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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虚怀若谷 从谏如流（第2页）

放下威严虚心求谏

一名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封建君王，每句话都可以当做“圣旨”来看待，这样说，也就等于这样去做，以显示他地威严。然而，李世民却能放下威严，虚心地向下臣求谏。贵为天子的他思想境界的高远和通达，心境的透亮和宏阔。在封建历史中这些认识只有少数明君才具备。

唐太宗在总结历代王朝兴亡的经验，尤其是他亲身经历过的隋炀帝失败的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深知一人之耳有限，思虑难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而饰非拒谏，徒自召祸也。’他懂得非集思广益难以治理一个大国，李世民才急切地求谏，而求谏就牵动了求人，求谏求人是互为关联的，因为有人才有“谏”。

李世民把王公大臣比作自己的明镜，曾对他们说：“人想要看清自己，必须靠明镜鉴别；君主想要知道自己过失，必须依靠忠臣指正。如果君主自认为贤明，臣子又不加指正，要想国家不亡，怎么可能呢?若君主丧其国，那大臣也难保其家。隋炀帝暴虐凶残，大臣都闭口无言，使他听不到别人指正自己的过失，最终导致亡国。虞世基等大臣不久也遭诛杀。前事不远，你们一定要加以借鉴，看到不利百姓之举，一定要直言规劝。朕虽然并不聪明，但有幸得到各位公聊的匡扶指正，希望凭借你们正直的谏议帮助朕把天下治理太平。”

一次，李世民对身边的大臣说：“圣明的君主审视自己的短处，从而使自身日益完善，昏庸的君主则庇护自己的短处，因而永远愚昧。隋炀帝喜欢夸耀自己的长处，遮掩自己的短处，拒听谏言，臣下的确难以冒犯皇上。在这种情况下，虞世基不敢直言劝谏，恐怕也算不得什么大过错，因为商朝箕子装疯卖傻以求保全，孔子还称他仁明。后来隋炀帝被杀，虞世基遭诛连，这合理吗?”

杜如晦说：“天子有了忠诚正直的大臣，虽无道也不会丧失天下。孔仲尼曾说：‘春秋卫国大夫史鱼，多么忠诚正直啊!国家有道，他直言上谏；国家无道，仍直言上谏。’虞世基怎么能因为隋炀帝无道而不纳忠言，就缄口不语了呢?苟且偷安占有重要的官位，也不主动辞职隐退，这同殷代微子谏而被拒，即装疯逃去，情况和道理都不同啊!”

接着又说：“拿昔日的晋惠帝来说吧，当贾后将愍怀太子废掉时，司空的张华并不极力苦谏，只一味随顺苟免祸患。赵王伦发兵废掉了皇后，派人责问张华，张华就说：‘废掉太子时，我不是没有进言，只是当时未被采纳。’使臣说：‘你身居三公（东汉以后，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为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张华官任司空，故以三公相称）要职，太子无罪而被废除，即使谏言不被采纳，又为何不引身告退呢?’张华无言以对。于是使臣斩了张华，灭了他的三族。”“古人云：‘国家危急不去救扶，社稷急危不去匡正，怎能用这种人为相?’所以‘君子面临危难而不移气节’。张华逃避责任但也不能保全其身，作为王臣的气节丧失殆尽。虞世基高居丞相，本来占有进言的有利位置，却无一言进谏，也实在该杀。”

听到这，李世民无比敬佩地说：“您说得有理。大臣一定要忠心辅佐君主治理朝政，这样才能使国家安定，自身保全。隋炀帝的确就是因为身边没有忠臣，又听不到别人指正自己的过失，才积累祸患、导致灭亡的。君主如果行为不当，臣子又不加匡正劝谏，只一味阿谀奉承，凡事都说好，那君主一定是昏庸的君主，大臣一定是谄媚的大臣。臣为谄媚之臣，君为昏庸之君，那国家离危亡还有多远?以朕现在的志向，正是要使君臣上下各尽其责，共同切磋，以成正道。各位公卿一定要忠于职守，直言进谏以匡正补救朕的过失。朕决不会因为你们的犯颜直谏而对你们怨恨责备。”李世民对规谏之臣十分感激，谏臣们也为此心情舒畅。

唐太宗经常勉力臣子要积极向他纳谏，而且在纳谏时，尽量保持和颜悦色。

太常卿韦挺经常上疏李世民，陈述政教得失。李世民写信给他说：“朕看了你的意见，感到言词十分中肯，言辞、道理很有价值，对此朕深感欣慰。从前春秋时齐国发生内乱，管仲有射齐桓公衣钩之罪；晋国发生蒲城之役，晋文公有被勃鞔剑斩衣袖之仇。然而。齐桓公小白并不因此怀疑管仲，晋文公重耳对待勃鞔依然如故，这难道不是出于对‘犬不咬其主，事君无二心’的考虑吗?”“您的真诚之意从奏章之中可以看得出来。你如果保持这种美德，一定会留下美名；如果中途懈怠，岂不可惜!希望你能够始终勉励自己，为后人树立楷模。这样后人视今人如楷模，就像今人视古人为楷模一样，这不是很好吗?朕近来没听旁人指正朕的过失，朕也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全靠你竭尽忠心，多次向朕进献嘉言，以此沃我心田，这种感激之情，是一时无法表达完的!”

