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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偏好与众不同（第1页）

第四章偏好“与众不同”

第一节崇拜天性

专门技能发自肺腑所有这些妇女不理采专家意见。丽莎·克莱伯恩以她特具的品味来勾勒女性职业时装的线条，这完全有背于70年代时装制造行家的准则。麦当娜以可能是本世纪最大逆不道的女性形象出现，不断打破一切传统，她的书《性》（1993）和她的禁带是其反偶象崇拜天性的证明。莉莲·弗农常表达自己偏好“与众不同”，她声称这使她得以成功，她放弃传统的市场研究方法论，而代之以自己特有的市场分析“黄金内脏”。简·芳达，曾一度是新左派的领导、资本主义的敌人，却成为彻头彻尾的资本家，她建立了一系列工作演播室，制作出最畅销的健美像带，让她讽刺性地成为了杰出资本家；这位女性更离奇的行径是将所有钱（估计约1亿美元）捐赠给丈夫汤姆·海顿的左翼事业；最要命的是芳达与彻头彻尾的资本家、她左翼政治事业的仇敌泰德·特纳联姻，特纳一生中许多时间用于追逐女色，是资本主义巨头，右翼分子。

芳达不仅否定专家，而且令他们大惑不解。甚至是貌似柔顺被动的特蕾莎嬷嬷，为了帮助穷人也抗拒着专家意愿。她打破宗教规则，要求教皇授权给她，住到加尔各答的贫民窟中，这从未有过先例，但她却能获得教皇的应允，运用职位的权力，为加尔各答的穷人和濒临死亡者争得了格外多的利益，她以其巨大的努力，成功地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些女性的事例生动地说明：创造发自“肺腑”，而非来自头脑。害怕知道者，而不是不知者我们是自己的至敌，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局限所在。这些女幻想家能够不理会内部的自我演讲，而踏上乐观愉悦的更高境地；她们有巨大的自我价值观念，否认任何拒绝她们内在信仰体系的人；她们不知道自己难以做到，因而她们实现了。玛格丽特·米德不知道一位25岁的年轻单身女子是不能独自踏入新几内亚和萨摩亚岛丛林之中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也不去过问英国女首相能否为同行所接受，她基本上毫无机会升上如此高的职位，但她却做到了；奥普拉·温弗雷并没因菲尔·达那休拥有日间谈话市场而退缩，她花了6个月的时何超过他。根据常规，这些妇女中无人能成功，她们并不去过问这个问题，因而踏进了天际城堡，就好像是她们有权这么做。

冒风险性：自信胜于恐惧所有孩子和雇员都应有冒险和失败的机会，不然知识、自信或自我价值将难以获取；创造能力是早年经历活动的功能，如果孩子没有尝试冒险和失败的经历，他们将无法掌握创造活动的关键因素，凯瑟琳大帝告诉一位大臣：“没有比我更大胆的女人，我的胆大妄为无以复加”，正是这种态度，使她成为俄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女性，没有她便没有俄国。特蕾莎嬷嬷所冒的风险之大超过书中任何女性，她与临死病人共同工作、居住达50年之久，她住在麻疯病人隔离区，不理会医学避讳，帮助世上的穷困潦倒者。一般妇女比一般男子缺乏冒风险倾向主要有两个原因。从生物学上讲，女性只有极低的睾丸激素，荷尔蒙导致男子更富进攻性、竞争性、冒险性和较高的性动力。从社会学上讲，女性历史地被塑造成崇尚“安全”，不去“冒险”，女性继承持家育儿的遗传；在女性的头脑里，冒险是男人的权力。

然而书中的这些幻想家女性具有远远超过一般女性的冒险倾向，看来她们除了被养育或自我满足和富于竞争，不伤自尊地尝试冒险和失败之外，还具备较高水平的睾丸激素，追逐的狂喜可能是她们终极目标的主导因素。大多数冒风险行为形成于儿童时期。如果父母想让孩子长大后敢冒风险获取成就，就该让孩子有机会尝试风险和失败。玛丽·凯·阿什的母亲让她独自照料残废的父亲，在离开的14小时里让玛丽·凯爬到椅子上为卧床不起的父亲烧饭，她每天要打二十多个电话，以从母亲那儿获得做一个大人的鼓励。玛丽·凯年仅7岁时便迫不得以尝试风险，这种经历难以忘怀，风险在玛丽·凯的词语库并非贬义词。像父母一样，公司如果要塑造自信、敢冒风险的有能力雇员，也应让他们有尝试风险和失败的机会。与孩子养育中相类似的风险／奖励训练，在商业经营中也应该允许，这种气度应该由每位机构领导所建构，大多数机构是静态的，因而很少有革新。

我发现大多数机构管理形式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风险取向型，是允许创业或革新的机构；第二种是现状取向型，存在于大多数静态或成熟机构；第三种是低取向型，常在那种走下坡路，混乱不堪的机构中发现（参见《改变世界的十三位男性》（1993））。所有这些妇女是风险取向型。风险和直觉风险取向型管理模式往往在那些刚刚起家或开辟新径的公司中发现，与书中的这些妇女相类似。这种直觉性类型对任何创造努力都是必需的，这能增加成功的机会。传统主义者信奉守财持家；老年人及老化机构则倾向于少冒风险。他们财大而输不起，因而变得更趋于躲避风险，因为赌注太大，他们在自己的生命阶段中更成熟。然而，生活中没有了风险，也就丧失了一切潜能和机遇，机遇的潜力总与风险成正比，唯有高风险才能带来大成就。

