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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历史真相（第2页）

从关中到汉中，得翻越秦岭，主要有四条道路：故道，即陈仓道。从陈仓向西南出散关，沿嘉陵江上游（故道水）河谷至今天的陕西凤县，转向东南入褒谷，出谷即达汉中；褒斜道，从今天汉中市褒城镇的褒谷，直到名将白起的老家郿县（今陕西眉县）的斜谷，秦惠王时期修通，全长约二百三十公里；子午道，从杜陵（今西安东南）向南，经过长安县子午镇的子午谷到达汉中。这条道基本南北走向，故称子午道，离长安最近；谠骆道，北口骆谷在今陕西周至西南，南口傥谷在今陕西洋县北。中间通过骆水河谷、傥水河谷，长四百余里。这条道曲折难行，当时就很少有人经过。如今有驴友想徒步穿越，体验体验蜀道之难，竟然找不到丝毫有价值的资料。

这四条道路，陈仓道、子午道和谠骆道秦时究竟有无栈道，不见史书记载，只有褒斜道可以确定，当时已经铺上栈道。

先说张良建议烧毁的栈道究竟在何处。这一点争议较小，除《水经注》认为在子午道以外，多数典籍都认为在斜谷，也就是褒斜道上。

《资治通鉴》中有这样的记载：“汉王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烧绝所过栈道，以备诸侯盗兵，且示项羽无东意。”意思很明白，张良建议刘邦烧掉的，是来汉中时经过的栈道，不会是另一条栈道，否则在情理上也说不通。

据《史记·高祖本纪》载：“汉王之国……从杜南入蚀中。”《汉书·高帝纪》亦载：“夏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楚子、诸侯之人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

也就是说，刘邦入汉中是“从杜南入蚀中”，这一点确定无疑。问题是这句话如何理解，历史上一直有分歧，约有三说。

一是子午道说。《水经注》载：“汉水又东合直水……水北出子午谷岩岭下，又南，枝分东注。旬水又从南蓯阁下，山上有戍，置于崇阜之上，下临深渊。张子房烧绝栈阁，示无还也。”明确指出，刘邦来汉中，经由子午道。

二是褒斜道说。宋《舆地纪胜》载：“褒谷……张良送高祖至褒中，说烧绝栈道；曹操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诸葛亮由斜谷取郿，皆此道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文称：“胡氏曰：汉高为汉王，从杜南入斜谷，张良送至褒中，意此即斜谷旧道。”清贺仲瑊编《留坝厅志》载：“史言汉王由杜南入蚀中。注史者不知蚀中何地。《读史方舆纪要》因杜南而疑其为子午谷，非也。按《留侯传》明言‘送至褒中’。褒中在汉中西，子午谷在汉中东北。由子午谷入汉中，必先至汉中，而后至褒中，不得先至褒中，而后至汉中也。子午谷不闻秦时已有栈道。其有栈道者，惟褒斜耳。良至褒中，劝帝烧其所过，是明明从斜谷来，非从子午谷来。其曰由杜南者，盖当罢戏下，由杜县之南，傍山麓西趋入斜谷。蚀中，或斜谷之异名乎。”这个说法引《史记》的说法“张良送至褒中”为据，但《汉书》记载更加详细：汉王“从杜南入蚀中。张良辞归韩，汉王送至褒中”。也就是说，它主要的论据有问题，是张良先到了汉中，然后刘邦送行，又送到褒中的，并非直接在褒中分手。

三是谠骆道说。这个说法不多见，程大昌《雍录》推测“蚀中”抑或在骆谷，但语气不甚肯定。清《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载：“汉王岭，在〔洋〕县北七十里，即骆谷道，汉高祖曾经此，故名。”清《佛坪厅志》载：“父子岭，在厅西北六十里，高低顿折，石骨棱棱。相传秦时有父子在岭治道，以迎汉王，不遇，皆投岭死，故名。”这道岭按地望在骆谷之中，虽系“相传”，但未必就完全是空穴来风。无风不起浪的可能性也存在。

