议，会再一次地逼迫政府，即使剩下的人已经真正地受益。在这种情况下，甘冒风险，勇于献身；这是公共精神的最高典范。而其他的人则成为缺乏公共精神的最佳例证。

每逢一个朝代即将湮灭，被异族所取代或是被反臣所夺取时，总有些忠肝义胆之人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地为朝代的命运而抗争。这些极少数人的举动，证明了爱国精神和公共精神在中国尚存，在危难时候，它们仍能迸射出最美丽最眩目的火花。

仁义道德

“仁”是儒家价值体系中绝对的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是中国人道德思想大门的一块拱券石，不仅是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最高原则，同时也是个体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仁是爱惜人，关心人，是让天下人都幸福美满，这一点接近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同情则是人类的本能，是伙伴之情，有一定的对象和情况的限制。仁与同情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现在想在仁与同情的不同的基础上来阐述中国人明显的缺乏同情心，尽管他们会行行善。

中国人口密集，资源有限，在尽有的土地上还会定期不定期地爆发洪水、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人们不得不经常忍受由此而带来的饥荒、寒冷、无家可归。这些条件在其他国家，很容易成为制约繁衍速度的因素，而在中国则不同。人们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是任何制约因素都无法遏制的。再穷也要让孩子早早地结婚生子，而且为了香火永不断，不管养育能力有多强他们总要生很多孩子。由于这些原因，大部分人总是不得不用刚刚赚到钱来购买急需的粮食衣物等。这可以解释为何到处都有按日计酬的务工者，人们在急缺粮食的时候不得不以这种方式来赚钱，满足暂时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百姓口袋里有现钱。他们工作的目的很简单很直接，就是给他们钱吃饭穿衣，因为他们一无所有，他们也不可能拥有什么积蓄。甚至富人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筹到急用的所需的数目。在中国，一个人被迫筹钱去应付官司、安排葬礼等诸如此类的事情被称作“度饥荒”，那种急迫的程度就象一个饥饿的人急迫地寻求食物。贫困而又没有希望，这种条件对中国的人际关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生计之忧使得人们在干任何事情都以此为出发点，所以的人际都以是否能解决或缓解生计之忧为准绳。钱与粮是一对焦点，构成中国的椭圆，中国人的全部社会生活都围着它们转。

中国人陷于深深的难以超越的贫困的泥潭之中，他们为着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艰难求生。本身所遭遇的痛苦和无奈让他们对别人的痛苦也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第一次看到流血，腹部上的神经会发生**，因而留下了不灭的印象，但这很快就会过去，接着就会对此相对麻木不仁了，医生便是这样。而且中国人自身的痛苦已经让他们没有闲暇没有时间再去理会他人的痛苦，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片土地上的所以人都是这样活着，自己的问题很自然地必须由自己去解决。而且从客观条件来说，他们没有办法给其他人以任何帮助，无论他们怎么具备同情之心，实质上都是无能为力。因为别人缺乏的可能正是自己也缺乏的。不论从人力还是物力、财力，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都是无法帮助同情他人的，长久的缺乏造成了他们人格本性上的缺乏同情，于是这便成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一个民族的特性。

最能表现中国人缺乏同情心的还要算中国人对残疾人的态度。从人道主义方面来讲，残疾人是最需要我们关心和同情的人，上帝没有给他们一个完整的身体，让他们天生便享受不了常人的完整的快乐，作为同胞我们有义务让他们获得自身得不到的温暖与乐趣。而在中国却相反，人们不但不给残疾人特殊的照顾和关心，还对他们避而远之。仿佛身体有缺陷的人品质也有缺陷一样。在西方，人们见了盲人过马路，会主动过去搀扶；看见聋哑人有什么不便，会主动帮忙。如果是那些卓有成就的残疾人，人们更会对他们佩服地五体投地，作为精神力量的典范。而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是因为造孽被惩罚而成为这样的，因此他们处处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侮辱或是刁难。

人们总喜欢有意地当着残疾人的面来描述他们的缺陷，故意揭别人的痛处。人们总喜欢聊那些哑巴发出的种种奇怪的声音，以及在聋子面前骂些很难听的话而欣赏聋子那听不到的天真的表情，或者在跛子面前学他们走路的样子。就连白化病这样的缺陷也会成为人们的永远感兴趣的饭后谈资以及各种笑话的主题。而对残疾人来说，要想过的正常，则必须学会逆来顺受，学会充耳不闻，这时候习惯对他们来说是一切的关键。

对精神上有缺陷的人人们也照说不误。一个反应比平常人慢一些、说话有些不清的孩子，就会被人们当众叫作“傻子”、“笨蛋”等。孩子从小便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他那尚未发展起来的心智会很容易就此枯萎，反而间接地导致智商偏低。这样的做法对别的精神病人也是很普遍的，他们的缺陷被当成新闻到处传播，他们的知名度会在短时间内超过任何一个富人和官员。发病的原因、症状、治疗时间地点、他们举止上的细节等等，都会在众人面前展露无遗，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然后所有人都知道并称呼他们为“傻子”、“笨蛋”“白痴”。这就是他们在中国所受到的待遇。

一个民族把男孩和女孩区分的如此明显，把生男孩当做家里的头等大事，把女孩看成是别人家的人，还说“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一个人家没有男孩就像没有孩子一样遭人白眼，而哪个妻子可以为家族生个男孩她就可以一夜之间地位显著上升。就像传说在古代，先知撒母耳的母亲的“对头，大大激动她，要使她生气”。因此有人闷死女孩，这样的事在中国也不奇怪。

在新娘出嫁的时候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也能充分体现中国人缺乏同情心。年轻的从没有出国闺门的新娘突然间被置于大庭广众之下，被围观的人们斜着眼睛品头论足，自然不胜恐惧。本来离开从小长大的家庭和父母，单独去面对公婆和不知人品只靠媒人介绍的丈夫便足以令人不胜恐惧，围观的人们还把她像刚买来的马一样细细打量，有的还在新娘的费时费力盘好的头发上撒满草屑或是米糠，或是一阵一阵地起哄。根本没有人顾及到这个年轻姑娘的感受。公婆家的人也一样，让新娘从出家门开始就失去了安全感，带着惴惴的心来到她的新家，前途未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