关在房间里的孩子从不知道擦破膝盖的滋味，但同样也不会有所成就。除去风险值得吗？通常不是，想想我们能达到目标的有限的生命年限吧。那些从未曾尝试冒险探索的孩子，也极不可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因为他们受制于自我维持动力。不曾允许尝试风险性决策的雇员最容易维护现状、停滞不前，唯一能培养雇员成功自如地应对动态环境的方法是：让他们在变化的环境中练习操作。一个逻辑性的结论是：如果风险取向与制造程度相关，那么不可能有任何制造人才产生于风险回避型环境之中。孩子必须被允许并鼓励去尝试风险和失败，以练就创造革新人才。这十三位妇女之所以有成功机会，起因于她们在鼓励冒险或不是寻求安全的宽容环境中长大。自我维持从来不出现在她们的需求层次中。没有大量的风险，不存在诱人的机会。风险和家长引导在孩子幼小的心田注入冒风险品质的典型是理查德·布兰森的母亲。布兰森是英国企业界天才，他建立了弗琴唱机和弗琴飞机公司，是英国第三大集团。在他上幼小时，母亲决定培养他自我依赖的技巧和应付风险的能力，她把他扔在离家5英里的田地里，让他没法自己回家。她说这种风险导向型训练经历有助于“发展他高度成功性的创业举止”。

布兰森的母亲深诸心理学自我形象的实践之道，她的儿子赢得了许多热汽球赛，成为风险躲避社会中完美的企业家。这位高中退学生，否定了他所尝试的每个商业冒险计划中的条规，在40岁之前成为亿万富翁，他的成功无疑在于孩提时代造就的风险取向品格。许多不成功者常常具有高于理查德·布兰森和书中这些成就女性的才能，这些风险躲避者通常有完成反面自我形象的内在需求，或者崇尚一种无风险生活方式，他们对失败的本能性恐惧使他们害怕探索创造、创新和创业的未知领域。风险躲避者害怕失败，而成功的创业者往往由恐惧不成功所驱动。比尔·盖兹37岁成为美国首富，承认害怕驱动着他的日常表现。奥普拉·温弗雷反复承认她尤其恐惧失败，正是这种恐惧推动她取得成就。这种内在对失败的恐惧具有讽刺性的同时成为创造天才和无创造者的驱动力——前者是积极的动力，而后者是消极的。创造性人才为如何获胜而焦虑，而无创造者为如何不失败而担心；大多数世界级运动员都直觉地感到这条公理。女领袖和革新者对自己进行生存性训练，她们直觉地明白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求得生存和成功。

她们早就明白风险取向是冒风险的准备，而不依存于冒风险的天性；不把它当作风险的话，这纯粹是一场赌博。玛丽·凯·阿什讲起她的历险，“我没把它看作风险，而视它为一个机会……我甚至从没有过失败的念头，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这些妇女的冒风险倾向归纳于表8。表8幻想女性冒风险倾向幻想家风险倾向玛丽·凯·阿什“我没把它看作风险，而视它为一个机会……我甚至从没有过失败的念头，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玛丽亚·卡拉斯在战争中，冒着枪林弹雨的硝烟飞奔，战后驶入纽约港从事崭新的生涯。冒着牺牲事业、丈夫及其一切的风险与阿里斯蕾德·奥纳西斯真心相爱。丽莎·克莱伯恩在47岁时倾其毕生积蓄的5万美元投资“eline”没有丽莎·克莱伯恩入股，公司将无以为继。简·芳达顶住对手及敌人对自己信仰的冲击，进行无所畏惧的竞争。她起诉联邦调查局、尼克松总统、美国国会和政府，获胜而赢得280万美元。

艾斯蒂·劳达“风险取向是帝国大厦的基石”，她以旋风般的步伐不断周旋、穿行于竞争对手之中，创立自己的东西。麦当娜卡米尔·本鲍因说：“麦当娜总是生活在边缘地带，从不害怕任何东西”，有刻意违背所有的传统性穿着、表演和道剧方法。哥达·梅她从不惧怕失败：“凭良心说，我从未曾因为想到失败而改变处事方式”。她怀揣手榴弹，深夜穿行沙漠，去见她的致敌阿布杜拉皇帝。艾恩·兰达持6个月的签证从俄国来到美国以实现长期居住，为免遭驱逐而结婚。此后，她冒着风险，反对盛行于三、四十年代的左派思潮。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在一项项亭业中冒着尊严和生命的风险，参加了许多转成暴力行为的军事游行。她会前往哈莱姆的大街上收集素材。玛格丽特·撒切尔“无畏而不妥协精神”，这是许多传记家的评论，铁女人坚韧不拔，常常乐意冒险获取有利于其政府的结果。莉莲·弗农“准备着去冒风险……我依靠我的‘黄金内脏’去抓住机遇”。琳达·沃切纳贪婪的滑雪者和竞争精神，她将所有赌注（1000万美元）押在对沃纳考公司敌视性接收奥普拉·温弗雷始终愿意为正确冒一切风险。她是个脆弱的女人，常常显露灵魂以让别人也如此。她的餐厅取名为“怪癖”，以此可对她的风险取向性略窥一斑。

