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恋风雨
下午看了一段文字,感觉极好,摘给大家。
“一对男女,似在狂恋。恋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女对男的说:“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万一你死了,我马上自杀,和你同死”。
男的微笑道:“还是各死的各的好!按这个多元化社会爱情逻辑,别人一定会怀疑说是你有意谋害了我,畏罪自杀,如果这样的话,我做鬼也不会得到安宁”。
绝对聪明的女人痛苦,她们把什么都看得很透,尤其是自己的老公无能,这样女人会表现得很坚强,其实内心最痛苦。翻开《北京晚报》一连串的女性征婚广告中,内容大体相当,某女,30岁左右,曾离异、或未婚、有住房、有私本、工资收入高或在外企,意寻“潇洒男性”。
人有才气是好事,但不能太向外暴露,除非到了该暴露时。君不见人的。当然,这里面有恃人自傲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你的才华在相处人群中鹤立鸡群,对别人是一种压力,让人说话、办事都得格外注意,无形中比平时要多花几分精力。一些高手在许多场合中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这样,反倒赢来了身边人群的融洽。事实上,大家在生活中、需要的东西与智慧、聪明相比,更多的是消遣的愚蠢和无聊。
一个人有思想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就像艺术家一样,不断地用自己心灵的煎熬唤起人类共鸣的东西,更有甚者如海明威,在找不到创造灵感时,以牺牲肉体为代价。世界上最痛苦的人群生活在人类的知识领域,而是不在田间劳作的劳动人群中,知识与人心痛苦成正比,与幸福成反比。
搞精神创造的人,具有天生的灵感,就像思绪一样,捉摸不定。当灵感来的时候,就像精神文明人的精神发作一样,是一股控制不住的冲动,必须要把它表达出来,一旦灵感过去之后,他又恢复了平常,甚至刚才自己在写什么,画什么都不知道,过了一段时间,他都会怀疑,难道这是我创作的吗?我真会有这么高的水平吗?
对时间的感觉是在心情的期待中渐渐积累,从一天、二天……最后到几年,十几年,在每一次呼唤中,心都在盘算着时间的流程,还剩下多少天了。当期待在某一天结束时,期待者对往日的心情就像手中的一杯咖啡,喝下去是苦的,品出来的却是甜的。
古人创造了“生死离别”这个词汇,描述人类的情感体验。有时候,打开历史这扇门时,我不难想象已逝去的人在生离死别中的景象。如果把人类的这些情感叠加起来,我不知道我们自己会不会怀疑人生存的价值,会不会提出猿进化到人,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
前几天,在《中国青年报》上看见了一幅日本鬼子在二战期间轰炸重庆的悲惨场面和一篇报道文章,其中渗透出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简直就把我们当成了连动物都不如的异类。
我想如果说当时的重庆有一个名饲养场的话,他们绝不会用炸弹消灭,而我们的先辈,就是这样,连狗都不如,性命难保,进一步讲,如果我们是当时一死难者,请问:你会做什么?刻在我们民族脊梁上的族仇、国耻,没有人会忘记。
上帝是人创造的,相反,人却要把自己交给上帝去主宰,这就是人和上帝的关系。
在我们历史体裁的文艺作品中,皇帝总是权威、高贵、幸福的象征,围绕他们总是一些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生体验。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对他们形象所散发出来的信息,总接受的最多,这是艺术作品带给大家的一些作用。当我们有机会把思考的触角伸入他们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时,对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会让我们吃惊不已。就以伟大的恐怖和尚朱洪武为例,在他离开皇觉寺时,绝不会想到十几年后会如此神经衰弱,整日里歇斯底里。如果他一直个和尚的话,而不成为明朝的第一任皇帝,一生在皇觉寺里撞钟、击鼓、吃素饭,我想,晚年也不会得神经病,整日生活在个人的梦话中。其实帝王所承受的里想压力要远远大于普通百姓。崇祯帝在上吊前用剑砍倒自己的女儿时曾说道:“你为什么要出生在帝王家呢?”
