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屋

第二十三章 株连守法（第2页）

北京《邸报》中，每年都有上报河流泛滥的奏折，像这类事情更能说明中国人互相负责的品质。1888年夏，直隶省附近的永定河泛滥，河水从山上冲下来，**。官员们看来是闻讯就赶到了现场，冒着生命危险，

奋力抢救。可惜，人难胜天，他们不过像暴风雨中的蚂蚁一样，栖惶无助。

尽管如此，李鸿章也不为之所动，仍请求皇帝立即摘去他们的顶戴花翎，或者保留官职，取消贵族身份（这是朝廷不满时最常用的手段）。直隶总督也一再上表请求将自己交付刑部，依罪处罚。同样的河水泛滥后来还发生了几次，每次都有同样的表章，皇帝也经常命令有司记录“备案”。几年前，河南省修复河堤以使黄河回归故道的工程失败了，自巡抚以下的大批官员遭到罢黜和流放。

中国人的责任感十分强烈，即使天子本人也不例外。他经常发布诏书，承认自己的缺点，把暴发洪水、饥荒和农民造反的责任归咎于己，并乞求上天宽恕。他要对上天负责，这和他的臣子对他负责一样，十分现实。皇帝失去了皇位，就表明他失去了“天意”，上天要将皇位交付应该登基的人。

中国人的责任观念与西方观念最相抵触的是一人犯法、株灭九族，太平天国起义中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最近，土库曼斯但穆斯林起义的首领雅库·贝哥也是被满门抄斩。这种做法并不仅限于镇压起义上。1873年，“一个中国人被指控盗取皇陵中的陪葬品，结果全家四代，上至年近九旬的老人，下至几个月大的婴儿，全被杀掉。在这个案子中，除罪犯一人外，其余十一人全是无辜的，根本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参与了或知晓罪犯的行动。”

中国人的责任观常被视为其各项制度永恒不变的原因之一。它就像脚镣手铐，束缚着每个人，各级官员也因之为他们从未参与或根本不晓得的事情受到处罚，这就不能不破坏各种公正原则，并直接导致了上上下下所有的官吏都掌握了一套弄虚作假的手段，如实汇报情况，还要受到严厉惩处，完全颠倒了公正原则，违背了人性。因此，官员们发现不能控制犯罪现象或觉察得太迟的时候，即使本该负责，他也要掩盖真相，以逃避责任，过分要求人们彼此负责足以说明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弊政和缺乏公正。我们对此一直都很关注。

每个致力于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都会发现，中国官僚体制中还存在着另一个弊病，那就是官吏的俸禄不能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一点微不足道的津贴也很少能全领，并且还要作为各种罚款交回去，最后，连衙门中日常的开支都不足以维持。做官的，没有其他门路可走，只好贪污受贿，以摆脱困境。

中国人的责任观不符合公正原则，已是昭然若揭的事实，也令我们时刻难忘。

可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忽略了其优点。

在西方，一个人被证明有罪之前，是清白无辜的。你也很难将责任强加到某人头上。一列满载旅客的火车，因超重压断了桥梁，不可能归咎于某一个人。一座高楼倒塌了，压死了很多人，尽管建筑师会受到指责，可他表示当时他已做出最大努力，也没听说过他将因此受到处罚。一辆装甲车翻倒，或者一次军事行动因准备不足，遭到挫败，人们也只是指责整个体制，从不针对某个人。中国人在社会公正方面远远落后于我们，可是，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学习他们古老的经验吗？它可以便我们每个人都严格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而维持国家的安全。

中国人的责任感对居住在那儿的外国人也十分重要。家里的“僮仆”能随时取出任一把勺子、叉子，任一件古玩；负责家务的总管，除自己可以欺骗你之外，不允许任何人欺骗你；那些买办，虽有大权，但又对每一分钱，

每一个职员负责——只要我们和中国人打交道，就永远会遇到这类人。中国客店的老板，很少有善良的，尤其对待外国旅客方面。可是，我们听说一个老板，为了把一个空沙丁鱼罐筒盒还给一个外国旅客，竟追了半英里，他以为那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他认为应该那样做，可不像美国的旅店老板，他们总是冷冷地通知旅客：“本旅馆对丢在大厅里的脏靴子，概不负责。”

要是举荐了某人，就要对其品质、行为和欠债负责，中国人普遍承认这是一种社会义务。外国人要想与中国人共事，就不能忽略这一点，一个中国监工，不论处在哪一位置，都会对每一次录用或解雇下属负责，这种情况会对事情的各个环节产生特殊的影响。在与中国人相互交往的漫长历史中，外国人一直本能地对这一点非常欣赏。传说从前有一个银行里的买办头，因为“男僮”让蚊子钻进了经理的蚊帐，竟将他叫去好好说明原因，如果中国人看到外国人对下属从不负责，或者不重视“应尽的责任”，肯定认为极不适宜，假如想学会，更要花很长时间。

