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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先下手的永远是强者（第1页）

第十二章先下手的永远是强者

作为一个领导者，在兵法上的临机果断，能以智取胜。同样，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商场上，从领导者的因素考虑，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你的声势如何庞大，而是你的机智与果断。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临危不惧，临机果断，活用疑兵退敌之计，这才是大将所为。

临机果断从容应敌

兵法上往往讲究用兵之计，有了好的计谋，战斗就胜利了一半。李世民善于用兵，他可以在一时无法集结援军的情况下，制造假象，虚张声势，吓退敌人。

隋朝末年，由于炀帝杨广统治残暴，内政腐败，连年用兵，于是东突厥迅速强大起来，一时成为隋朝北方的重大隐患。大业十一年（公元616），发生雁门之围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年轻志士李世民开始显露出他的勇敢机智的军事才能。

大业十一年四月间，隋炀帝任命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李渊携家眷至河东。同年八月，炀帝巡视北边，突然遭到突厥始毕可汗数十万骑兵的围攻，由此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事变，史称“雁门之围”。

这一天，炀帝杨广一行过了雁门关（今山西省代县），往北进入牧区，正放眼欣赏旖旎的草原风光，忽见远处急驰而来的两匹快马。眨眼间来到杨广面前，从马上跳下一位突厥打扮的人，呈给杨广一封密信。杨广打开信，见是义成公主亲笔写的。义成公主是杨坚宗室的女儿，也即杨广的侄女，当年文帝杨坚把她许配给突厥酋长启民可汗，结成姻亲关系。大业五年（公元61O），启民可汗病亡，他儿子咄吉即位，称作始毕可汗，按部落原始婚姻风俗，义成公主又成为始毕可汗的可贺敦（即妻子）。这样，杨广与突厥酋长始毕可汗也是亲戚了。然而，杨广竟无事生非，鼓动始毕可汗的弟弟叱吉没与他哥哥作对。不曾想叱吉没并不和杨广一心，而将此事告诉了哥哥，始毕可汗大怒，遂与隋朝断绝了往来。

正值始毕可汗听说炀帝杨广巡视北边，只带领两万骁勇禁卫军，于是便召集几十万兵马，进攻隋炀帝。义成公主担心隋朝没有防备会吃亏，便写信向叔父杨广密报这个消息。杨广看罢义成公主的信，吓得立即往回返，哪知刚进入雁门关，始毕可汗即率大军追了过来。由于突厥大军全是骑兵，进军的速度极快，烟尘滚滚而来，转眼间兵临城下，将小城雁门关包围了个水泄不通。杨广壮着胆子，虚虚地登上北城楼察看敌情，见突厥骑兵之多，一眼望不到边，吓得他冷汗直流。也就在这时，突厥兵一齐往城楼上射箭，一支箭射中杨广头上的皇冠，吓得他扑通一声坐在地上，情不自禁地失声大哭起来。直到哭够了，杨广才想起召集大臣们商量退兵之计。有人提出让皇帝带三千骑兵突围，但大部分人反对，认为三千骑兵要突破几十万大军尽管并非没有可能，但凶多吉少，风险太大，应该派人到四方调兵救援，再派人去突厥让义成公主帮忙。

当时，年仅十八岁的李世民，隶属于屯卫将军定云部下在五台山脚驻扎。他向将军定云建议：“始毕敢举兵围天子，必谓我仓猝不能赴援之故也。宜昼则旌旗数十里不绝，夜则征喜相应，虏必谓救兵大至，望风遁去。不然彼众我寡，若悉军来战，必不能支。”李世民在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前提下，不仅表现出他军事才能的“多旌旗鼓为疑兵”的策略，也表现出他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气概。“多旌旗鼓为疑兵”，也即在一时无法集结援军的情况下，制造假象，虚张声势，吓退敌人。