之所以提起这个话题，并非有考据癖好，实在是关乎两位名将的声誉：韩信与魏延。

汉中市博物馆保存有一块著名的石刻，叫《石门颂》，全称《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这是书法史上的重要作品，著名的汉隶摩崖石刻，东汉时期汉中太守王升的手笔。东汉建和三年（公元148年）书刻于褒斜道的石门崖壁上，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修水库，刻石被凿下来，转移到汉中市博物馆。《石门颂》中有这样的话：“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

古往今来，这段话成为子午道说最有力的佐证，但仔细推敲，却存在着相当大的漏洞。首先，按古文的一般规律及该文音韵语气，应该两句为一段。而且刘邦南下汉中是被贬，直奔跌停板而去，“兴”从何谈起？他出汉中才是冲击涨停的开始，才能用得上“兴”字。由此可见，这不能作为他去时路径的证明。

如今学术界多数认为，刘邦经子午谷而来，但烧的是褒斜谷里的栈道。这个说法根本经不起推敲，也完全不合常理。不仅如此，当时局势动**、兵荒马乱，根本不是像徐霞客那样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让张良跟随刘邦从子午谷来，从褒斜谷出去，是何道理？难道张良自己想作探路先行？要知道这样回去，张良得绕远道。这一点，看看《中国历史地图集》上的方位，便可一清二楚。

由此可见，刘邦一定是从褒斜道来的汉中，最后又烧了那里的栈道。这样就出现了新的问题，《龙门颂》中的“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如何解释。子午道在东，散关在西，其间相距千里之遥。道由子午不可能“出散入秦”，“出散入秦”只能走故道，也就是陈仓道。

《留坝厅志》对此问题的解释，比较合理。其中这样说：“盖言高祖兴于汉中时，由斜谷来。及定三秦而建帝位，乃从散关出也。然而有可疑者，散关距子午甚远，既由子午，不得复出散关。《史记》、《汉书》皆言，高祖由故道攻陈仓。当是散关之路。而子午一说，以意度之，或是韩信所由。《史记·淮阴侯传》云：‘部署诸将所出’。《汉书·高帝本纪》云：‘遂听信策，部署诸将。’则当日出师，必不止高祖一路。蹶后，魏延请以奇兵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如韩信故事。可知高祖由故道，韩信由子午。”

关乎两位名将的声誉，机缘即在于此。刘邦出汉中，主力走的是故道，以便迂回到雍军的侧后；与此同时，还有一支奇兵——也许未必是韩信本人，而是其手下的某位将军，主帅跟随主力行动的可能性更大——从子午谷杀出，东西夹击。之所以如此部署，有两方面考虑：一是道路狭窄，大军难以快速通过，必须分流，以加快行进速度；二是可以彼此呼应，互相配合。

这正是韩信与魏延将略之所在。

也就是说，魏延请求诸葛亮拨给他一万兵马，他选五千人作战，五千人运输，像韩信的部署那样，从褒中出击，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十天之内奇袭长安，然后与诸葛亮会师于潼关。因为这条路，离关中重镇长安最近。魏延的这个策略可以取个酷点的名字：猛虎掏心。充满开拓精神。虽然也有冒险成分，但任何一次战役都没有必胜之把握，再高明的选择也不能完全排除冒险因素，这是常识。而从现代战争的观点看，这个选择的胜算其实要比诸葛亮的一味求稳大得多，因为无论物产军力还是人才，曹魏都强于偏安一隅的蜀汉。综合国力人家占优。在这种情况下，求稳固然能够增加自己的胜算，但同时也给了对手充分的反应时间，综合起来并不上算，只有出奇兵打时间差才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就是为什么下围棋的职业棋手在快棋中可能输给业余棋手的原因。而在可以放心地深思熟虑的慢棋中，出现这样结果的概率要小很多很多。

《兵法》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魏延计划的核心，就是出奇制胜。然而因为与诸葛亮的大政方针不合，一直被“制而不许”，魏延的积极性因此受到极大的打击，慢慢开始发牢骚：“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就这样，从见解不同慢慢发展成感情上的疏远与陌生，最终影响了诸葛亮对他的信任。如果不是如此，素以知人善任而著称于世的诸葛亮，何至于安排后事时出此下策！

