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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孙中山伦敦蒙难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兴中会总部在香港成立后，孙中山和陆皓东、杨衢云、郑士良等全力准备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策划部署当年重阳节起事，不料事泄，在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协同下，清政府两广总督谭锺麟将这次还未来得及正式发动的起义镇压了。陆皓东等七十余人被捕遇难，孙中山遣散起义队伍后乘轮船逃出广州经澳门抵香港，不久又与郑士良、陈少白一起赴日本。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出走国外后，清政府悬赏一千两花银缉拿“首逆孙文”，并派大批暗探到香港、澳门和新加坡一带“购线跟踪”，总理衙门还电驻亚、美、欧各国使馆，协助缉拿。香港英当局宣布了对孙中山等的驱逐令，五年内禁止其入境。孙中山毫没气馁。于同年十一月中旬在日本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后，指示陈少白留日本联络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士，派郑士良返香港以图再举。他自己则断辫发，改服装，于十二月中旬赴檀香山。因此地“无大可为，遂决计赴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孙中山自旧金山登陆，乘火车横过美洲大陆纽约，沿途向华侨宣传革命，演讲“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在美三个月，响应者不多，孙中山便乘轮船“麦竭斯的”号东行赴英国，经利物浦于九月三十日抵伦敦，住斯屈朗区赫胥旅馆。次日，孙中山到波德区覃文省街四十六号去拜访原香港西医书院的老师和挚友詹姆士·康德黎博士，在其帮助下移住葛兰旅店。随后又访问了他以前在香港学医时的另一位老师孟生博士。此后，两人来往密切。

在孙中山从日本经美到英的流亡过程中，清政府的驻日公使裕庚、驻美公使杨儒、驻英公使龚照瑗以及旧金山等地的领事都奉命行动起来，派出大批密探，竭力追踪缉拿孙中山。就在孙中山从美登上赴英的轮船后，驻美公使杨儒便从华盛顿密电驻英公使龚照瑗，请其在船靠岸后继续跟踪。孙中山一到英国，司赖特侦探社就派人跟踪他。龚照瑗公使也为策划缉捕孙中山，竭尽全力。他先和英国政府交涉援香港缅甸交犯条约（咸丰八年（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一款，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滇缅条件》第十五条），请英国政府代为缉拿孙中山。不成之后，便设计诱骗孙中山入公使馆从而逮捕他。位于波德兰区的清政府驻英公使馆，正好在覃文省街康德黎寓所附近，是孙中山从葛兰旅店住所前往康德黎家的必经之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十时半，孙中山在从住所去康德黎家的路上，被早已窥伺在那里的清政府驻英公使馆人员邓廷铿等三人缠住，以广东老乡相称，邀请他去家里喝茶，推推拉拉，将其挟持进公使馆，秘密幽禁在三楼一间窗上有铁栅的小屋里。这次设计诱捕孙中山的主谋者之一，是英国人马格里，时为清政府驻英公使馆的二等参赞。幽禁了孙中山后，驻英公使龚照瑗用七千英镑高价租定一艘二千吨的轮船，又造了一只木箱，阴谋把孙中山装在箱内运回广州，“明下典刑”。如果此计不成，就将孙中山毒死，解华戮尸。

孙中山被幽禁在公使馆后，和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他想方设法，始终没能送出一点消息。直至十月十七日，才得到公使馆女工英人贺维的同情和帮助，由其密函康德黎的求救书。康德黎和孟生这两位著名医生获悉消息后，便多方奔走营救，一面正告清公使馆，一面向英外交部及伦敦警署投案，此外还通过报界揭发此事，公之于众。十月二十一日，英国《地球报》率先揭露事实真相，在第一版登出“革命家孙文被诱捕于伦敦”这一触目惊心的消息。当天，《中央新闻》、《每日邮报》的记者前来采访康德黎。次日，伦敦《泰晤士报》等各大报都以特大标题，竞相报道清公使馆这一丑闻，从而引起英国人民对清政府的极大不满。数以百计群众聚集到清公使馆门前，一再高呼“释放孙逸仙!”甚至有些市民声言要捣毁清使馆。在强大的社会舆论面前，英国政府派遣代表向清政府驻英公使馆提出交涉。十月二十二日，英国首相兼外相沙侯向清公使馆递交备忘录，要求按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迅速释放私捕人犯。次日下午，英国外交部代表和苏格兰场的侦察长，陪同康德黎来到清公使馆，马格里参赞被迫亲自释放了囚禁13天的孙中山。当孙中山从使馆走出时，伦敦回默街头人山人海，他们热烈地向孙中山挥手致意。回到旅店住处，各报记者蜂拥而至，孙中山慷慨陈词，痛斥清政府这一卑劣的绑架阴谋。英国各报继续以大量篇幅报道这一事件的始末，抨击清政府的不法行为。十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在伦敦报纸上发表了致谢英政府及报界书。是年冬，孙中山用英文撰写《伦敦被难记》。次年春在伦敦首次问世。从此，孙中山作为一名中国的革命家，在世界名声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