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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西安事变（第1页）

二十二、西安事变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国民党营垒进一步分化。蒋介石调驻在陕西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又称西北军）为进攻红军的主要力量，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取消其被歼部队番号。张、杨十分不满，感到对红军作战没有出路，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更是厌倦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日趋高涨。

而中国共产党鉴于东北军、西北军所处的特殊政治地位及广大官兵要求抗日的情绪，在争取国民党最高当局联合抗日的同时，加强了对这两支部队的统战工作。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红军将领的名义致书东北军全体将士，阐明中共的抗日主张，明确表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首先停战，共同抗日。并且释放了被俘的东北军军官，与张学良等在延安会谈，商讨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

10月，蒋介石调集嫡系部队约30个师从河南开入西北“剿共”前线。12月4日，蒋介石再次飞抵西安，逼迫张、杨执行“剿共”命令，否则即将东北军、西北军分别调驻福建和安徽，由中央军进驻陕甘两省“剿共”。张、杨既不想参加内战，也不想离开西北。张多次劝说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杨拒不服从“剿共”命令。而蒋介石毫无悔悟之意，表示“剿共”政策至死不变。张、杨“苦谏”失败后，便开始筹划“兵谏”，逼蒋抗日。

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卫队包围了临潼华清地，扣留了蒋介石；杨虎城部控制了西安全城，扣押了陈战、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随即向全国发出通电，陈述事变动机完全出于抗日救国，对蒋介石“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中山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同时，张、杨还电告中共中央，邀请代表团来西安参与决策，共商大计。

西安事变引起了国内外各派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英、美两国政府从维护其切身利益出发，避免南京政府为亲日派所控制，因而极力主张支持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苏联则从外交政策上考虑，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关系，力主事变和平解决，竟公然斥责张、杨这一爱国义举。日本政府竭力破坏中国的团结抗日，挑动内战，公开威胁南京当局，暗中支持武力“讨伐”，以便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

在国内，西安事变的爆发，完全出乎南京政府的意料，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极力主张明令“讨伐”张、杨，炸平西安，欲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以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则力主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国民党左派人士冯玉祥等也主张和平解决，以避免内战。东北军和西北军将士及西安大多数民众要求公平、枪毙蒋介石。张学良主张和平解决事变，杨虎城倾向于惩办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至陕北，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深入讨论之后，于19日发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指出，西安事变的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并指出事变的发展可能有两个前途：一是爆发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亲日派所欢迎的；二是结束“剿共”，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早日实现。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的全局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12月15日和19日，中共中央先后两次发出通电，坚决支持张、杨的爱国立场，重申国共合作，团结救国的一贯主张，阐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根本立场。

12月23日，宋美龄、宋子文代表南京方面，张学良、杨虎城代表西安方面；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正式开始三方面会谈。经过两天的谈判，达成了六项协议，即：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解放上海爱国领袖，解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其他的具体救国办法。蒋介石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合抗日。”但对六项协议，不愿书面签字，而以“领袖人格”担保，回南京后分条逐段实行。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