当人们把思想家、哲学家的头衔挂在你的头上时,别人哪里知道,这恰个人痛苦经历的浓缩,是个人梦幻的变相输出,是无可奈何的呐喊。
耶稣之所以成为圣子,不是因为它是耶和华的儿子,而是因为他能够喝下别人的痛苦。就凭这一点。耶稣就会成为人的心中的上帝。苏格拉底之所以受人敬重,不是因为他在勇气喝下毒酒,而且因为历史上这就么一个愚人,干出了天在的蠢事。
人一直处在肉体和思想的压迫中,如果肉体,象性渴望、念渴求、目愿望等消失了的话,思想也就死亡了。人们好象认为思想是一种人类最崇高的东西的,实际上,人们恰恰可以回身看看有那一件东西不是因为肉体而存在?因为肉体而有意义呢?古人讲,“饮食男女”意义就在这里。
每当我走进故宫,游过北海,用手触摸身边的古迹时,我就想:当我们祖先也象这样用手触摸时,他们会想些什么?这是人生的一种无奈。在这里,我化验到了一句古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
我没有抽烟习惯,也想不起来抽烟。在自己抚案提笔,或与古人一同畅游书海时,总有一股冲动,急想吸上一支烟,在室内踱上几步,放飞自由的思绪,在太空中邀游。每当真的吸完一支烟后,内在心情会平静许多,在沉思中又回到了书海。
走在街上,汽车的鸣响,行人的吵闹配合着匆匆而过后身影,已经构成了我们生活的节奏。一旦某一天把我们置身于茫茫草原或戈壁沙滩时,四周万籁俱寂,我们会感到安静是最可怕的事情。一个在室内久座的人,他一宁要出去走走,听听声音,看看行人,让自己感觉一下文明中的噪音。
人失意的时候幻想最多,成功的时候自信最大。在街头尾的小摊上,聚集着一些社会闲人,站在旁边,你会听到他们天马行空的神侃,甚至吹嘘能够把自己带出太阳系。就这样,他们能把一天的时光互相的吹捧中打发殆尽。相反,一些成功的人士,我们很少看见他们闲聊,这倒不是因为他就时间太紧,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解决不了问题,自己的心理也不需要凭空安慰,自己的自信就完全能够支撑自己的生命。
在世界上没有常胜的赌徒,最后没有一个可以宣布我赢了。聪明的人玩赌,可是他们不恋赌,一旦自己赢了,并用手头的钱可以办实业时,他们就会毫不迟疑走出赌场,不再回头,除非某一天自己的实业彻底垮台时,他们会再度光临赌场,希望能再一次获得赢的机会。
人总是喜欢听赞美自己的声音,这里面有十之八九不怀好意,特别是在女人莫名其妙赞扬时,男人一定注意。
谎言说了一千遍就成真理。有些时候,谎言就是真理,人们没必要在真理和谎言之间浪费过多的精力,实属无聊。
到底个人有没有命,谁也说不清楚,信命的人,多半是在个人斗不过环境时,在无可奈何中的默许。如果说他们真的信命,我看未必,信命与其说是一种信念,倒不如说是对个人的心理失衡的一种安慰。
醉汉说自己没醉,是实话,说自己醉了,是假话,因为他很清醒,借酒卖疯,是人卸却伪装,暴露真实的表演。所以有人醒酒后总结:酒是好酒,杜康是王八蛋。
人,二十岁时不信邪,三十岁进不信命,四十岁时不信神,五十岁时不信人,六十岁时不信自己,七十岁时足不睁眼。
每一次送殡的时候,我都感觉到从体内到体外的冷意,看着痛苦的人群,我的头脑一片空白,回来之后,很少再去想它。
上大学的时候,专门去了几次教堂,想聆听神父的高论,当自己看见身边的人在教父的宣讲中昏昏睡去情景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教堂。
人们分析事物肢解得“身首异处”,似乎不这样,就不能认识事物,解决问题,这是人类理性的优点。但它忽视人类感性的力量,当人以理性的力量解决感性问题时,没有几个能获得成功,这就是理论为实践力量的问题。
站在远处,看见景色很美,为了留住印象,我很少走近他们。有人讲,美产生天地距离,用我的话讲,美产生于视觉差。在上大学的时候,自己有散步习惯,有一段时间,其它系的有两位女同学也常常在晚上出来散步,同是散步人,我们有一种默契,彼此只是在远处点点头,一直未曾走近。有一次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走到了一起,像老朋友似的谈了一阵子,从那以后,我就改变了自己散步的习惯,并深深地为自己的那次谈话而后悔。也许是自己当时的心里思想太纯真,但有二点是确定无疑的,走近她们,傍晚中形成的身形美感就完全消失的故事在今天重演。
在大学时期,我是校演讲协会主席,经常组织一些群众性自发辩论会,在辩论会上,我既是主持,也是主辩人。在每次辩论会上,总有一位美丽端庄的女同学坐在中间听讲,一言不发,在我每次辩论中,她总是用双眼看着我,望着她那直勾勾的双眼,我不得不尽力回避,就这样,在半年的时间里,她几乎场场出席,但我们没有说过一话。在第二学期开学后,她再也没有来过辩论会,直到我快毕业时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用手捏壶下楼打开水洗衣服,在水房前的广场上,我看见她,她也看见了我,彼此对视了一会,我什么也没有说,就这样,我再没有见到她。
天底下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读书,有时读到心烦时,真恨不得把千年来的智慧结晶统统从窗户扔出去,读了将近二十年的书,如果有人问我:你真的愿意看书吗?我会直接地告诉他:“我最烦的就是看书。只是没有办法的事,就像箭在弓上,不得不发。”
当耶稣说上帝派他来拯救的只能是自己,这也正应了那句俗语“解”铃还需系铃人?
以前上学时,最痛苦的就是写作文,记得高一时,自己用了九牛二虎之力,精心营造了一篇自我感觉良好文章,交了上去,没想到一周以后,老师的评语是:“你在写什么?”事实上我在写什么,我也不知道,只明白自己把内心中的感受写了进去,没想到获得了这样一句不负责的评语。从那以后,再也不想写作文了,高考前,为了应付差事,背了十来篇的短文,效果怎么样,只有鬼知道。
上大学的时候,外语系的两位女同学问我:“你哲学家有什么啊!”我用了一大套的理论回答了她们,没想到她们给我的评价是,棒着金碗要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