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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1958年知识界拔白旗辱专家 华罗庚也被拔了（第3页）

从7月21日开始，武大发动了针对齐民友“数学特殊论”的数学系全系大辩论，辩论的中心是数学教学能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数学能否联系实际及发展数学依靠谁的问题。

齐民友在武大数学系不乏支持者。他们都反对机械、片面地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硬套在数学上。辩论开始时，双方旗鼓相当，拥护齐民友观点的师生占25%，反对者也占25%，其余50%是中间派。为此，武大数学系组织了40个辩论小组，开了百余次大小辩论会，时称“百团大战”。当年的辩论会，实际上是批判会，一顶顶的“否定党的领导”、“背社会主义之道而驰”、“反对党的教育方针”、“走资本主义老道路”的帽子扣到了齐民友头上。批判者说，齐民友是“一面资产阶级的‘帅’字白旗”，“资产阶级专家的代表”，齐民友反对党的教育方针、办学路线和办学方法，坚持资产阶级教学观点。

在一场接一场的批判会后，齐民友终于败下阵来。用当年报纸上的话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辩论后，各种谬论被击破了，站不住脚了，东风压倒了西风，胜利属于掌握真理的人们。”高压之下，齐民友只得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作了三次检讨，终于缴械投降。帅旗倒了，他旗下的拥护者也“纷纷倒向真理”。

8月20日，《人民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员文章《拔掉教育战线上的白旗》，对武汉大学数学系的拔白旗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个斗争说明了，必须坚决克服右倾思想，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办学方针，使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展开两条道路斗争，拔掉白旗，插上红旗。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必能遇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抗拒和抵触，这不仅是思想斗争，也是阶级斗争；这个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武汉大学的拔白旗斗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武大党委第一书记、副校长刘仰峤的长文———《一场富有教育意义的大辩论》，详尽地介绍了武大数学系拔掉“数学特殊论”白旗的经过和经验。

数学界被拔掉的另一面大白旗是华罗庚。

华罗庚是国人皆知的大数学家，时为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在这人人“大跃进”的火热时节，华罗庚也想努力地赶上形势，为此，他在八大二次会议后科学界的大搞高指标的活动中，曾违心地提出12项数学指标要在10年内赶上美国，并且要把计算技术、人造卫星、大水坝等各方面提出的一切数学问题都包下来。即便如此，他仍被所里的一些年轻人说成不够先进，甚至被他们在背地里骂做“保守派”。

武汉大学数学系拔白旗“成功”后，武大顿时成了“教育革命”的典型。武大党委书记带着数学系拔白旗的“经验”，专程前往北大数学系传经送宝。中科院数学所的人都去北大恭听了武大数学系的“先进事迹”报告。

随后，数学所组织了几次全所大会和研究室会议，批判数学所的“大白旗”华罗庚、关肇直。关肇直此前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数学研究与教学也要厚今薄古》的文章，认为数学界的厚古薄今现象也十分严重。其实关肇直也是有名的数学家，时为数学所副所长。据说，关肇直与华罗庚两人关系不太融洽，而关肇直又是党内专家，华罗庚此时尚是党外人士。因此，关肇直虽然也被树为白旗，但属于“陪绑”性质，他作的检讨很快通过了。于是数学所的“红旗”们便集中力量来拔华罗庚的白旗，说华罗庚倡导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是提倡搞“古人、洋人、死人”，搞这些东西是毒害青年。华罗庚调陈景润到数学所工作，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因为陈景润在“红专”辩论中被认为是“白专”典型，拔白旗运动中又成了数学所最顽固的“小白旗”，为此陈景润被调离数学所而去了中科院大连化学所，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专业。这样，华罗庚也就被指责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与“白专道路”。从此，华罗庚名义上还是数学所的所长，实际是已经靠边站了，很少过问数学所的事，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新创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上。

五

凡是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方，几乎都存在白旗。史学界的白旗更是为数不少。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白旗就有陈寅恪、刘节、梁方仲、岑仲勉。历史系在给中大党委的一份报告中说：“陈寅恪成为系内外白专方向的代表，一面大白旗。”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白旗”有蔡尚思、周谷城和谭其骧，西北大学历史系有陈登元，四川大学历史系有蒙文通。还能列举出许多的名字，其中许多人是学有所长的史学家。

心理学领域的“白旗”也为数众多，仅在《光明日报》上点名要拔掉的就有彭飞、朱智贤、唐钺、曹日昌、潘菽、程迺颐、吴天敏、张耀翔等。实践心理学更是整个学科都成了“伪科学”和“大白旗”。北京师范大学的“拔掉资产阶级心理学的白旗”活动，可以说是心理学界拔白旗活动的一个缩影。

