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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慧眼识英才真情揽人心（第3页）

接着，李世民又说：“我把我女儿嫁给你，当你的小老婆，怎么样?”

尉迟敬德叩头拜谢说：“我老婆虽然又老又丑，但和我相依为命，同甘共苦。我虽然没有学问，是个大老粗，但也知道古人说过，‘富贵不换妻’这句话，这句话就是我的心愿。”几句铁心的话就消去了李世民的疑虑。

不久，侯君集说李靖造反。李世民听说了，又同样直言警示：“李靖，有人说你想造反，这是怎么回事?”李靖问李世民：“谁说我想造反?”“侯君集，他说朕让你教他兵法，你只教一些浅显的，不教精华部分，由此可知你想造反。”李世民把告密人也全盘托出。

李靖说：“现在是和平时期，我教他的的兵法，足以制服四夷，而侯君集却还想学更深奥的兵法，他这不是想造反是想干什么?”

后来，江夏王李道宗又说：“侯君集这个人，志气大，智谋少，立点小功就觉得了不起，不愿在房玄龄、李靖手下做事。当了个吏部尚书，还不满意。以我的观点看，他必将会反叛陛下。”

李世民也说过：“侯君集的才能干什么也还算行，我也不是舍不得官职，而是他的资格还达不到。他怎么能胡思乱想，妄加猜疑?”

侯君集叛乱之后，李世民对他亲自审问，并说：“为了不让那些刀笔之吏侮辱你，我要亲自审讯你的案件。”后来，李世民摆事实，讲道理，终于让侯君集心悦诚服。

从以上的这些点滴我们不难看出，李世民和众大臣的君臣关系十分自然融洽，光明正大。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很难进行幕后交易，作奸犯科的阴谋诡计也不容易得逞。所以，同样一个人，在隋朝是奸佞小人，在唐朝是正直君子；在隋朝是酒囊饭袋，在唐朝是谋事贤臣。这种巨大的反差、喜人的变化，正是李世民君臣关系变化的结果。

同样在一个企业、科研所里，一个人在A单位和B单位的能力、水平和表现出现了巨大的反差，若是要找出产生这种反差的原因，首先要在单位领导身上找原因，因为领导是上下级关系的主要方面，他的权力决定了这种关系的性质。千万不要认为小职员是事物变化的内因，老从小职员的本质上找原因。结果是，领导出错，群众挨罚；上级犯病，下级吃药，总是解决不了现实矛盾。

由此看来，企业的干部管理，一定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任用、选拔、提升、降职最好要有透明度，千万不要藏着掩着、遮着盖着，什么事生怕职工知道了，什么事也不敢向外公布。其实，纸包不住火炭，欲盖弥彰，反倒让自己下不了台。

将心比心，真情才能回报。在现代管理学中，情感管理被认为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运用得好的话，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换句话说，只有真情才是联系人与人之间最坚实的纽带。李世民正是做到了这一点，才使众大臣敢于当面直言，真正做到了从谏如流。

李世民恩威并用，以德服人，用真心换真心。他真心实意善待少数民族，严格执行民族平等政策，用信义安抚少数民族，赢得西域各族人民的爱戴。少数民族也赤胆忠心，为国分忧，不遗余力，报答君恩。于是出现了四夷归附，万民同乐的景象。难怪李世民兴奋地说：“汉武帝穷兵黩武三十多年，搞得国空民穷，一无所获。怎么比得上我大唐以德服人，反而使远方各族同来归附呢?”’

一次，深受李世民器重的契苾何力被薛延陀人抓去之后，就曾经被人怀疑说：“夷狄之性，如同禽兽，反复无常，难保没有变节的可能。”

但是李世民却坚信：“别人会不会变节，我不知道。契苾何力绝对不会背叛我。”

大臣们又说：“契苾何力的母亲姑臧夫人和弟弟，都投降了薛延陀，他不投降也没办法。”

李世民依然固执地说：“契苾何力心如铁石，你们不相信他，我却坚信他不会投降。”

不久。从凉州传来契芯何力的消息，说他去劝说自己的部落投诚唐朝，部落人们却说：“你母亲和弟弟都投降了薛延陀，我们不去，也没地方去啊!”

契苾何力说：“对父母要尽孝，对国家要尽忠，我们可不能辜负大唐帝国的皇恩。”

契苾部落的兵士，就把契菇何力捆绑起来，强行带到了薛延陀部落。在真珠可汗的大帐中，契苾何力仰天长叹：“我作为大唐的壮士，怎么能背信弃义，反叛大唐呢?就是死了，也不能在这里忍受屈辱!天地日月，你可要证明我的忠诚!”说完，他举起刚松绑的手，拔出腰刀，割下自己的耳朵，扔向薛延陀的真珠可汗。气得真珠可汗勃然大怒，拔刀就要杀死契芯何力。幸亏真珠可汗的贤惠妻子，见契菇何力非常忠城，极力劝阻，这才饶他不死。

不久，薛延陀真珠可汗的叔父沙钵罗泥熟前去唐朝纳贡求和，希望双方罢战和亲。李世民说：“你们的可汗如果真想悔改，我又何必舍不得一个女儿呢?但是，和亲的前提，是必须保证契苾何力安全回到大唐。”

不久，通过和亲形式，终于换回了契苾何力。唐太宗看着契苾何力的耳伤，不禁流下热泪。契苾何力却说：“我受皇上厚恩，死都不怕，还怕失去一只耳朵?”