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眼前的这套《三国志》上面落满尘埃，纸张也已经是衰朽残年。但尽管如此，透过厚厚的历史风尘，我依然能够体会得到魏延当时面临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绝非仅仅是面子上的过不去。一旦杨仪根据“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的密令率领主力径自撤退，魏延一部要独自面对司马懿的数万铁骑。诸葛亮统帅大军尚且只能与魏军相持，魏延以偏师对付魏军主力，岂非以卵击石？此时跟随大军撤退不仅面子上过不去，回去恐怕还有秋后算账的问题，无论如何他违背了丞相的政治嘱托，老对头杨仪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不退吧只有投降一途，否则难免会被对手吞并。真可谓左右为难。扯碎龙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魏延在这样一个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大背景下作出极端选择，完全符合他的性格。而这一点，恰恰是诸葛亮的失误之所在。作为统帅，他对手下文官武将的性格，应该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难道不是么？

蜀国的力量本来就比较薄弱，从开创基业之初直到最后消亡，一直没能出现曹操那样战将如风谋士如云的辉煌局面，人才匮乏一直困扰着决策层，否则也不至于“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唯其如此，魏延铤而走险的极端选择，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蜀汉基业，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和损失。而造成这个悲剧的根源何在呢？靠人治而非法治，或者说机（构）治。

魏延和杨仪结怨，肯定有自己“性矜高”的原因；不能赢得诸葛亮的信任与好感，大概也与他自己牢骚满腹不无联系，套用一句时髦的现代话，叫做“沟通能力”有问题。但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人才的选拔、干部的任用仅仅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刘备在世时，还能拿点主意，因此魏延才有直接向诸葛亮陈述己见的机会。刘备一死，后主是稀泥糊不上墙，大事完全决于诸葛亮；偏偏诸葛亮又看不上魏延的策略，认为都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魏延如果不受排斥，岂非怪事。

然而排斥魏延是大错，重用马谡更是大错。

如果推选最有名的五出京剧老生戏，那一定少不了“失·空·斩”：《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三出连本折子戏的统称。这出戏的主角儿当然是老生诸葛亮，然而推动剧情发展的，却是花脸马谡。此人是荆州襄阳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字幼常。兄弟五人皆有贤名，号称“马氏五常”。其中马谡和马良名气最大。对于马谡，大家都知道刘备曾有“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结论，但对失街亭的原因，大概还停留在马谡坚持出战、甚至不惜立所谓的军令状这个小说演义的层面上。这当然不是历史事实。据《三国志·蜀书·马良马谡传》记载，“时有宿将魏延吴壹（懿）等，诸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众在前。”也就是说，诸葛亮不仅完全忘记了刘备的遗言，当时也是力排众议而选择了马谡的，我想那个场面肯定相当激烈。

街亭败仗后，诸葛亮要执行战场纪律，杀掉马谡。这一点，当时他选定的接班人蒋琬也有不同意见。他说：“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

蒋琬说的是晋文公重耳的故事。他为了图谋霸业，于公元前632年（周襄王二十年），以援助宋国为名，与成得臣指挥的楚国大军争夺中原霸权，最终爆发城濮（今河南濮阳附近）之战。这是晋楚争霸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退避三舍”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期间。成得臣字子玉，是楚国令尹。他不顾楚成王劝告，穷兵黩武，最终大败。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焚楚军，火数日不息。文公叹。左右曰：胜楚而君犹忧，何？文公曰：吾闻能战胜安者唯圣人，是以惧。且子玉犹在，庸可喜乎。子玉之败而归，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贪与晋战，让责子玉，子玉自杀。晋文公曰：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于是乃喜。”也就是说，尽管打了胜仗，重耳依然忧心忡忡，因为子玉还在。然而后来因为受到楚成王的指责，子玉羞愧自杀，消息传出，重耳于是喜出望外。

蒋琬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诸葛亮更有道理。他跟马谡、马良的私交都非常密切，之所以执意要动刀，是因为后者还有更加严重的情节：败后逃亡。