北师大教育系有彭飞、朱智贤等全国知名的心理学家，从而使得北师大的心理学在全国教育界颇有声誉，该校心理学教研室编的心理学教材，发行一万多册，成为全国很多师范院校的主要参考书。正因为有知名专家，在当时气候下，也就容易被树“白旗”，因为当时判断谁是白旗谁是红旗，方法实在简单，“白旗”自然首先是专家，是学有所长的人，即先要有专，如果没有专，又何谓白专。非专家，非有所长的人，在知识界是没有资格被树为“白旗”的。其次，“白旗”政治上不红，要么不关心政治，要么有“资产阶级言论”，要么有资产阶级思想，这就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莫属。所以谁在学科研究中有成就、有名气，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谁就有可能成为白旗。北师大心理学教研室的教授彭飞、朱智贤无疑符合“白旗”的条件。

既然发现了“白旗”，弟子们为了响应“教育革命”的号召，就毫不客气地动手来拔了。拔白旗运动开始后，数学系的几个学生找到了朱智贤“辩论”，朱本打算说服学生，但学生提出的问题“无可辩驳”，且使朱“感到问题严重。”此时，校党委对学生与青年教师拔彭飞、朱智贤的白旗予以明确支持，“党委书记亲自挂帅，领导了这场斗争”。

7月30日，北师大党委召开由各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及学生、教师代表参加的辩论大会。接着，教育系又召开全系师生参加的辩论大会，“讨论心理学中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党总支书记还发动全系对心理学教研室新编的心理学教学大纲、上学期所用的教科书、讲义和笔记进行检查，“揭发出心理学教授走资产阶级方向的大量事实”。

对于这些所谓的事实，彭飞、朱智贤进行了辩解，但被指责为企图将辩论会引导到学术讨论的道路上去，逃避教学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多次辩论（也就是批判）的结果，揭发了彭飞在心理学教学和研究中，“以生物学观点研究人的心理，否定阶级分析的资产阶级方向”；揭发出朱智贤在儿童心理教学中“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教学思想”。这样，使更多的教师和学生认清了心理学教学中的“白专”道路，拔掉了北师大心理学教学中的白旗，插上了红旗。

在知识界“拔白旗、插红旗”的过程中，常常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将红与专问题视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分野，对于学术问题，又不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分析，而是用断章取义、随意定性、乱扣帽子、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允许被批判者申辩、反驳，否则，就被指责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思想。在辩论过程中，采取的不是自由争鸣、平等讨论的方法，而是大会批、小会辩，大字报轰、小字报炸，辅之以印油印刊物、办黑板报、画漫画、演话剧等，不但进行政治上的定性，而且还进行人身攻击，迫使被拔者一再违心检讨，否则便不罢休。结果，不但给广大知识分子心灵造成极大的伤害，也严重地挫伤了他们从事科学和学术研究的积极性。

武汉医学院的“拔白旗运动”，就曾让知识分子胆战心惊。

该院有关部门对本院专家教授的看法是：

他们都是一些思想反动、名利至上、脱离实际、不学无术的家伙，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来分，不外乎下面四种：

老：自以为资格老，架子十足，迷信洋人，互相吹捧，政治上反动性大，旧的知识发霉，实践知识最空，高翘尾巴，不做工作，贪得无厌地向党向人民伸手要名要利。

钻：资历不高，但名利至上，技术至上，工作随心所欲，不择手段，一心想向上爬，企图达到个人的野心私欲。

混：资历一般，暮气沉沉，腹中空空，贪图享受，不求上进，明知不行，又装模作样，拿教授的牌子吓唬人。

骗：解放前，五日京兆，追名逐利，东奔西跑。解放后，混入学校，窃取要职，尽量伪装，怕露马脚。

于是，武汉医学院得出结论：“医学教育领域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仅是长期的，而且愈来愈复杂，愈来愈深刻。”

这个学院拔白旗的办法是“擒贼先擒王”，先打垮“‘帅’字白旗”，然后“按大、中、小（白旗）分批进行，而每一批中又都有重点”。采取的方法是“论文答辩”、“考试”、“实验操作”等，最终达到“使其洋相百出，欲罢不能，最后不得不低头认输”的目的。

就这样，规模并不大的武汉医学院共拔掉大小白旗79人，其中教授、副教授26人，占全体教授、副教授总数的50%。

武汉医学院一份关于拔白旗运动的“经验”总结，对为什么要发动这样一场方法独特的“拔白旗运动”，作了如下解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承认政治立场上反动，学术思想上唯心主义，就是不肯承认业务上不学无术，这是他们的**，是他们翘尾巴的最后本钱。因此，必须在业务上也完全把他们斗倒，才能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

这段话，可谓道明了当时为什么要在知识界开展“拔白旗运动”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