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处在劣势时,如何能争过自己的对手呢?面对这个问题,李世民自有良策可行,他的秘诀在于:凡事要有获胜的把握,就必须有超前意识。如果说,一般人只要“一日三省”就够了的话,那么,领导者就应该“五省、“十省”,甚至“每日百省”,不断改进自我才对。
出其不意后发制人
出其不意,后发制人是一种超人的谋略,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到的。对于一个领导者,以忍待发、以静待动应该是必备的一种能力。李世民认为越是冤屈越要忍耐、克制自己,不到万不得已决不率先出击。他真正做到了屈得不失胸怀和德操,伸得仗义勇为,彻底解决了问题。
李唐政权建立后,军中形成了秦府与东宫、齐府两大政治集团,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公开化。在李渊统一全国之后,争夺未来帝王的竞争已逐渐显露出来。面对李建成集团的汹汹之势,表面上,他仍是平静地处事待人,他实际上是在等待时机。
武德七年六月,高祖为避暑巡幸仁智宫,“命建成居守,州民,元吉皆从。”李建成一面指使李元吉寻机“就图州民”,并强调说:“安危之计,决在今岁。”一面又认为机会难得,想乘机谋变。于是写了信,派郎将朱焕和校尉桥公山带着书信去通知杨文干起兵。
但朱焕、桥公山越想越害怕,害怕事情败露后诛灭九族。两人决定向李渊自首,于是去了宜君,把李建成给杨文干的信交给了高祖李渊。李渊看了信,大吃一惊,怒不可遏,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亲生儿子会这样狠毒,竟然对自己的亲弟弟下毒手。立即召见李建成。当天晚上,李渊让李元吉在仁智宫住,自己则和李世民在南山露营,以防万一。夜已经很深了,李渊心中有事,自然睡不着觉,就到帐外,看见次子李世民正同禁军在巡逻,很受感动,把他叫到身边,说:“唉!我早就让你做太子,你却不肯。现在却惹出这些麻烦。”李世民说:“儿臣没做太子,皇兄还这般不相容,倘若真做了太子,皇兄岂能甘心?”李渊点了点头,语气低沉地说:“隋文帝杨坚的几个儿子,为了争夺皇位,拼得你死我活。想不到这样的事情在我大唐也出现了,真让人寒心!”李世民说:“儿臣没有争皇位的想法,皇兄不排斥我就满足了。”听了李世民这句话,李渊更坚定了废掉李建成的决心。
次日,李建成来到仁智宫,向父皇叩头请罪,李渊让人把他关押起来。得知太子要与庆州的杨文干一起谋反,李渊又命令司农卿宇文颖去庆州召回杨文干。李元吉却叮嘱宇文颖,将实情告诉杨文干,不要来仁智宫。
杨文干知道实情以后,却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起兵造反吧!”于是带领人马突然袭击宁州,一举成功。然而及至李世民率兵来讨伐,叛军士兵们却吓得一哄而散,几位叛军将领起兵造反把杨文干杀了,向李世民报功。接着,来报信的司农卿宇文颖也被活捉。
就在李世民前往宁州讨伐杨文干时,在长安城内,尹德妃和张婕妤、李元吉却轮番在李渊面前说李建成的好话,李渊的宠臣裴寂和封德彝也为李建成讲情。李渊的特点是耳朵根软,见自己的心腹都这样拥戴太子,也就改变了废太子的主意,把李建成释放,仍令其驻守京师。立李世民为太子之事,也不再提。经历此事之后,表面上兄弟三人还很和睦,可在背后,李建成仍时时想除掉李世民,以免后顾之忧。
根据历史记载,期间李世民和王世充有过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表现了李世民坚持原则,大是大非面前毫不退让的性格——也是在八月,唐军刚对王世充展开包围之势,王世充便陈兵于洛阳城西北的青城宫,李世民也摆开了阵势。王世充隔水传话给李世民,说:“隋室倾覆,唐帝关中,郑帝河南,世充未尝西侵,王忽举兵东来,何也?”李世民使宇文士及回答说:“四海皆仰皇风,惟公独阻声教,为此而来!”王世充提议说:“相与息兵讲好,不亦善乎!”李世民则以“奉诏取东都,不会讲好也。”严辞拒绝讲和。
几乎与粉碎杨文干的同时,突厥连续来犯,朔州、原州、阴盘、并州等地。见国都受到威胁,李渊忙从仁智宫返回京城。有人向他建议说:“突厥所以屡寇关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长安故边。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如此荒唐的意见,高祖竟以为然,于是“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至樊、邓,行可居之地,将徙都之。”李建成、李元吉和裴寂也都纷纷赞同。而萧璃等虽知其不可,却不敢谏。
在这种情况下,又是秦王李世民独独地站出来,对父亲谏阻说:“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圣武龙兴,光宅中夏,精兵百万,所证无敌,奈何以胡寇扰边,遽迁都以避之,贻四海之羞,为百州之笑乎!彼霍去病汉廷一将,犹志灭匈奴;况臣忝备藩维,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若其不效,迁都未晚。”李世民的豪言壮语,义正志宏,令李渊也脱口称“善”,而李建成却举出汉初樊哙的例子加以嘲笑,说:“昔樊哙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无似之!”李世民当即加以驳斥,并加以保证说:“形势各异,用兵不同,樊哙小竖,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虚言也!”