中国人有许多令人赞叹的品质，其中有一种是天生的尊重法律。我们不知道，是社会制度造就了这一品质，还是它造就了社会制度。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无论从先天的本性，还是从后天接受的教育上说，都是一个尊重法律的民族。在讨论民族的忍耐美德时，这一点已有所涉及，不过，它与中国人责任感之间的联系值得特别注意。在中国，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对他人负责，这一重要事实要时刻牢记。虽然一个人应该“远走高飞”，可他逃脱不了自己的责任；即使他逃脱了，他的家庭仍不能逃脱，这是铁的原则，它虽不能保证使一个人改邪归正，却常常可以使他不致于变得十恶不赦。

中国人很怕进官府，打官司。它也能说明中国人对法律的尊重。尤其是文人，他们一被召到官府，就吓得胆战心惊，噤若寒蝉，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即使事不关己，也会如此。我们就确实知道一个文人，被请去作证时，吓得像患了癫痫病一样，浑身抖个不停，最后竟昏倒在地，回家不久，就死了。

中国人对法律的尊重，与共和政体所表现的精神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精神是由历来就追求共和政体的人们创造的，学院法规、市政法令、国家法律，全都遭到默默地抵制，仿佛追求个人自由不是当代最大的危险，反而是最大的需要。不过，个人或社会完全应该把阻止，揭露虚伪和欺骗当成应尽的职责，并将这一点视为对中国人处理各种社会事务之方式的最大抗议。可是，在基督教国家，无论目不识丁的人，还是举止文雅，有教养的人都有意无意地轻视法律，仿佛不需要法律维护公众的利益，并且违抗法律要比遵守法律更能体现法律的尊严，这难道很光彩吗？我们的法律既没有被取消，也没有贯彻实施——这种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反常状态已使所有的法律都遭到了公众的蔑视，我们对此能作何辩解？还有，在过去三十年，犯罪率迅猛增长，很多地方，人类生活的神圣感已经显著淡化，我们对此又作何解释？

对于统计学无能为力的事，做出武断的评价，完全徒劳无益。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城市生活比美国的城市生活更安全——北京就比纽约安全。我们也相信，在中国旅游比在美国旅游更安全。应该记住，从总体上说，中国人和美国移民一样无知，怀有偏见。他们也容易受盅惑，聚众滋事。可是，令人奇怪的是，这种事并不经常发生，对外国人也没有生命威胁。

中国人相信，人的思想、行为会影响上大的意志。为了给父母治病割自己身上肉的做法，就体现了这一观念。在讨论中同人的孝顺性格时，我们已经谈过了。我们不准备坚持这种观念是正确的，可有一些支持这一观念的事实仍值得一提。中国18个省的面积与地理环境和美国落基山以东的地区很相似。美国气候变化无常，就像小麦乔里．弗莱明对乘法表的评论：“令人难以忍受。”霍桑评价新英格兰时，也说那儿“没有气候，只有各种人气的范例”将波士顿、纽约、芝加哥的气候与中国同一纬度地区的气候相比，就可以看出，同一些地理书对美国气候的判断一样，中国也有“严寒酷暑”，因为在北京所处的纬度上，年温差大约有l00华氏度，这必然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气候温度。

可是，在中国，同样的冷温变化并没有导致像伟大的共和国——美国那样的变化无常、难以预测，而是宁静平稳、井然有序，很适宜于她那古老稳定的社会体制。钦定的帝国历书体现了天、地、人三者的和谐统一。我们不清楚，在辽阔的帝国疆域内，是否各地百姓都同样信服它。不过，在我们所熟悉的地区，它的确能告诉人们有关天气的信息。“立春”那天，春天会翩然而至。在不同的几年中，我们都发现，“立秋”一过，气候会明显发生变化，再也没有了夏天的燥热。而在西方国家，不期而至的霜降会给人们突然造成危害，一年十二个月它都会不定期地出现。

为避免这一点，中国历书将“二十四节气”之一定为“霜降”，日期为12月23日。

在这一天之前，一点霜花都看不见，而到了这天早晨，地上就会蒙上一层薄薄的白霜。以后的每天早晨也都会有霜，我们观察这个现象好几年了，很少看到有提前或推迟三天的。

在中国，这些非生物性东西的出现有规律，合乎理性，生物的出没更是如此。

很多年，我们都注意到，在早春的某一天，窗棂上点缀着几只苍蝇，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在那儿看到苍蝇了。每逢这时，只要打开帝国的历书，就一定会发现这一天是“凉蜇”。

据说，讲英语的民族，人的血管中流淌的是肆无忌惮的血液，它使我们蔑视法律，不服约束。布莱克斯顿说：“我们强健的英国祖先认为，只有在特定的时间，人们才能自由的活动。”不过，也正因为我们勇敢的祖先，个人自由观念和人权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得到确立。

但是，虽然这些权利已经很好地确立了，难道我们就不需要多强调个人意志服从公众利益、不需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吗？在这方面，我们不是有很多东西应该向中国人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