在求谏的同时，李世民还注意把“慎独”同求谏结合起来，将其作为封建帝王的修身之道。

贞观八年，李世民对大臣说：“朕每次闲居静坐时，都深刻反省，常常害怕自己的所作所为上不合天意，下为百姓不满。想到有正直忠诚的人匡正规谏，以使自己的思想能与外界沟通，百姓不会心怀怨恨而耿耿于怀。近来朕发现前来奏事的人多带有恐怖畏惧之色，致使语无伦次。平时奏事，尚且如此，更何况耿直劝谏的，一定更害怕触犯龙颜。所以每次前来进谏，纵然不合吾意，也不认为是违逆犯上。如果当时对谏者斥责，奏事者会心怀恐惧，那他们又怎敢直陈己见呢?”

贞观中期，李世民发现向他进谏的人减少了，于是他问魏征：“近来朝中大臣都不议论朝政，是什么原因呢?”魏征分析说：“陛下虚心采纳臣下意见，本来应该有人进谏。然而古人说：‘不信任的人来上谏，就会认为他是毁谤自己；信任的人却没有谏言，就会认为他白食俸禄。’但是人的才能器量有所不同。懦弱的人，虽然心怀忠信却不敢言；被国君疏远的人，害怕对己不利而不敢言。所以大家都闭口缄默，随波逐流，苟且度日。”

李世民说：“的确如您所说的那样。朕常常在想，臣子想要进谏，但害怕带来灾祸，难保性命，这与那些冒着被鼎镬烹死、被利剑刺死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忠诚正直的大臣，不是不想竭诚尽忠，而是太难了。所以大禹听到善言就向人拜谢，就是这个原因。朕现在敞开胸襟、广纳谏言，你们切不要过分恐惧，只管极力进谏。后来，他又对房玄龄说：“自知者明，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很难。写文章的人和从事技艺的人，都自以为出类拔萃，他人比上不。如果著名的工匠和文士，能够互相批评、指正，那么文章和工艺的拙劣之处就能够显现出来。由此看来，君主必须有匡正规谏的大臣来指正他的缺点过失。君主日理万机，一个人听政决断，虽然忧虑劳碌，又怎能把事情全部处理妥当呢?朕常常思考，遇事时魏征随时都能给予指正、规谏，且多切中失误之处，就像明镜照见自己的形体，美丑一下子都能显现一样。”于是举杯赐酒给房玄龄等人，以资鼓励，意思是让他向魏征学习。

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不是没有个君王能作到的。而从谏如流，恰恰是作为一个明君所必须的。如今，作为领导者也是如此，要想做一个职员心目中的好领导，就必须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集思广义从谏如流

李世民长于纳谏，一些正直的大臣才敢犯颜谏上，从而减少了很多政治上的失误，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李世民善于纳谏的风度，也为后世留下了美谈。

如今谈起李世民，感叹最多的莫过于他手下人才济济，各个勇于直谏，而李世民又也长于纳谏，致使朝中大事很少出错。他的从谏如流是出现“贞观之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贞观初期，为了巡视方便，李世民下诏令征发人力，修复洛阳的乾元殿。当时经济刚刚有所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刚刚稳定下来，张玄素觉得如果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有可能会重新引起人民的不满。于是上书劝谏。说：“陛下智慧遍及万物，囊括四海，所下命令哪里敢不执行，要做的事，何人敢不服从?小臣暗地思考秦始皇为君主时，凭借周室的余力，依仗六国的强盛，要把帝业传给子孙万代，然而到了他的儿子二世时国家就灭亡了，这大概就是由于他逞嗜纵欲、违背天理、伤害百姓造成的罢!由此可知，天下不能用暴力取得，也不可以仰仗神灵。只有提倡节俭，轻徭薄赋，慎始善终，才能使国家社稷永远牢固。”

