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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广纳四海英豪成就千秋霸业（第3页）

同年八月，唐太宗诏免关东赋税一年。“老幼相欢，或歌且舞。”不久又变卦，重新颁布敕令，说“已役已纳，并遣输纳，明年总为准折。”关东地区百姓们大失所望。

这时，正在宣慰山东的魏征立即上书，强调指出：“今陛下初膺大宝，亿兆观德，始发大号．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时之大信。纵国家有倒悬之急，犹必不可。况以泰山之安，而辄行此事!为陛下为此计者，于财利小益，于德义大损。臣诚智识浅短，窃为陛下惜之。”由于魏征慷慨激昂的“宣慰”，妥善地处理了各种问题。山东、河北局势逐渐地平静下来。

就在这一年，青州发生“谋反”事件，唐太宗派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前往处理。仁师采取“宽慰”的办法，很快地平息了动乱。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此后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谋反”事件了。可见，经过唐王朝君臣们的一系列努力，基本上巩固了对山东，河北地区的统治。

贞观元年，“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张行成跪奏说：“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眶”。这话深深地打动了太宗的心弦。张行成是定州义丰人，少师事著名经学家刘炫，后在王世充那里当过度支尚书，与山东各种势力联系广泛。唐太宗说过；“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举之，无先容也”。为什么如此器重，让他预议大政呢?原因就在于张行成的意见反映了山东豪杰的愿望。

由于出于关陇地主集团，李唐皇室要实现全国范围的统治，不能不任用山东人士。广大的山东地区既是人才荟萃之地，又是当时财政命脉所在。武德六年初，秦王李世民敏锐地注意到：“山东人物之所，河北蚕绵之乡，而天府委输，待以成绩。”可见，山东、河北地位是何等的重要。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一直留心物色山东人，用来稳定山东局势，魏征与崔仁师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然而，唐太宗有时囿于地域的偏见，未能公平地对待关中与山东人土。魏征宣慰山东前夕，曾向太宗指出：“不示至公，祸不可解”。也就是说，如果失之“至公”，山东人就会产生怨恨，甚至结群思乱，天下就难以太平。对此，唐太宗是心领神会的，因此立即请魏征安抚河北。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李世民对山东地区的诸多安抚政策，无不体现出其“仁政”思想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因而得到了山东等地人民的普遍拥戴和推崇。由此而及其它，可见李世民在即位初期的表现，不愧有道明君之称。

对于有才能的人，给他一片可以自由翱翔的天空，对于他无疑于如虎添翼。为你的爱将构巢挖穴，是让他可以更好的为你倾才，这对你成就一番伟业帮助自然而知。

千金易得一将难求

俗话说的好，“千金易得，一将难求”。这足以说明人才的难得性。一个优秀人才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金钱有价，人才无价！尤其在关键时候，优秀人才的作用更能表现的十分明显。时势造英雄，时势更呼唤英雄。怎样在关键时刻，发现自己所需要的英雄，是领导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此时，也更能体现一个领导者的真正能力。

李世民曾经以：“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来强调人才的重要性。即位以后，他深知人才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意义，曾颇有远见的指出：“治国之本惟在得人。”“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因此他经常感到求贤是迫不及待的事情。“世上不是没有千里马，而常是缺少发现千里马的伯乐。”

针对武德晚期的时弊和因玄武门之变带来的隐患，李世民立即着手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革新。他没有沉迷于初登皇位的喜悦和享乐，而是求真务实，少说多做，用政绩来表现其明君之风。用事实说话，更能让人信服。

贞观二年（公元628），李世民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要想使国家从根本上达到安定，惟有得到贤才。最近我命你举荐贤才，却没见你推荐一个人。治理天下，政务繁重，你应当分担我的忧虑和辛劳，你不推荐人才，我将托付给谁呢?”

封德彝回答说：“臣虽然愚昧，但是怎敢不尽心去办这件皇上交给的事呢。只是至今所见，确实还没有发现有什么特殊才能的人。”

李世民说：“前代圣明君王，使用人才就像使用器物一样，不惜才于异代，皆取才于当时。难道我们能等着去梦见傅说、吕尚这样的贤才，然后再去治理国家不成?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恐怕只是我们遗漏而不知道罢了。”

由此，我们不难感知：李世民在人才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发现当代人才，尤其是在现实生活、寻常人群中发现人才方面，有着非常正确的认识。相形之下，封德彝就难以认识到这一点。其实封德彝所有的缺陷是常人所有的，这就是不善于从身边、从现实生活中去发现，只把人才与历史的名哲圣贤相比，因此犯了按图索骥的错误。

房谋杜断，是开创贞观盛世的基石之一，指的是李世民政治集团内的最重要人物，他的左膀右臂房玄龄和杜如晦。李世民每与房玄龄议事，不能决断之时必请杜如晦定夺，人们由此而说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但李世民对房、杜二人才干的了解过程却不太相同。

由于思贤求治心切，李世民因而时时关心，处处留意，不遗余力地亲自选用适用于刺史等地方官员的人才，为发现那些出类拔萃的、可以为他所用的人才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日常政务中，李世民时常责令宰辅大臣“广开耳目，求访贤哲”，不要只知道埋头于政事。这足以看出李世民当时对举贤荐能的迫切心情。

贞观五年（公元631），李世民发动官员议论朝政。他发现下臣常何上奏纳谏的二十多条国家应办的事情，很合自己的心意。而他对常何的才能表示怀疑，便问常何。常何说：“这些提议并非出自我之手，是我家的客人马周建议的。”李世民闻言，当日召见马周。由于马周一时未到，他竟一连四次派人去催。及至终于同马周交谈，他十分心悦，下令把马周安置在门下省任监察御史，后提拔为中书舍人。

李世民曾向身边的大臣称赞说：“马周观察事物敏锐，做事果断，品性忠诚正直，品评他人，都能秉公而论。我任用他所推荐的人，多能合我意。他尽忠尽节，又亲近归附我，确实可以借助于他，使我更好地治理国家啊!”