最大的风险是不冒险精神病专家和作家戴维德·维斯考特在《风险》一书中说到：在十字路口车祸中最易丧身的不是那些冲过去的人。而是犹豫不决的人，照此说法，冒风险是由于害怕、毫无准备而危险，不具备或没有一定的风险准备比具有它更危险。泰德·特纳常说，对他来说，较大的风险是不去购买MGM，而不是购买它，如果他没买断MGM，他将没有充实巨大有线网络广播时间的片子。然而，行家却说他疯了，而5年之后又说他是天才。他说：“不，我不是，我只是选择了风险较少的事情”。在多数情况下，冒风险是令人振奋激昂的经历。在游乐场，最刺激的是旋转滑翔，看似惊险然而却不，能给坐着感到不舒服的人带来恐惧和惊颤。自信建立在冒风险和克服内心对未知的害怕之中、当年者时，我们感到后悔的不是沿途所日的风险，而是那些我们没胆量去冒的风险。书中所讲的都是人们所曾冒过的较大的风险。

没有人为所冒的风险后悔，而只为那些没胆魄去冒的风险而后悔。这些女幻想家早年就学会风险和失败，她们早年培养归纳于树立强烈的自我形象，造就她们成为创造革新人才。她们习惯于将风险当作实现梦想的“机会”，每当她们征服后在沿途树起一块丰碑，她们便因取得经验而变得更坚强，更充满信心地接受下一次风险的挑战。他们越趋自信、更定势地把新风险看作比先前更少危险性，她们树立越来越强的冒风险品格，对危险环境更能处置泰然。其结果是照公众和同行看来的离奇越轨行为，对她们来说这只是通往成功的另一条道路。站在高墙上面对5000名观众，对害怕摔下或出丑的人来说是个冒险。而对具有绝对自信和信心的人而言，这种经历并非冒险，而是挑战。这并不是有意混淆冒险与焦虑，焦虑就某种程度而言是有益的，但它与冒险无关，担心接下来的进展和工作做好当然不错，这有利于对冒险决定的担扰。在许多商业冒险投资中，同样的心理过程在起作用，例子层出不穷。这十三位女性有较高的冒风险倾向，使她们有别于那些与冒风险无缘的妇女。女性对凤险的恐惧在文明进化过程中，女性千百万年来一直被培养成躲避风险，她们被保护、定势和鼓励成尊崇安全、逃避机会。

石器时代女性生养孩子，退缩于洞穴（家）中保护后代，这种遗传植入脑海，使她们被教养成寻求安全者，保护家庭免遭外人闯入或破坏，除了洞穴和家庭的安全，妇女们不愿冒更大的风险。相反地，在这种人际关系中，男性演化成冒风险者，走出安全的家庭到陌生的荒野寻找食物，这种遗传赋予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冒风险认识。男性传统地习惯于探索新领域、满足于冒较大风险；女性则更满足于维持和保护家庭免受外在风险。由于遗传女性一般在风险躲避方面远比男性严重。

女性一般不孤注一掷，因为这有关家庭安全。相反地，男性能更轻松自如地处置不确定，一般比女性更容易选择更冒险的途径；女性对个人及孩子安全方面的需要远远超过男性。我们这十三位妇女没有如此浸染于安全感，事实上她们比一般女性更倾向于冒风险、探索、生活在边缘地带，看来她们对风险和矛盾的忍耐力也远远超过大部分男性。她们宽容惯爱的家庭，教育她们自由探索，毫不畏惧地去冒险，这种早期地培植使她们定势为更满足于风险取向型环境。研究显示咱山”地探索和试错境况下的失败塑造培养了具有辉煌革新的有胆之士。艾里森·斯坦列布拉斯在《自尊的孩子》（1979）一书中进行过以色列犹太人居住地的少年与西欧、中东环境下孩子的比较研究，发现犹太区孩子有智能发展优势，这是由于早年环境允许他们自由探索，她说：“自由探索环境，发展我们身体技能与智能发展相关联”，这种早年自由地探索和尝试失败，看来是培养创造性冒风险者的关键。女性直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是直觉”。

第二节伟大洞悉

在他追求宇宙真理的过程中，更依赖于直觉性。哥达·梅直觉到约姆基普战役，但她的预言不为男同僚理会，他们自以为“了解”得更清楚。如果她听从了自己的直觉，成千人的生命将会得到拯救。凯瑟琳女皇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来临上具有同样的直觉洞察力，在1788年时曾说到：这位凯撒何时会来？噢！他会来的，肯定会来的，如果革命获胜……如果法国得救，它会比任何时候都强壮……它所需要的是一个非凡的人，比当代任何人都伟大，可能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人。他是否已经诞生？……他何时来临？一切取决于此。（特洛伊特，1980）多么敏锐的眼光，她在1788年描绘的这位超人已经于1769年诞生于科西嘉；她的预言在几年后就变成现实。

法国革命在她伟大洞悉后的一年便发生。拿破仑，这位历史上有争议的伟大军事领袖，于1799年成为法兰西统帅。他以对欧洲大多数领土的征服，证实了她的预言，只是没能在这位俄罗斯女皇的领土上逞强。艺术家和音乐大师常与直觉过程相关联，企业家、革新者、政治家和娱乐家则不如此。然而任何这些领域独特新概念的思维过程没有多少差别，过程包括具备智能自由地探索新事物，不受制于约定俗成。在真理探索过程中，不知如何行走，要比有张地图重要得多，因为地图是别人感知的现实，它只标明别人所到达过的地方；要踏入无人问津之地，重要的是扔掉地图，走你自己的路。这十三位女性正是扔掉所有地图，踏上自己通往成功的大道。女性直觉事例层出不穷。妇女比男人更倾向右脑驱动，更能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西方社会通常对妇女的感情奔放较为宽容，因而与男人不同，妇女具有更多的文化认可和自由去经历自我感觉，从而驱动右脑去探索未知世界。西奥泰里亚大学的多林·基默勒发现女性更明显地通过两侧大脑来表达语言，而男性只用左脑。这再度证实大多数冷静男士知道的事实：妇女更借助于直觉。