张玄素说：“现在陛下在百王之后承继王位，正值凋衰破落的处境，一定要用礼仪制度去治理国家，陛下也应该以身作则。现在巡视东都洛阳的日期尚未确定，就下令征召士卒，修补装饰乾元殿；各位诸侯今日要一起出就藩国任职，同时又要修造宫室。征发人员很多，岂是疲劳的百姓所希望的?这就是不能重葺乾元殿的原因之一。”“陛下刚平定东都洛阳时，看到那些层叠的楼阁、高大的建筑，都下令拆除，使得天下协调百姓同心敬仰。岂能开始时厌恶宫殿奢糜，今天反而又承袭它原有的奢华雕饰?这是不能重葺乾元殿的原因之二。”“每次接到圣旨，都未能立即巡行，这些不急需办的事，岂不成了白白浪费人力、财力的劳动。国家没有两年的储备，何必在西都长安、东都洛阳都摆起排场呢?劳役超过限度，怨言迭起，这是不能重葺乾元殿的原因之三。”“百姓遭受战乱流离之后，财力耗尽，今蒙陛下天恩养育，百姓初步得以生存，然而饥寒还很深重，生活出路还不安定，三五年间，恐怕不能恢复正常。怎能劳民伤财营造暂时不去巡幸的都城呢?此不能重葺乾元殿的原因之四。”“昔日汉高祖准备定都洛阳，娄敬一句谏言，当日便起驾西行。难道汉高祖不知洛阳位处国中，占据贡俸财赋、路途适中的优势吗?只因为东都地势不如关内险峻，陛下教化衰疲的百姓、改革浅薄的风情，时间也还很短，民风还不十分淳朴，斟酌种种情况，怎可东幸?这是不能重葺乾元殿的原因之五。”

张玄素接着说：“我曾看到隋朝开始兴建乾元殿时的情景，那殿堂梁柱极其粗壮，不是近处所得，而大多是从远方的豫章（今江西省境内）运来。二千人拉一根圆柱，车轮都由生铁打造而成。中间如果用木轮，一磨擦就会立即起火。略算一下，一根柱子耗费十万，其余费用加在一起又超了这些费用的几倍。我听说阿房宫建成后，秦人离散；章华台筑成，楚国人心背离；乾元殿完工，隋朝随之灭亡。况且陛下凭今日的功力，怎能和隋朝相比?”“依陛下的打算，在隋朝凋残破败之后，役使饱受战争创伤的百姓，耗费巨大财力，重犯昔日百代帝王的弊病。由此而看，危害比隋炀帝还大呢。臣深深地希望陛下好好思索，不要导致春秋时秦国被由余（春秋时，西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秦穆公为显示国力，让由余参观秦都华丽的宫室，由余看后惊叹：‘如鬼神修建，劳烦了鬼神，如人力修建，坑害了百姓。’）嘲笑的结果。这就是天下最大的幸事啊。”

张玄素这一番好不留情面的批评，李世民一时无语，甚愧且悔，叹息说：“我不加思索，才导致这种地步。”又回头对房玄龄说：“今张玄素上表阻止修建乾元宫，洛阳实在不应该大加修造。以后如有理应巡行之事，即使露宿又算什么呢?现在应该立即停止工事。地位低微的人敢于冒犯尊贵的人，古来就不容易。如果不是忠诚正直，怎会如此?况且很多人惟惟，不及一人谔谔。可以赏赐张玄素五百匹绢。”

李世民如此长于纳谏。在当时，不仅像魏征、张玄素、王硅这样一些有规谏特权的人大胆犯颜，连当时的长孙皇后，也能追机劝谏。

李世民早年率军征战，对马有特殊的感情。贞观中期，仍对骏马十分钟爱，常把一匹骏马带到宫中饲养。不料一天，有一匹骏马无疾而亡，李世民甚感惋惜，对养马官十分生气，声言要杀了他。长孙皇后（封号为文德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马死杀人。晏子请求列举养马人的罪状说：‘你养马却让马死掉，这是罪过之一；主公因马死杀人，百姓听到后会怨恨君主，这是罪过之二；各诸侯国听到后，一定轻视我国，这是罪过之三。’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话，知道理屈，就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读书时经常能见到这些事，怎么会忘记呢?”听了这话，李世民的怒气才缓解下来，对房玄龄说：“皇后处事情，对我有所启发，对我治国极有帮助。”皇后又说：“韩非子在《韩非子》中，把游说说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西汉的东方朔在其《答客难》中，也称游说是非常不易的事情，事实确实如此。忠言逆耳而利于行，这无论是治国治家，都非常重要。纳之则世治，杜之则政乱。真心希望陛下重视这一点，如果陛下能做到这一点，那便是天下百姓的幸运!”长孙皇后与长孙无忌是兄妹关系。由于长孙皇后的特殊职位，常常能对李世民起着助正止枉的作用，李世民对此很满意。