马周也的确极有辩才，善于奏事，对事物洞察深刻，每次上奏都切中要害。作为意外所得，李世民将马周视若至宝，以致于私下曾对人说：“我一日不见马周，就十分想念他。”贞观十八年（公元644），经多次提升后，马周受任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虽然兼任两宫官职，他处理事情十分公正，深得当时人们的赞誉。后来他又代理吏部尚书。马周不辜负李世民对他的厚望，为唐代的兴旺出了不少力，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布衣宰相”。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听说洛州刺史程名振很会用兵，就亲自召见他，加以称赞和慰问。但程名振并不磕头拜谢，李世民做出生气的样子，想以此来观察他的反应，不想程名振竟“举止自若，应对愈明辩”，李世民见状，知道程名振属于那种善用兵而不知附炎趋势的人，也即才德有其定向，定在用兵打仗上，于是颇为欣赏，以为“奇士”，当天就提拔他当右骁卫将军。

所有这些，都足以表明李世民是多么善于发现人才并重用人才!因为他深知人才的难能与可贵，深知“千金易得，人才难求”。

纳才是前提育才是关键

现代社会，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和终生教育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一个单位或企业来说，是不是把人才吸引过来就一切OK，万事大吉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在这样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的更新日新月异，如果不坚持学习，不坚持人才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最终将被时代所淘汰，所谓的人才也将成为庸才。李世民对教育制度也十分重视，并进行了一系列有进步意义的改革。对于培养建设和管理国家的人才，具有重大的意义。

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自古的传承美德。”儒家说：人有五尊长，天地君亲师，谓之五伦。在中国古代伦理道德观念看来，一个不懂得尊师重教的人，就是有悖伦常、行为乖张的佞人。

李世民非常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实行了很多措施，提高人才的素质。一他方面实行偃武修文政策，对文学之士、儒家人才思之若渴；另一方面，对从事教育的人礼敬有加，十分重视。因而树立起他尊师重教的形象，使天下才人趋之若鹜，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

由于受封建思想的影响，皇族都是高高在上的。所以，尊师重教的美德在皇宫，有时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宋朝时，太子及诸王的老师在教导他们时，都是一边恭谨侍立，一边娓娓而言，而皇帝的儿子则正襟危坐，听好几位老师围着他讲课。大臣韩维上奏，说三师也应坐下来对太子诸王讲课，以明尊师之大义，却遭到了另一位大臣刘邠的反对，认为皇族的权威不可侵犯。尊师重教在皇族权威面前便不足道了。

相比之下，李世民却极为重视老师地位。他甚至规定了太子对待三师礼仪的一些细节问题，并使之成文，传于后代。

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对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说：“三师是以德行教导太子的人，如果师傅的身份卑微，太子就没有学习的榜样，于是下诏令撰写太子接待三师的礼节：太子出殿门迎接三师，先以师徒之礼拜三师，然后三师以君臣之礼礼拜太子时，太子须答礼；每逢出入殿门，三师先请，太子从其后；三师坐下以后，太子方能就坐；太子给三师写信，前必称“惶恐”，后必称“惶恐再拜”。这一套成文的礼节不但在礼仪上突出了尊师重教的特点，使皇族威严居于儒道大伦之下，也在实际上使太子及诸王对老师有敬重之心。

贞观三年，太子少师李纲患脚病，不敢穿鞋走路，李世民赐步舆人东宫，诏令皇太子搀扶他上殿亲拜。李纲给太子讲述君臣父子之道，以及问寝视膳之方，理顺辞直，闻者忘倦。太子曾向李纲讨教自古以来君臣必须遵循的原则，以及尽忠尽节等事。李纲说：“受命辅佐幼君，代理国家政事，古人认为困难，臣下认为容易。”每逢发表言论，辞气慷慨，有志不可夺之势，太子也肃然起敬。

李世民对教育制度也十分重视，并进行了一系列有进步意义的改革。作为一名封建君王，李世民对于教育的热心，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此外，李世民还曾下令编定统一的教材。他认为古书师说多门，号称百家，章句繁杂，不利于人尽快地学习掌握，因而择书而读就显得十分必要。他命孔颖达率领当代名儒撰定在朝廷颁行的《五经定本》基础上，编撰《五经正义》，作为国子监的试用教材，让学生们学习。并鼓励学生讲论儒家经典，规定凡能明一大经以上者，都可以补官。

通过尊师重教，李世民树立起了一个颇具儒风的尚礼义、重文学的帝王形象，四海之内都闻之欣悦。时至今日，一些历史学家在批评历代封建帝王及其统治下的封建制度时，也多公允地赞许李世民的偃武修文治世思想。正因为他的这一系列思想，开辟了“诗必盛唐”的一代文风。

纵观历史，任何一个治世求安的领导，在树立领导形象以利实施治国政策方面，都将尊师重教的形象摆在一个较重要的位置。纳才是前提，育才才是关键。只有人才是不够的，培养好人才为自己所用，这样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用。

确信人类的本质是愈磨愈亮，就会尽力地去培育人才。也由于有这样的信念，才能彻底去锻炼员工，才能使员工不断进步，从而推动企业的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