借这场迁都之争,李建成与妃嫔又轮番在李渊面前诋毁李世民,他们说:“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即退。秦王对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此言尽管歹毒,但李世民主张抗击,踏平漠北,无疑是正义的,也是正确的。李渊耳朵根再软,也知道李世民的用心,于是不仅没有听从李建成等人的迁都之议,同时委派李世民与李元吉共同督军,北出豳州,抵抗突厥。这样的部署仍然是在摆平儿子们的关系,既采纳了抗战的主张,又可防止李世民独揽兵权。
后突厥来犯,就在出征前不久,李渊和三个儿子在城南打猎,意在缓和他们兄弟之间的矛盾。李建成将一匹肥壮的马授给李世民说:“此马甚骏,能超数丈涧,弟善骑,试乘之。”李世民便乘此胡马逐鹿,马突然惊厥,李世民被摔出数步之外,马起,再骑上,连续惊厥三次,李世民对宇文士及说:“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意思是说:他想以此来杀我,然而生死自有天命,又怎么能伤了我呢?
听说此话,李建成就叫妃嫔们篡改李世民的原意,转告李渊说:“秦王自吹说,他是有天命的,是可以做天下主的人,所以他是不会死于意外事故的。三次坠马,便自夸受命于天,将作天下之主,人力岂能奈何?”
李渊为这些话深为忧虑,并且感觉李世民有夺取皇位者的野心,担心三个儿子血肉相残。自此,他亲自召来李世民训责:“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何急耶!”就是说既然有天子之命,那就不用费心智来行事了,你为什么还这么急切呢?
虽然十分冤屈,并且对父皇的训斥心中不服,但李世民最终还是克制了自己。他懂得,越是冤屈越要忍耐、克制自己,不到万不得已决不率先出击。大丈夫能屈能伸,屈就屈得不失胸怀和德操,伸就伸得仗义勇为,彻底解决问题,而他自信是有这种能力的。
以忍待发,以静待动,后发制人,大丈夫应该能屈能伸,然后厚积而勃发,一举击溃对手。所以对一个领导者而言,能够适时的临机应变是很重要的。
凭功论智资敢为天下杰
一个人生在世上,如果没有才能也就罢了,而一旦拥有才能,看着不如己者占据着本该由才俊占据的职责而不动心,是有负于社会、有负于人道的。甘于埋没的思想,不仅在现代社会里是一种遗憾,即便是在专制社会中也是一种暗投。因此,人生社会即便没有进身之路,也要尽力去拼搏一番,不能自甘沉沦,白到世上走一遭,辜负了天地的造化。
在封建社会里,一般来说都是老子打天下,儿子坐江山。唐朝恰恰相反,则是儿子打天下,老子坐皇位。说穿了,李渊是个历史上有些例外的吃现成饭的皇帝,正缘于他在隋朝中的地位和作为老子的身份,使他有些摆谱的资格,其他方面并无长才。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的建立和巩固,都是由政治、军事方面的一代才俊李世民主持操办。
由于李渊原本是个旧官僚,有着因循守旧的陋习,不能明辨是非,而且贪恋女色。在做太原留守时,曾收留了宫监裴寂赠送给他的两名晋阳宫宫女,正因为怕事情暴露遭致灭门之罪,才下决心踏上反隋之路的。自此他将裴寂引为宠臣,对起兵有功的刘文静他却横加“谋反”之罪,将其杀害。
刘文静是最早参与起兵密谋者之一,在联络突厥,击败隋将屈突通之战中,屡建军功。唐王朝建立后,刘文静却位居裴寂之下,意甚不平;每次建议时,总与裴寂互相争斗。但李渊袒护的却是裴寂,所以吃亏的自然是刘文静了。
在裴寂与刘文静的问题上,李世民是极力佑助刘文静的。因为刘文静是他早在晋阳起兵之前结交的好友,共同讨伐过薛举父子,彼此倾心,而李渊杀了刘文静,难免使他们父子之间出现矛盾。
在李渊与窦氏所生的四子中,除三子元霸早殇外,长子建成、次子世民、四子元吉是同胞兄弟,是高祖李渊诸子中血缘关系最近者。而高祖李渊碰到的最棘手的事,则恰恰是他们同胞兄弟三人,围绕着皇位继承权而展开的激烈斗争,终于导致了宫廷流血事件。
在唐军进入长安前,李世民与长兄李建成的地位、权力基本相当;进入长安后,李建成被立为太子,由于所处地位的不同,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但在当时,这种变化并不明显,因当时面临着急迫的形势,就在立皇太子和秦王、齐王的同时,薛举发动了进攻,秦王李世民挂帅,率军出征,而李建成则在京城协助父亲处理政务,兄弟之间因而还不至于势不两立。
李建成很有政治才干,也有军事才能且为人宽简、仁厚。他辅助李渊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持前线,起过巨大的作用。后宫、外廷和长安等地都有不少拥护他的人。而且,李建成收罗在自己周围的东宫官属,如魏征、王硅、韦挺等人都很有政治见解和政治才能。
自晋阳起兵至攻克长安,李建成的战功几乎和李世民一样;而在统一战争的过程中,李世民则显得突出了。经一系列的战争锻炼,李世民也成长得越来越英武、干练。武德元年十一月,讨平薛举父子后,李渊派李密到豳州迎接秦王,李密“自恃智略功名,见上犹有傲色;及见世民,不觉惊服”,私下对秦府将领殷开山说:“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祸乱乎!”可见,统一战争中第一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李世民的声望,在某些人眼里他已俨然是“真英主”了。
随着机构的确立和地位的攀升,李世民的政治野心也随之增长,当“天子”的念头也已经有了,而李建成因“立嫡以长”的惯例成为太子,当他看到、听到、察觉到李世民的政治野心时,不能不“颇相猜忌”。于是李世民和李建成之间的矛盾便日益公开,李世民也越来越觉得自己名正言顺,向长兄挑战的意味日渐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