听从了李世民的计谋，定云立即制做旗帜筹集钲鼓，短短三天时间，五台山脚下处处飘扬着隋军旌旗，夜里钲鼓声阵阵，不绝于耳。始毕可汗得到侦得而来的消息，果然以为隋朝来了大量援军，不禁心虚起来。义成公主也派人报告始毕可汗，说突厥有紧急战事，让他立即返回。于是，始毕撤兵而北走。

李世民初次从军，虽然没有通过实力建立的什么功劳，但他，却献有退敌之计，展现了机智灵活的才华，同时也体现了李世民“玄鉴深远，临机果断”的性格特点。临机果断，临危不惧，这才是一名合格的领导者。

以少胜多善用谋

在战斗中，善于用计谋的人，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善用计的人，则损兵折将，落荒而逃。善用计谋是作为一个领导者的必备因素，李世民在这方面是我们当之无愧的榜样，他能够先发制人在战斗中取得主动地位，也可以后发制人以弱制强、以少胜多。

解围雁门是李世民军事生活中的一次牛刀小试，而在镇压甄翟儿起义军的战役中，李世民则明显有些锋芒展现了。

甄翟儿是魏刀儿起义军的一名将领。大业十一年二月，魏刀儿在上谷自称历山飞，拥众十余万，北连突厥，南寇燕、赵。次年四月，别将甄翟儿又率众骚扰太原。隋朝将领潘长文就是在此役中被打死的。

大业十二年（公元617），李渊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以后又升为太原留守。因次子李世民少好弓矢，喜谈兵事，又时时表现出一定的军事才能，因而李渊把他带在身边，权且把他当作军事参谋来用，而把建成、元吉等留置在河东。这样，李世民就有机会随李渊来到太原，参加了镇压甄翟儿起义军的行动，有了进一步的军事实践。

大军至西河郡永安县雀鼠谷，双方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甄翟儿的部众多达二万余人，李渊所率步骑只有五六千而已。史载：王威及三军成有惧色，帝（李渊，下同）笑而谓威等曰：“此辈群盗，惟财是视，频恃再胜，自许万全。斗力而取，容未能克；以智图之，事无不果。所忧不战，战必破之，幸无忧也。”须臾，贼阵齐来，十许里间，首尾相继。……帝乃分所将兵为二阵；以赢兵居中，多张幡帜，尽以辎重继后，从旌旗鼓角，以为大阵；又以麾下精兵数百骑，分置左右队为小阵。军中莫识所为。及战，帝遣王威领大阵居前，旌旗从，贼众遥看，以为帝之所在，乃帅精锐竞来赴威。及见辎驮，舍鞍争取。……帝引小阵左右二队大呼而前，夹而射之，贼众大乱，因而纵击，所向摧陷，斩级获生，不可胜数，而余贼党老幼男女数万人并来降附。

站在维护隋朝统治者的立场上，这是一场镇压农民起义的战役，李渊身为隋将，不得不为。此次战役的布阵设置是否出于李世民的建议，不得而知，但和李世民提出的“多旌旗鼓为疑兵”是很相似的，也或许是李渊父子灵犀相通，精于战术之缘故，致使此役化险为夷，取得了胜利。

据《旧唐书》记载，由于敌众我寡，李渊陷入义军阵中，“太宗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适会步兵至，高祖与太宗又奋击，大破之。”这里对李世民骁勇超众的盛赞，可能有所夸大，但李世民善于骑射，善用骑兵战术，大有“所向披靡”的气魄，以少胜多，却也是事实。