当时向朗为丞相长史，随军征战。他与马谡感情很好。《向朗传》中有这样的话：“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就是说，街亭战败后，马谡并未投案自首、回营请罪，而是畏罪潜逃。长史向朗知情不举，被诸葛亮撤职。必定是这段曲折，让诸葛亮起了杀心。《诸葛亮传》中称诸葛亮“戳谡以谢众”，《王平传》中进一步记载：“丞相亮即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

然而马谡最终却并非死于军法。《马谡传》对此有明确记载：“谡下狱物故”，即死刑还没来得及执行，他已经病死于狱中，时年三十九岁。看来三十九岁确实是道门槛儿，岳飞没迈过去，郑成功没迈过去，还有格瓦拉与肖邦，统统倒在门槛儿之前，再加上这个才能出众的马谡。他虽然不是统兵的将才，却是高明的参谋之才，特别善于谋划判断。而正是这一点，模糊了诸葛亮的视线：他混淆了谋划能力与执行能力的区别。

有人认为诸葛亮斩马谡是处置不当错上加错，甚至有点寻找替罪羊之嫌。这个看法又过了头。对此陈寿的观点很有参考意义。当时其父在马谡手下任参军，也连带受了髡刑，被剃成光头，以示羞辱。他失去功名，只得回家娶妻生子，养育出了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寿。尽管父亲遭受耻辱，但陈寿依然坚持史家的原则，丝毫没有提及，所以现在谁也不知道其父的名字；更重要的是，他对诸葛亮处置此事的态度，丝毫没有责难，字里行间反而大加赞颂。可为侧面印证。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这是当年少帅张学良以雷霆行动，果断杀掉桀骜不驯的杨宇霆、常荫槐后，为杨宇霆写的挽联。杨、常二人是东北元老，父帅的左膀右臂，张学良之所以要杀掉他们，是因为他们飞扬跋扈，直接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不过张学良事后丝毫没有株连官员部下，而且“罪不及妻孥”：给二人家里分别送去万元抚慰金，隆重安排葬礼不说，还亲手为二人写了挽联。给常荫槐的挽联是：

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

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

这两副挽联写得都很好。对仗略有问题——考虑到作者身份特殊，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用典非常贴切。将蔡叔、管叔的故事分开，以马谡类比杨宇霆，韩信类比常荫槐。杨、常二人到底该不该杀暂且不说，从张学良对杨宇霆的态度，可以约略想见当时的诸葛亮对马谡的心情。挥泪而斩，不得不杀；换句更酷的话，叫做痛下杀手。他杀马谡——尽管没能杀成——没有问题，问题只出在对马谡的使用上。

残暴朱棣：惧面父不敢归葬大明南京祖坟

按照时下一些人的观念，朱棣登上皇位5年就死了原配，这老婆死得正是时候，不是有人说：升官、死老婆是中年男人最为开心的事。当然也有人说，拥有这等心思的男人太缺德，怎么死了老婆反而要开心？因为他自此以后可以名正言顺地另娶年轻貌美的小妹妹，可以尽情在家欣赏与嬉耍，免得“包二奶”万一被发现了弄得鸡犬不宁。再说中年朱棣，虽然“好事”连连，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明初这位天才皇帝还没有时下一些人那般无耻，他还挺重感情的，徐皇后的死在他的内心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自称“大孝子”的朱棣为何不将自己陵寝安在南京明孝陵旁？

徐皇后是明朝开国第一大将军中山王徐达之长女，13岁那年由父亲做主嫁给了朱棣，虽然这桩婚事是由双方父亲定下的，但婚后两口子的生活可能要比时下一些自由恋爱结婚的男女幸福甜蜜得多，他们“先上车后买票”，天作地合，夫唱妇随。令朱棣最为感动的是，当年“靖难”兵起自己率领大军在外作战时，朝廷几十万兵马围攻北平，城内仅有的万把老弱病残孕者在燕王妃徐氏的带领下奋起反击，打退了朝廷军的进攻，保住了燕王的大本营——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