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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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20来岁考中进士，初任河南福冒县（今河南伊阳西）主簿。尚未到任，受欧阳修举荐而参加直言极谏科的考试，并以“文义粲然”的《御试制科策》一文“入三等”，改任为大理评事佥风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

凤翔地处宋朝西北边陲，为宋夏战争前线。史书上说：“自元昊叛，民贪役重”，每年都要“飞刍挽栗，西赴边陲”，供应前线战争物资。地理位置如此重要，自然灾害却连年不断。苏东坡在凤翔任职期间，就遭遇到旱、涝、蝗等多种灾害。有一次，大雨一连下了三天三夜，苏东坡坐立不安；雨后又三日不晴，他更忧心如焚。于是，他亲自带领属下踹着水察看民情，想方设法救助那些最困难的人。在其名作《喜雨亭记》中，他便充分表达了自己此时的心境。

苏东坡曾两次出知杭州。第一次，杭州遭受严重的蝗灾；第二次，冬春水涝，之后又遇大旱。他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最大努力赈济饥民。诸如用修葺官舍的钱买米设饭舍以待饥者；奏请朝廷减轻税赋并免除积欠；置设药局、置病坊以治患者等等。

熙宁七年（1074年）苏东坡调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当时，密州“旱蝗相仍”，“中民以上举无岁蓄”，“公私匮乏，民不堪命”。苏东坡一面悉心赈饥，并收养了不少被遗弃的儿童，一方面组织群众抗灾自救，并表彰那些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

二、造福四方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也是苏东坡的从政目标之一。纵观他的仕途经历，东自登州，西至凤翔，北自定州，南至儋州，其间包括密州、杭州、徐州、湖州、黄州、颍州和英州等，他都担任过地方官。无论在哪儿，他无不革旧布新，移风易俗，尽心尽力地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

早在苏东坡就任于凤翔时，凤翔百姓有一件非常头疼的事，那就是年年必须砍伐终南山之树，编成木伐，“自渭水入河，经砥柱之险”，东运到京师开封。三门峡砥柱，势险水激，每年葬身鱼腹者不可胜数，有许多服役人家为此而倾家**产。苏东坡得知这一情况，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商议对策。经过反复论证，修改了实施多年的伐木、运木的规定，允许运木者“自择水工，以时进止”，抢在雨季到来之前、河水尚未上涨时运木到京。据史料，从此之后，“害减半”。

在徐州任上，苏东坡发现当地人民柴薪奇缺，穷苦人家常常为炊饮而犯愁。他经过反复调查、论证，又马上派人到城西南的白土镇一带去找煤。结果，发现那儿煤层厚、煤质好，又便于开采。从此，百姓们再也不为烧饭伤脑筋。

苏东坡治理杭州时，发现杭州的许多自然灾害都源于水利不修、河道淤塞。于是，又亲自视察当地水系，带领人民疏浚茅山、盐桥二河各10多里，并以茅山河专受江水，以盐桥河专受海潮。还大筑堤闸，控制河水与潮水。此外，鉴于西湖许久以来不浚多淤，草长水涸，葑田占据湖之大半，又先后两次上书朝廷，反复强调西湖不可废，必须疏浚。他还提出了不可废之的五条理由，即：一、废之则不合放生祝寿之旨；二、废之则居民将复卤饮；三、废之则田亩无可灌溉；四、废之则城中之河必借江水而复易于淤恶；五、废之则官酒无以酝酿。当朝廷批准他的请求后，他立即筹措钱粮，招募人力，率民众建筑起长达30多里的一道长堤。堤上造六桥，通水利以便游舫之往还；堤两旁种桃柳芙蓉，花开时犹如一片玉锦。其间，他天天都到堤上去巡视，和民夫们一同吃住。人所爱吃的“东坡肉”，就是他那时亲自烧好送给筑堤民夫而传出来的。这条长堤，被时人命名为“苏公堤”；直到现在，仍为杭州一大景观。

三、逆境雄风

苏东坡为政清廉，为人耿直，凡事有自己的见解，又敢于发表不同观点，从不趋炎附势。当时，正值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倡导变法，文彦博，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反对变法，双方明争暗斗，势不两立。苏东坡本是赞成变法的，但对王安石忙于立法而忽视查办贪官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同时，对司马光“新法不可行”的论调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甚至指斥他“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如此一来，“新党”、“旧党”都对他抱有成见。但他无怨无悔，我行我素，还常以诗文批评时政。因此，更遭到一些人的忌恨。

有一次，苏东坡写了一首《咏桧》的诗，其中有一句是“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只有蜇龙知”。其本意是：桧树的根能扎到九泉之下也不弯曲，地下的蜇龙是桧树的友邻和知音。但是，御史中丞李定和御史台（别号乌台）的一些人得知后，竟借机大做文章。他们将它解释为桧树的根宁折不弯，是表明作者在向皇上对抗，是图不轨，是大逆不道。宋神宗赵顼听信了李定等人的指控，便命人逮捕了苏东坡，并抄了他的家，李定还欲置之于死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事出突然，苏东坡还未反应过来就锒铛入狱。幸亏一些正直大臣们皆为他辩护，尤其是重病在身的曹太后也出面保护他，才使他死里逃生。不过，他却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岗）团练副使，一个月后又落官为民。

性情豪放的苏东坡刚出临狱，又挥笔写了一首诗：“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写罢，又诙谐地自嘲道：“我真是无药可救了!”