李世民出于贵族子弟的立场，积极镇压农民起义军，本不值得肯定，然而封建历史是既定的，社会也是这样发展的，历史风云的变幻是不以后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由此却能看出他的军事才能。作为一名希图有所作为、正值改造世界壮志的青年，李世民显然比其父亲更具有顺应时代潮流的勇气、更少些思想的桎梏。他的可贵处在于，经过太原保卫战中的雀鼠谷战役，他能够领悟到处理农民起义如禹治水，宜疏而不宜堵，单靠镇压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他曾对其父李渊说：“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李世民毕竟是贵族出身，尽管他已看到隋朝将亡，他自己也已有“潜图义举”的思想，但面对农民起义，却又毫不手软，将其作为“盗贼”来看并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在这一点上，他和隋朝统治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而这也是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人与人的竞争、对抗活动不能机械地套用自然界“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规律。因为人是有能动性的。人与人的竞争、对抗活动可以把双方的能动性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以劣胜优”的优与劣主要是指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以往的战争中，衡量军事力量的优与劣，又多是以数量来作比较，以装备来作比较。因此，“以劣胜优”也就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变被动为主动

主动与被动的转化往往在顷刻间完成，然而，其差异却如天堂之于地狱，一个成功一个失败。行军打仗，如果得到主动权，牵着敌人跑，还怕敌人不乖乖投降？赤壁之战，曹操兵多将广，但却使铁链固船，将灵活主动拱手相让，周瑜火攻之，遂溃败；英法坐拥强大帝国实力却对法西斯一再“绥靖”，导致二战初期被德式坦克碾的支离破碎……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主动为“王”，被动为“寇”，历史的记录已经说明了这一道理。

武德三年（公元620）七月，李世民平定了西北割据势力，又奉命率大军出关东征时，李密、宇文化及等都相继失败，关东中原地区只剩下王世充、窦建德两支武装，江南则仍然有杜伏威、萧铣两股力量。

李世民出关东征，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大势力的问题；其次，盘踞在长江中游的萧铣也已被李世民军困于江陵；另外，在幽州的罗艺也归附了唐政权，从北方牵制了窦建德军的力量。如此一来，王世充、窦建德实际上四面都受到了唐军威胁，因此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李世民出关东征，在战略上居于极为有利的主动出击的地位。

王世充是祖籍西域的胡人，开皇时期以军功拜仪同，授为兵部员外郎。于武德二年四月在东都洛阳当了皇帝，建国号为郑。以后又乘刘武周南下之机，夺取了唐在河南的部分土地，扩大了势力。但由于王世充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其政权内部派系争斗，矛盾重重，因此决定了王世充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地位的暂时性。同年七月，当李世民率军至新安时，王世充又加强其外方州镇的部署，自己亲率三万人马迎击唐军。

李世民极为重视对王世充之战，在战术上也作了重要的部署。与此同时，李世民也亲率三万大军屯于洛阳以北的北邙山，连营以逼之。这样，就形成了唐军对东都的包围圈，断其粮饷，切其后援，使王世充处于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的形势。

武德三年八月，各路唐军对王世充发动进攻。迫于军事压力，王世充洛阳外围的州县官吏纷纷降唐。李世民对所降官吏一律保留原职，不作大的变动，“于是河南郡县相继来降”。这样就切断了洛阳对外的联系，使洛阳完全变成一座孤城。

据记载，曾有一次李世民率五百骑巡行战地，登上北邙山的魏宣武陵，王世充率步骑万余突然围了上来。王世充的大将单雄信擎槊直刺世民，尉迟敬德跃马大呼，横刺单雄信坠马，此次交手使王世充人马稍微退却。尉迟敬德保护李世民突出重围而复又率骑兵还战，出入王世充军阵，往返无人敢挡。行台尚书左仆射屈突通引大军继至，王世充兵大败只身逃跑。此次遭遇战，虽然王世充兵败，但也不可小觑，还是有相当的战斗力的。

但由于王世充对洛阳城守御极严，备有飞石的大炮和能射五百步的八弓弩箭，加之唐军将士“皆疲弊思归”，连总管刘弘基也向李世民请求班师。李世民素来讲究“再坚持一下”的艺术，这次又以“今大举而来，当一劳永逸。东方诸州已望风款服，惟洛阳孤城，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而一如既往，于是下令军中：“洛阳未破，师必不返，敢言班师者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