创造是个质量型而不是数量型的过程，因而直觉（右脑）的妇女比男士们更具资格，这也是她们通常比男人注重人际关系的一个原因。已有规则通常是以数量型演算而成的数字操作，这种高度预定化的环境导致自我稳定，但它同样成为一种生存本能去约定俗成或服从“过去的好网络”，因为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维持标准态。这对于世界静态组织没什么不好，因为它们是依赖于稳定性和数量可靠性；然而，数量品性正恰好相反地不利于世界上创造和创新活动的成功；动态社会和创新成就需要立足于直觉的质量方法。因而，妇女以其直觉优势，高度的风险和矛盾承受力，是领导动态组织的最合适人选；如若容许，她们会成为创造和创新组织的杰出领导者。

右脑思维罗伯特·E．奥斯坦因的《知觉心理学》观察到，学校培养学生左脑思维传统，有背于创造活动，他发现学生强调分析能力培养，忽视非语言培养，其代价是创造力的丧失，“艺术家、舞蹈家、神秘主义者学会运用智力的非语言部分”，因而成为创造人才。弗利吉夫·凯普拉在《转折点》（1982）发现，由于遵从陈旧的哥白尼／牛顿式的将人作为机械性个体，我们常常有因小失大的毛病，凯普拉准确地将世界描绘为质量型的，而非雷卡尔所说的数量型的。名牌大学培养的MBA学生，将现存的商业模式化，以了解在动态环境中变幻莫测的经营，这对静态组织管理还有用，但对培养学生在新的未知世界创业是绝对有害的方法。你不能通过研究现有的来了解崭新的，这种方法论是过时的笛卡尔理论的化身，那是脱离现实世界建立理想化机械式模型的陈旧方法。

伟大的革新者和创造天才不同程度上摆脱了数字性崇拜，右脑驱动革新者学会运用应付动态社会必备的数量式问题解决技巧。特蕾莎嬷嬷以其简单方法取得成就，对此了解透彻：“如果我们等到数字出来，我们会在数字中迷失”。科学家早就发现，左半脑控制语言、序列、数字和逻辑思维过程，西方式方法是左脑导向，围绕组织和预测。相反地，右大脑负责非语言、视空、感知和直觉，更具东方特性，右大脑所思维的是即将涌现的思想泉流，爱因斯坦对此了解甚多。当离船踏上纽约港时，一位年轻记者问他从地球到月亮距离多远，爱因斯坦说他不知道，记者深感惊讶，认为这是高中生都知道的简单问题，爱因斯坦说，“如果我要费神去知道这些小事情，我会无所适从。我需要集中精力于更重要的事情”，他明白自己的右脑直觉力会被毫无用处的左脑数量性事情所限制，他不想让左脑琐碎之事充斥地扭曲自己的右脑思维能力。

科学家同样发现，在数字演算过程中，左脑占主导，但基本不可能有很好的直觉或创造性思想，这便是为什么伟大思想总是产生在飞机上，在细雨中，或在退潮前，这些时候，脑子没受制于数量问题的解决，而让右脑，直觉的大脑，向创造思维敞开，我们如何能将自己处于这种创造状态之中呢？彻底放松，沉思、感觉消遁封闭和睡觉是最好的途径。坐在计算器或打字机前是不可能有所创造的，这时你的左大脑主宰思维，让右大脑处于催眠状态，无法发挥功效；到海滩边去散步，让左大脑休眠，右大脑就会发挥神奇的直觉力量。莉莲·弗农就采用这种方法选择新产品，她从不采用正规的市场研究技术，而是依赖于自己所称的“我的黄金内脏”，以她的话来说：“我只是卖出了自己想买的产品。”幻景安顿·威尔森，著名的新浪潮作家说：“未来首先存在于幻景，然后于意愿，然后才变为现实”。卡尔·荣格在1988年发展了威尔森的观点“幻景是创造的机制”。幻景或象景不受什么“是”的制约，它们去追求什么“可能是”，因此，倾听自己内在心声感觉，让崭新而未知的启示掠过脑海，它让个人随心所欲去试错，卸掉自我，摒弃同伴影响。内在的深刻的成功印记，是完成突破性创造过程的唯一途径，而幻景是导致这种想象出现的过程，无论是通过沉思、放松、感官消遁、催眠还是与个人有关的其他方法都是如此，这种力量只能通过放松性的集中来建立。书中许多女性没听说过安顿、威尔森和卡尔·荣格的理论，但她们以其敏锐的感觉实践着这些科学家智能型创造力的意境。教条主义思维有背于创造哥达·梅毕生与一个异端邪说的宗教运动相联系，颇具讽性的是她不是教徒。由于母亲的坚持，哥达以犹太人信奉的仪式成婚，而哥达自己认为教条主义的仪式完全不需要。艾恩·兰达创立了自己的教条，她13岁时，便是个彻底无神论者，但她的作品颇具宗教狂热，以致在美国孕育了一种崭新的政治运动，意志自由主义者运动。她由于一个对抗性的电话而写了《阿特拉斯耸肩》，一位朋友告诉她“你有责任为你的哲学撰写非小说论文”，艾恩被激怒道：“我罢工又怎么样呢？世上所有有创建者都罢工，又会怎么样呢？”这便是《阿特拉斯耸肩》故事的主要线索和道德哲学观：“在道德哲学历史中最具伤害力的反概念之——责任！”兰达概述道：“责任摧毁推理；责任摧毁价值；责任摧毁爱情；责任摧毁自尊（它不让自我存在以受尊重）；责任摧毁道德”。大多数创造天才探寻真理，为达到这一目的不得不摧毁旧的教条，不让教条限制新生事物。约瑟夫·舒姆彼得的“创造性摧毁”定义了革新过程的本质，任何新生事物的呈现都必须以旧事物为代价，教条思想必须被任何想成为真正创造者的人清除出去。书中这些女性将自己的透析立于教条条规之上，是首先摧毁过去偶像的人。