贞观时期君臣之间长于劝谏和纳谏的行为，也影响着太子。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太宗李世民曾因故要斩执掌宫苑的西监穆裕，后来成为高宗的皇太子李治，犯颜劝谏，才使身为父皇的李世民平息了怒气。司徒长孙无忌是做舅舅的，事后对李世民说：“自古以来，太子进谏都是利用君王空闲时间慢慢述说。现在陛下天威大怒，太子却敢于犯颜劝谏，这是古今都从未有过的。”李世民却说：“人相处得久了，自然习气相染，朕治理天下以来，虚心纳谏，才有魏征朝夕进谏。自魏征去世后，又有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承继。太子小时候就在我跟前，常看到朕对进谏者心怀喜悦，于是耳濡目染养成了这种习性，到了今天他也敢直言冒犯劝谏。”这番话既是自嘲，也是夸赞之语。

综而观之，种种实例已足以证明李世民的长于纳谏。一方面，给仁人志士一个宽阔的发展空间，为国效力。另一方面，也使自己身上的错误得到纠正，避免了很多错误。虽然李世民这种长于纳谏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但知道今天仍有借鉴作用。

社稷事重面子事轻

或许对于领导，最不能容忍的是员工反对你的建议，当面驳你面子，使你下不来台。但你是否想过，你的面子跟公司的利益孰轻孰重，为了公司的利益，不喜欢听的建议也要听。作为李世民，他是当之无愧的明君，因为他做到了一般人作不到的虚心纳谏，敢于放下面子，听取别人正确的意见。

劳后求逸是人的本性使然，作为帝王的李世民也不例外，在经济有所恢复，人民安居乐业，国库充裕时，也有些奢侈的念头，幸得臣子诤谏之下，收回了自己的一些奢侈的念头。回到节俭、求进的思路上。一名君主，李世民的头脑毕竟还算清醒，能克制住自己的享乐意识而虚心纳谏，这种品质，其实是一个明主所必备的涵养。

早在贞观二年，有公卿诸臣上奏说：“根据《礼记》上记载，在夏季最末的一个月，允许居住在亭台楼榭之上。现在夏季的暑热还没有消退，秋天的雨季刚刚开始，皇宫地势较低，空气潮湿，请陛下下令建造一座地势较高的殿堂用来起居休息。”李世民说：“朕患有气力衰竭的病，的确不适宜在低下潮湿的地方居住，但朕如果按你们的请求去做，耗费的财物实在太多。从前汉文帝打算建造露台，但舍不得耗费掉相当于当时十户人家财产的费用，后来就取消了这个建露台的计划。朕的德行不及汉文帝，而耗费的财物却比他要多，如何称得上是一个作为百姓父母的君王的为政之道呢?”当时，虽然公卿大臣们再三坚持奏请，李世民始终没有答应这件事。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在李世民的治理下，经济已有几分繁盛，然而不知不觉中，李世民又增大了人民的徭役，各地楼馆宫殿都有所兴修，于是大臣马周便上奏劝谏：“现在百姓刚刚经历了隋唐两朝战争，经历了丧乱时代，人口已经下降到隋朝人口数的十分之一。但是老百姓仍要供官差、服徭役，青壮年被一个接一个地征发上路，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路程远的往返五六千里，春去秋回，冬去夏回，一点休息的时间也没有。陛下虽每有恩诏，下令其减省差役，但有关部门既然不停地营建各种工程，这自然也要用人。枉然下达诏令，奴役百姓仍一如既往。”他又说：“臣常常到民间去微服私访，在最近的四五年里，发现百姓颇有怨恨嗟叹之言，认为陛下不存体恤抚养他们的心思。从前唐尧用茅草土块盖房住，夏禹王衣食粗劣，这样的事，臣知道不可能再在今天重现。汉文帝惜怜百金之费用，停止了露台的建造，还把臣子上书用的书袋收集起来，拼在一起，做为宫殿的幕帷使用。连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着节俭到衣裙拖不到地上。到了汉景帝时，因锦绣五彩绦带的制作耗费妇女劳力，专门下诏，废除不用这些奢侈品，使得百姓安居乐业。汉孝武帝统治天下时，虽然他穷奢极侈，但是依赖文帝、景帝遗留的恩德传统，因而民心并没有大的变动。假若继汉高祖之后，接着即是武帝时代，天下必然不能保全。”

听了马周的一番话，李世民幡然有悟，历史的教训果然使他深有忧惧，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有这样大的过失，于是马上宣布停止制造各种奢侈之物，以悔改自己的言行。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然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又是少之又少。李世民做到了，因而使贞观之治的出现成为可能。如今的领导人如果也能做到这一点，那企业的昌盛也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