李靖征东突厥，“拓境至于大漠”，立了大功，御史大夫温彦博弹劾他“军无纪纲，突厥宝货，乱兵所分”。世民对这件事同样是“舍而不问”，并亲自对李靖说“隋将史万岁破突厥，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当舍公之罪，录公之勋也。”侯君集平定高昌后曾擅自“配没无罪人”，“私取宝货”，不禁将士“竟来盗窃”，并因此被劾下狱。岑文本认为，如果以此治罪，就会被天下人看作“唯录其过，似遗其功”，并且指出：“古之人君出师命将，克敌则获重赏，不克则受严刑。是以当其有功也，虽有贪残**纵，必蒙青紫之宠；当其有罪也，虽勤躬洁己，不免敛钺之诛。”李世民接受文本的意见，最后“乃释”君集。

温彦博对李世民劝谏说：“祖孝孙妙解音律，非不用心，只是为人木讷谦和，骤然让他去教女乐，既不相宜，也是大才小用，陛下又要怪罪他，恐怕不妥。”王硅这时也说：“祖孝孙持身严正，乃学者雅士，陛下让他去教女乐，又一再责备，天下人会误以为陛下有轻视士子之意。”

李世民余怒未消，又听了这样的话，难免火气更大。他说：“你等皆为朕心腹，应当尽忠献直，为何附下欺上，反为祖孝孙开脱?”

见龙颜大怒，温彦博急忙磕头认罪，而王硅却不跪，反而说：“臣本来侍奉隐太子罪已当诛，陛下恕宥性命，又不以臣不肖，引为枢密门下，置之重位，陛下责臣以忠直，臣理应尽忠，今臣听言，岂是出于私心?想不到陛下会认为臣欺君罔上。陛下常说，不要因为朕临时发怒便屈从了朕的意见，造成朕的过错。今日臣责直言，反受到陛下的责备，不是臣负陛下，是陛下负臣。”李世民听罢王硅的一阵议论，沉默了良久，宣布罢朝。

第二天，李世民对房玄龄谈起王硅，说：“昨天为祖孝孙一事，责备王硅，朕甚后悔，纳谏之事，自古皆难，公等不要因此而不进直言。

“欲将取之，必先予之。”只有你付出了真情，才能得到真情的回报。不要不舍的给，给是取的前提，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几天，你更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一视同仁，不搞“华夷之辨”

作为优秀的领导者，对待下属一定要一视同仁，不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因为每个人的优点和特长是由差异的，所以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所有的人。作为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唐王朝，怎样处理中央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情，在当时“华夷之辨”的封建思想及其严重的情况下，唐太宗李世民是怎样做的呢？下面的故事，只得后人学习！

“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继栋梁，短者以为拱桷。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这犹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者，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君元弃士。”这是李世民的用人原则。因而在他的统治集团内，不仅有大量的文人、武人、亲人、仇人，而且提拔了不少外国人和少数民族，雄辩地证明了李世民用人惟才，，一视同仁。

李世民出身于一个鲜卑族和汉族结合的家庭，长于西北边地，因此对少数民族有相当深厚的感情。他掌握大权以后，极力倡导胡汉一家，华夷无别的民族平等政策，对待史大奈、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少数民族人才，唐太宗也委以要职，使他们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为国效力。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西北边陲，食肉饮乳，骑马游猎，身体健壮，高大威猛，非常适合带兵打仗。另一方面，一些少数民族将领由于文化水平太低，不悉兵法，有勇元谋，无法担任主帅。唐太宗就让胡族将领与汉人将领搭配起来，取长补短，组合任用，很快就收到良好的效果。李世民自己对侍臣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则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封建皇帝都是“贵中华，轻夷狄”，而李世民却要大力倡导“华夷无别”“胡汉一家”，不遗余力地提拔重用少数民族中的杰出人才，大力促进各民族间的团结和统一，使我国的民族关系出现了空前少有的友好局面，这对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强盛，的确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所以说，一个高明的企业家，脑袋瓜中必须时常绷紧民族关系这根弦，念好民族问题这本经。如果民族关系处理好了，人们不仅会在商业经营中取得丰厚利润，也会把许多灾难和民族冲突消灭在萌芽之中。作为商人，千万不要踏民族关系、民族信仰这些“雷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