小结书中这些女性所显示的反叛性的“打破规则”的品质是创造过程的本质，每个人都愿意踏入别人不敢问津之地，并以宏观视野来达到，她们女性化的直觉是她们成功的一大因素，她们以其归纳的、宏观的、质量的视野对待一切事情；她们具有直觉眼光，有福生活大图景和一种长期观念；这些妇女不理会一切教条，运用自己的视野和想象眼光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她们借助叛逆性和离经叛道的态度，达到了各自事业和领域的顶峰。这十三位创造幻想家也是传统女性角色的叛逆者。不管结果如何，她们是自我的圣人。这种反偶像崇拜被一个富有弹性的自尊武装着，这在商界，政界或娱乐圈并不多见。她们不是程序化为取悦于世界，而是听任自己内在需求和梦想的指挥，她们以优雅而反叛性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她们以哲学家阿瑟·叔本华所认可的那种方式实现这一切，他说“所有真理经历三步曲”，第一＝它是荒唐的第二＝它遭强烈反对第三＝名被视为不证自明叔本华进一步证明，只有3％的人卷入前两个步骤，97％的人等待着不让自明阶段，而往往是太后面了，不可能有较大机会发生。这些女创造天才愿意被嘲笑，因而列入3％的行列，也因此99％地成为大有收获者。她们满足于矛盾使她们名利双收。

后页前页目录第五章事业胜过个人生活---------------天才女孩需要有能成功地将婚姻、养育和职业融为一体的女性榜样。——天才者顾问琳达·西尔弗曼如果我们处于一个男女共同工作的环境之中，妇女必须学会放弃迎合男人的感觉。——玛格丽特·米德男人成功通常是经过有效的竞争取得，女人的成功则通过人际关系。——卡罗·吉利根《一种不同的声音》有所追求的创业家、创造天才和革新领袖在处理个人生活／职业生活的关系中不外乎有三种选择。其一是抛弃所有限制性的个人关系因素，如丈夫和孩子（特蕾莎嬷嬷、玛丽亚·卡拉斯、艾恩·兰达、格洛丽亚·斯坦内姆、琳达·沃切纳），其二是以序列形式安排二者关系——先结婚生孩子，当孩子长大独立后，再转到职业生涯（玛丽·凯·阿什和丽莎·克莱伯恩）；或颠倒二者时间顺序，先追求事业，直到30岁之后才考虑有孩子的家庭生活（玛格丽特·米德、奥普拉·温弗雷和麦当娜）。其三是试图二者平行，这是最困难的方法（凯瑟琳女皇、简·芳达、艾斯蒂·劳达、哥达·梅和莉莲·弗农）。请注意，书中研究的十六位女性平均地（五位，约33％）分属这三种类型，看来没有一种方法优于另一种，合适的途径依个人家庭——事业偏好而定。从这些女幻想家中所发现的事实与那些男性创造天才的家庭处理态度基本相同，即相对于事业需求，家庭居于次要地位。舆论喜欢吹捧那些拥有上述所有一切的妇女美德，这些超级妇女是杰出的成功主妇、母亲和职业女性。根据我的研究，这种三重成功形象简直可以说是个神话，成为两个领域的主人是极其困难的，而不牺牲一方或双方的三者兼而有之更是绝不可能。花掉成为一个出色妻子和母亲的必不可少的时间，同时又管理处置一项事业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将个人生活成功和事业的成功相分离是基于“创造天才”在两方面全面高度发展的这个愿望之上的。任何人可以二者兼而有之，当今美国社会中就有59％的妇女家中有6岁以下的孩子，同时又外出工作；根据盖洛普1990年的调查，只有31％的这些妇女认为是个出色的母亲，65％认为与子女关系相处融洽。然而此书不是针对一般妇女而言的，而是讨论那些达到事业顶峰或改变世界进程的创造天才，这种丰功伟绩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绝不是每天工作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然后回家与丈夫孩子共享天伦之乐的那种生活所能实现的。书中这十三位女性给每位面临三种选择的妇女一个生动的启示，她们能牺牲一方或者以序列或并行争取两者。基于性别的态度：事业亦或家庭各种有争议的然而内因化的态度盛行于西方社会，男人被看作家庭名义户主，家中真正掌权的女皇是妇女。