苏东坡被削官为民后，定居于黄州城南长江边上的临皋亭。

他的老友马正卿为他请得城东废地数十亩，让他开垦耕种。因为这块地名为“东坡”，他也自称起“东坡居士”，人们改称他为“苏东坡”。在此后的将近5年中，他耕耘于东坡之上，交游于田父野老之中，创作出了许多反映民间疾苦的名篇。其中，有一首为：“下马作雪诗，满地鞭箠痕；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可见，他身处逆境，心中还是想着劳苦大众!

四、除恶务尽

苏东坡一向从善如流，嫉恶如仇，除恶务尽。

在他25岁那年始任凤翔府判官时，一到任，就立即微服出访所属各县，明察暗访，直惩奸恶。对那些已经定了罪的囚犯，他也一一复审，据实按验，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在他第二次担任杭州知州时，杭州首富颜巽之子颜章、颜益竟煽动富家子弟200多人集聚闹事，惊扰社会。由于颜家财大气粗，目无法纪，多年来一直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百姓敢怒不敢言，连官府也怕他三分。苏东坡却毫不含糊，迅速查清了他们的罪行，将他们捕之归案，刺配本州牢城。当颜章、颜益下狱之日，杭州“闾里大悦”，无不为除了一大祸害而奔走相告。

当苏东坡主政定州时，他见那里军政废弛，武卒骄情，官吏们贪污成风，又严加整治。他还专此制定了一套地方法规：贪污不法者刺配远恶之地，酗酒饮博之徒杖笞惩之。不久，这儿的风气也为之一变。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也正因此，人称苏东坡“于人见善，称之惟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还说他“见义敢为而不顾其害”。宗泽

宗泽（1059～1128年），字汝霖，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元祜六年（1091年）进士。曾任大名府馆陶县（今山东馆陶县西南）县尉、莱州胶水县（今山东平度县）县令、衢州（今浙江衢州）龙游县令和登州（今山东蓬莱）通判。在金军南侵、国难当头之际，许多官吏都托故不去河北前线担任地方官。他却认为：“食禄而避难，不可也。”随后，毅然就任了磁州（今河北磁县）太守，并在那儿“缮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义勇”，积极开展抗金斗争。

宗泽年近70岁时被任命为宋军副元帅（元帅是时为康王的赵构）。不久，又兼任了东京留守和开封府尹。

一、施惠百姓

宗泽一向清廉无私，勤政爱民。无论在哪儿做官，他都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在他就任馆陶县县尉那一年，适逢朝廷征发民工大开御河。因当时正值隆冬，御河冰冻三尺，根本无法动手。许多人冻卧道旁，身患重病，随时受到死亡的威胁。宗泽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请求上司将开工时间推迟到次年初春。由于他的极力争取，使当地百姓避免了一次灾难。

在担任胶水县令时，该县豪强势力极大。他们仗势欺人，百姓叫苦不迭。尤其是一位名叫温包的恶霸，仰仗莱州通判是他的姻亲，更是胆大妄为，无恶不作。宗泽到任后，迅速掌握了他的大量罪行，并准备依法惩处。这时，那位通判果然以上司的身份召见宗泽，要求他对温包网开一面。宗泽毫不为之动摇，仍然除去了这一祸害。

在龙游任上，宗泽发现老百姓大都不识字，其子弟也缺乏读书的环境和条件，便特地为他们建立了学校，鼓励大家入校学习。从此，当地人渐渐重视起教育来，考中科举的人也不断出现。

也正因此，无论宗泽在哪儿做官，都深受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二、爱兵如子

宗泽担任副元帅之后，其爱兵如子的名声又广为流传。

宗泽虽然身居高位，却一向“自奉甚薄”，平日衣食与士兵几乎没有差别。他经常深入士兵之间，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训练情况，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每次出兵作战之前，他总是谆谆告诫他们：既要敢战，又要善战，万不可麻痹大意。每当将士凯旋而归，他又亲自前去犒赏慰劳，并将缴获的金、帛、牛、马分赏给他们。对死难将士的家庭，他一一派人抚恤。部将张某在滑州战役牺牲后，他还亲自为其料理丧事。有关资料还记载道：他常常把自己的俸禄，用来接济那些家中贫困的士兵；他一生收养的抗金将士的遗孤，竞多达100多人!

宗泽还善于从部属中发现人才和提拔人才。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年轻时曾在相州节度使刘光世属下当差。刘光世很欣赏他的气度和才干，惟恐他在自己手下没有展现的广阔空间，便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书，让他去投奔宗泽麾下。宗泽基于当时盛行的受贿保举歪风，开始时误认为岳飞是位名门财主，而刘光世受了他的贿赂才写了这封推荐函。于是，很不高兴，一见面就给了岳飞一个下马威。但当他得知原委后，尤其是发现岳飞赤忠报国之志及其文韬武略，不但高兴地将他收留下来，还委以官职，予以重用。不久岳飞犯法将刑，他又保释他立功赎罪。结果，岳飞带领500骑保卫汜水，大败金兵，名扬天下。并从此接连立下赫赫战功，迅速成为人人称道的常胜将军和民族英雄!

此外，著名的抗金将领杨再兴、李贵等人，也都受过宗泽的关爱和提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