加利福尼亚的圣·黛安娜·法因斯坦惊讶于《纽约时代》杂志玛丽亚·布拉斯对于问及料理家庭时的回答，她说：“当然，我认为妇女总是料理家务的，这来源于性别因素，每位职业女性都在家洗衣熨烫，拖地擦浴缸和换床单。男人通常不做”，她补充道：“我女儿能争取地方律师资格，但她回到家仍要擦洗”。男人一般将事业置于家庭之上。因为他们一直被塑造成相信自己是家庭中“养家糊口”的主要责任者，这就与妇女以料理家务为己任相类似，这并不是必需的权力，也并非创造性幻想女性最有效率，而是一种已定势了的看待这两者的性别性责任。

第三节料理家务

黛安娜·法因斯坦自己也料理家务。玛格丽特·米德从不做家务，简·芳达也不，简直无法想象让麦当娜拿着扫帚扫地会是怎样一幅景象；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和琳达·沃切纳厌恶家务活。玛格丽特·米德的丈夫，著名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说：“我从没见她干过一次家务活”。基于性别定势，男人常常觉得有权预先不通知，打个电话宣布自己忙于事务问题周末不回家了，他们同样会很自在（作为名义户主和主要生计来源者）地宣布，因为工作需要，举家要搬迁到另一个城市。这种设定的无所不能的角色起因于久远以来的培养，换言之，男人一直被定势成事业第一，家庭第二。妇女则长期被培养成相反地安排主次关系。女性在家中是从属角色，被认为丈夫不在时有责任照料孩子和家庭（即使她要外出工作），当丈夫要到一个新城市时，她又得放弃自己的职位随夫迁居。双收入家庭极大地改变了当今家庭户主——家庭总是高度服从大多数女性的要求，换言之，大多数家庭在主次安排上总是家庭第一、事业第二，这便是变化。我们这十三位幻想家妇女也具备典型的妇女处置事业和个人角色的品格吗？不，她们只对家庭发号施令，而且将目标取向型事业放在首位。在许多方面，这些女杰模仿了模范男性，她们毫无疑问地主宰着家庭成员关系，她们是打电话（如兰达、芳达、卡拉斯、劳达、梅和撒切尔）说：“我得呆在西海岸，下星期见”，或者是“我在欧洲签订了6个月的合同，你过来吗”？这些女幻想家无疑是将事业置于丈夫和孩子之前，以尼采的“意志力”（权力授予那些自认为应有的人）形式在家庭里享有“权力”，这些妇女掌握着定向成功的权力，无论这种权力是在家庭里还是在她们的努力领袖中。她们以“男人般”气质行事，就像英国的彼埃特里克斯·坎伯贝尔描述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那样：“女性特征在于她的穿着，她真正向往的是男子气”。许多其他人也说到铁女人，“她不是个真正的女人”，或者如同吉米·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所说：“在她面前，你会马上忘记她是个女人，她没有极其明显的女人气”。

玛格丽特·米德的挚友，和老师罗斯·班尼迪克对她说：“你更象个父亲而不是母亲。”这种结论几乎适应于书中每一位女性，艾恩·兰达就公开承认她喜欢男子气更胜于女人味。充当多种主人的代价每位成功的创造天才都致力于追求完美，然而，想充当多种主人是极其困难的。研究的一致性结论是：妇女能成为妻子、母亲和事业家，但并不是没有代价的。成功的事业、称职的妻子和母亲需花费时间，每项都有相应的代价，试图同时出色地充当这两种角色看来几乎不可能。副总统戈尔的妻子蒂珀告诉《红色书籍》杂志（1994年2月14日）：“我认为你不可能同时兼而有之”。她说道：“如果我想从事自己的事业，我们将会有分离的生活方式，我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维持婚姻。”

玛丽·凯·阿什和丽莎·克莱伯恩选择顺序法，直到将各自孩子养育成人后才进行创业冒险，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两个主人，使她们在45岁以后才开始商业生涯，那些试图同时实现者（芳达、劳达、梅、弗农）都被迫牺牲家庭时间而用于事业，她们的事业极其成功，然而她们的家庭却代价高昂。将家庭和事业同时实现，看来使妇女付出将大部分精力用于一项为此支付巨大的心理和金钱代价。其中的六位女性没有孩子，而格洛丽亚·斯坦内姆从未结婚，这些卓越成就妇女中有半数没有孩子，这并不让人惊讶。她们选择成为另一领域的主人，因而导致她们牺牲家庭生活的机会。女领袖能二者兼而得之吗？凯瑟琳大帝20岁时与塞吉·索特克夫生下了保罗一世，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俄罗斯皇位继承人，自出生之日起便被伊莉莎白皇后带走，这不仅极大地激怒了凯瑟琳，而且使她立下更大的决心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俄罗斯女皇。

以这种决心，她害死了她的丈夫彼得三世及她的侄子伊凡六世。对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她满足于将他置于“她的阴影之下，一位有教养而驯顺的孩子——一个可取的继承者，而不是未来的对手”，而且，只要她活着，她固执地认定没人能统治俄罗斯。当玛格丽特·米德与马罗塞克莱斯曼结婚时，他们决定不要孩子；此后，当她与罗·弗通结婚时，她投身于“以野外工作为生活方式”，玛格丽特在与丈夫格里高利·贝特森一起在南太平洋野外工作时，有几次流产，此时她决定圆做母亲的梦，说：“我决定，不管有多少次流产，我也要有个孩子”，她在38岁时有了凯蒂·贝特森，但仍然身兼二职：纽约大学讲师和纽约博物馆馆员。米德生孩子后雇了个保姆，当孩子两岁时，将她让另一对夫妇莱雷和玛丽·弗兰克抚养，以让孩子有个家。

她与贝特森忙于国际会议，取得了事业成功；女儿是生活中的宝贵财富，但也不得不被置于他们钟情的事业之后。凯瑟琳大帝和玛格丽特·米德都在事业上极其成功，但都不是哺育孩子长大的母亲及好妻子。这十三位当代妇女中有五人选择平行道路，企图同时兼而有之，她们想同时有孩子和追求事业。很明显，她们的家庭因为有这种富有才气而事业取向型的妻子、母亲而付出了代价。试图选择平行处置法的有简·芳达、艾斯蒂·劳达、哥达·梅、玛格丽特·撒切尔和莉莲·弗农，在她们心目中，世界水平的事业大大优先于家庭生活的需要，要成为最佳，达到顶峰需要具备预先排除生活中其他一切的全身心的、冷酷无情的投入，这些妇女所从事的事业高度基本不容忍有其他主人。

我们引用过的芭芭拉·沃特斯说过的话：“女性能从成为妻子、母亲和拥有事业间作出选择，她能两者俱得，但不可能三者兼而有之”。玛丽·凯·阿什深表赞同，她描述自己在成功地成为玛丽·凯化妆品公司创建人和总经理后与麦尔·阿什的婚姻时说：“我必须作出些巨大调整来成为他所需要的妻子，他不需要公司总裁做妻子，不想让别人告诉他该以什么方式、什么形式和什么模式去做事情；我回到家，他需要我在那段时间成为好的妻子”。根据来自这些成功女性的反馈信息，很显然你能兼而得之，但并非毫无代价。这些成功女领袖为事业抑制所有其他一切，在许多情况下牺牲了她们的家庭，可能有许多伟大妇女没列入此研究中，因为她们在事业上没有杰出的成就，她们在这个关键的选择中，天平倾向了家庭。玛格丽特·米德最后决定成为母亲时已38岁，在此以前她已成为国际知名人士，她以极大的决心和喜悦迎接女儿的诞生，但却将女儿托给保姆和寄养其他家庭，以能立即进行讲课和研究，看来她是如此沉浸于职业生活方式，以至无法适应新的母亲角色。书中其她妇女在试图适应和处理家庭和事业关系中有类似的经历。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双胞胎麦克和卡罗尔出生后4个月便站在法庭上，当孩子1岁时她便开始律师生涯，他们6岁时，她成为保守党一员，她对事业目标的焦灼投入明显超过她的哺育本能。丽莎·克莱伯恩在儿子亚历山大出生前一直从事纽约城时装设计，在他出生后两周便重返设计工作。哥达·梅疼爱女儿和儿子，但却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而没有成为全天候的母亲，她留下孩子在集体农庄让别人照料，自己去追求建立以色列王国之梦，梅在自传中承认，自己牺牲婚姻和孩子去追求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她说：“无论我被要求去做什么，我都去做了；党说我必须去做，我便去了”。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双胞胎儿女，从她开始攀登英国政界阶梯起就在寄宿学校读书。她家的一个老朋友评述她试图同时处理好家庭和事业所作的努力，“玛格丽特·撒切尔政治上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但她明白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

同样地，简·芳达在1971年将女儿维妮莎留给罗杰·维迪姆，去追求自己的社会反战事业；随后，她又置维妮莎和新生儿子不顾，追求形形色色的表演练习，她只能成为各种主人，而远非一个合格的母亲，她承认如果没有足够的钱雇保姆，她将不可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就。艾斯蒂·劳达的婚姻是她追求事业的第一个悲剧，在她与乔·劳达离婚的4年间，孩子被送往寄宿制学校，来回奔波于纽约和迈阿密海滩。在开始建设化妆品王国时，她试图处好二者关系，但却每次都听从美容护肤事业的召唤，将这置于家庭之上，她走遍美国，营建了这一领域主导性公司艾斯蒂·劳达化妆品公司。

按时上下班与自己拥有和经营自己的公司相比，在追求事业责任心方面相距甚远。玛丽·凯·阿什和丽莎·克莱伯恩在孩子年幼时都是全天工作的母亲，并获得了最终成就所需要的有用知识，为另一个机构工作远不如发展自己的公司费神费力，新企业通常需要每周工作80个小时并承受不断的压力和紧张。阿什和克莱伯恩避免这种状况，直到孩子长大离家后才开始建立公司，她们所付的代价是多次婚姻，阿什结婚3次，克莱伯恩是2次。阿什认为一个人不可能二者同时兼得，她说：“我不认为，人们能同时兼而有之，你怎么可能做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同时为一家大公司的经营操心忧虑，还要同时顾着丈夫和其他琐事？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为了事业牺牲个人生活那些为事业牺牲个人生活的女性有麦当娜，玛丽亚·卡拉斯、艾恩·兰达，格洛丽亚·斯坦内姆，琳达·沃切纳和奥普拉·温弗雷，其中麦当娜和奥普拉并不跟着不变的生物时钟运转，奥普拉已年近40，麦当娜在80年代末与西潘有多次调解，答应少工作，生个孩子，然而，当表演迪克·特雷西中气喘吁吁的女孩机会来临时，麦当娜不仅将许诺抛在了脑后，而且与沃伦·比蒂发生了关系，再婚也就成了泡影。她牺牲母亲天性去追求事业，在她通往顶峰的途中这种情况时有发生。麦当娜的一位朋友梅琳达·科珀说：“在她体内没有一份母性血骨”，并说麦当娜在这过程中至少有过三次人流。琳达·沃切纳从没打算要孩子，但觉得这是个错误的决定。现在年近40中旬时她说：“我真的喜欢有个孩子”。

她在1993年告诉《红色书籍》“她不能与斯泰德曼结婚，因为她无法把他——或任何人——置于自己的事业前面”，温弗雷作为完美的谈活节目女主持的杰出成功是以牺牲个人生活为代价的。她常常为生孩子之事犹豫，这可以从下述引用1991年《好管家》一书中的话得以反映：我想有个自己的孩子吗？有时候是的，我想有那种经历，有时我必须承认有个孩子并不那么令人唉声叹气。也许我会害怕，养育孩子是件严肃的事情，你必须心理成熟而有责任心，但我在说这些话时，我不能保证做到这些，至少目前还无法做到。玛丽亚·卡拉斯像琳达·沃切纳一样，与一个比自己大许多（事实上大27岁）的人结婚，为什么？原因之一是深重的不安全感，需要有个年长而有经验的导师领导和指引她，她的传记作者常将卡拉斯描绘成一个“孩子气的妇女”，由此反映出她选择年纪大的伴侣的原因。贝蒂斯塔·梅涅根尼成为她的指导、老师、爱人和经纪人。

卡拉斯需要不断的公众吹捧来满足深重的不安感，她的丈夫，贝蒂斯塔成为平息她内在烈火，满足她安全需要的重要因素，贝蒂斯塔的宠爱和指导平息了她基本不安感和发疯的郁闷天性，让她得以牺牲孩子而成全事业。（梅涅根尼，1982，斯坦辛那伯拉斯，1981）以后卡拉斯遇见了阿里斯蒂德·奥纳西斯，她那长期压抑的母性需求和浪漫气质立即复苏，她为阿里放弃事业、丈夫及一切，令她高兴的是他同意结婚和有个孩子，但随后又背弃了许诺。当1966年意外怀孕，有了“阿里斯托的”孩子时，他命令她作流产，她受到的打击沉重但还是默忍了，并为自己解释理由说：“我怕失去阿里斯托”（斯坦涅考夫，1987），她随后在巴黎的公寓中以两个摇篮作为假想的孩子。艾恩·兰达从来没有时间要孩子，所有一切都服从写作需要，兰达不计较其他一切，以及她未曾有过的母亲角色。她理智到极点，与南森尼尔·布兰登保持了达15年之久的精神恋爱关系，艾恩告诉她的丈夫和布兰登的妻子，他们的关系是种精神上、知识上的关系，不包含任何情感冲动。

事实上，弗兰西斯·里尔在她与诺曼·里尔分离时，戏称自己常被当作“某人之妻”，她感到自己处于严重的屈从性地位，甚至感到里尔的离婚补偿费是对她屈从地位的赔偿。这些妇女在处理伴侣关系中的态度与男人没多大区别，有权势的男女都操纵她们落在后面的伴侣。凯瑟琳大帝不仅鄙视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而且谋害了他，根据英国当时驻俄大使的说法，她花了相当于15亿美元的钱保持与年轻随从的关系。玛格丽特·米德在三次与有权势男人的婚姻中保持强烈的独立，坚持保留自己的姓（这种举止在二、三十年代并不流行）。米德在22岁时与鲁塞·克里斯曼结婚时保留自己的姓——米德，并自信地声称：“我不久会成名”，她又结婚两次，每次都保留自己的姓，即使与世界著名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结婚时也不例外。弗兰西丝·里尔两次婚姻中也保留自己的姓利尔伯，将里尔放在自己姓氏之后，她又不理会逻辑和女权主义者的思维，在80年代中期用她前任丈夫的姓作为《里尔》杂志的名字。自从走出“某人妻子”的角色，里尔自认为是个有力量的妇女，她声称：“我有多种理由成为男人”。

芭芭拉·沃特斯是对此书作研究的另一女性幻想家，她也在三次婚姻中保留了姓氏——沃特斯，每次丈夫都在相互关系中被怠慢（奥本汉姆，1990）。莉莲·弗农在最后一次（第三次）婚姻中才改姓，以此来命名公司，弗农早就是她那世界著名的莉莲·弗农目录册公司的标志品牌，将引来作为自己与凯兹或她的姓麦那斯基的联系。艾恩（罗森鲍姆）·兰达保留“自己名字，尽管这是取自打印逻辑的假名字。人人都知道弗兰西丝·里尔的世界著名的丈夫诺曼·里尔，然而谁是艾恩的丈夫呢？他是忠诚如一而通情达理的弗兰克·奥考纳，充其量只是男人般自治的妻子的花瓶人物。她是个年轻的俄罗斯移民，写作新手和临时女招待，她不得不结婚以获得美国签证成为美国居民。这婚姻维持终生，弗兰克最终成为她长期的编辑和校对，这是英俊有才华的男人无法想象的角色。简·芳达在三次婚姻中也保留自己的姓，这是一个更家喻户晓的姓，除了她新任丈夫泰德·特纳是例外。她利用这些男人来填补精神上对父亲人物的需要，但她从未丧失个性，以其无与伦比的方式，芳达在每次婚姻关系中却成为主导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