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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中央电视台第一代女播音员自述文革悲哀经历（第2页）

整个清明期间，我的喜怒哀乐和广场上的百姓一模一样。我是个人啊，怎么能做得到立刻掉转枪口去把矛头指向那些可爱的群众，违心地大喊大叫？我不愿意参加那次“五一”的播音工作。

清明期间，劳累加兴奋，我声带的疾病已从水肿和充血，发展到了声带出血，大夫说必须绝对噤声了。于是，我手持大夫的疾病证明和噤声要求去找了主持工作的党支部书记，表示了无法参加“五一”播音工作的原因。因为播音员紧缺，我曾善意地表示，如果人员实在周转不开，我可以带病坚持日常的播音值班。

但是，在宣布“五一”转播工作人员名单的时候，我仍被安排在“五一”播音工作的位置上。如果这是对我的重用，即使我已力所不能及，也应心存感激。如果播音员果真紧缺到除我就再无他人的地步，我也无话可说。可事实绝非如此。

实际上，所谓“五一”游园实况转播中的播音部分根本不是现场直播。那时，大约防备播音员在现场直播时呼喊“反动口号”、发表“反动言论”，为了“安全播音”，所有的解说词全部录音播出。当时播音组有三名播音员，在我声带出血的情况下，安排另外两位一男一女播音员参加“五一”播音工作是绝对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党支部书记却安排了播音组里另一位女播音员去了中山公园音乐堂。其实，那个被安排坐在音乐堂里的人选，只要是个头脑清醒会说中国话的人就有能力担当，因为其任务简单到只是向转播车内的电视导播通报华主席和“中央文革”首长抵达和离开会场的消息而已。

自从“四五”运动遭到镇压以后，紧接着开始了追查所谓的“总理遗言”。其实，历经了近十年的“文革”，对那种把矛头明显地指向周总理的运动，几乎已经没有群众理睬了。就在宣布“五一”工作人员名单的大会上，播音组一位揭发亲兄弟传播了所谓“总理遗言”的同事，在那个“五一”，被奖励到音乐堂前排的“机要岗位”就坐，因此，我声带已经出血的事实，竟毫不在那位书记的考虑之列。

但凡有些专业常识的领导不会不懂得让一条已经出了血的声带还去大喊大叫，对一个播音员、演员或歌唱家事业的前途意味着什么。而那位书记又恰恰是从一个合唱团调到电视台文艺播出部的，不应该是外行。但在那个生理病态和心理逆反的状态中，我除了俯首帖耳地去毁了自己的嗓子，还能怎么样呢？

那时，我每月只有50来块的工资，一到月底，所剩无几。4月30日录音前，我和白钢凑起兜里的全部零钱，买了二两散装巧克力。尽管我知道巧克力全然治不了声带出血，可我还是指望那平日难以吃到的巧克力能给自己长点底气。

我和白钢轮流进到播音室去喊上一段“热烈庆祝粉碎‘天*门事件’的伟大胜利”、“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的解说词。每当声嘶力竭嚷完一段的时候，我光想哭。为我播音员的职业感到深深的悲哀。

从那天以后，我一坐在话筒前，嗓子就立刻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噎得出不来声音。再往后，连平日张嘴说话前，嗓子也立刻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噎得出不来声音了。我试遍了针灸、电疗、蒸汽疗，始终不见成效。大夫说，我得的是神经性咽炎，完全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发声障碍。

随邓小平访日

1978年10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的签字仪式在东京举行。代表中日双方签字的是历经十年“文革”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副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为此，中央电视台派出了一个10多人的小组随同邓小平进行卫星传送报道。这是中央电视台在1976年以后的第二次出访任务。当我被通知参加赴日采访工作的时候，着实有些意外。

众所周知，电视播音员与电台播音员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不只被“听”，还要被“视”，为了在镜头前举手投足得体，除语言技巧和内在素养外，形体训练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前，沈力、赵忠祥和我，都在形体动作上有过训练，但“**”取消了电视播音员出图像的业务，招收播音员的时候，不再考虑屏幕形象，更不会对形体动作有所要求。1978年打开了封闭的国门，任务来得又那样突然，这让那些未曾在镜头前有过任何专业训练的播音员一时何以适应？

9月初，文艺播出部主任石凤山向我下达赴日任务时强调了在镜头前的举止。虽然我有着不负众望的信心，可我十分担心自己那神经性咽炎的嗓子不能胜任工作。但老石说，已经这样决定了，赶快抓紧时间治疗吧。他还嘱咐我暂不要对任何人提及赴日采访的事情。

经历了“文革”的坎坷，又过了而立之年，我对人世上的事情明白了一些：在中国，在北京，别看电视播音员在屏幕上个个都西服笔挺、振振有词，可那都是公家的行头和工作的特点使然。实际上，我只是一个普通百姓，一个挨整时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的普普通通的百姓。离开了屏幕，离开了观众，我将一无所有。要不是因为粉碎了“四人帮”，解除了套在我头上的紧箍咒，我一辈子都得“夹起尾巴做人”，哪还敢有摊上好差事的奢望？所以，能随同邓小平副总理赴日采访，我毕竟是兴奋的。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活动开始前，采访小组在东京街头拍摄花絮报道的时候，我已经以一袭全白的西服和皮鞋，通过NHK（日本放送协会）的电视屏幕和报刊杂志，风靡了日本。NHK跟拍了采访小组的活动，在电视中播放。报刊杂志也把我称为“白衣天使”、“北京恋人”和“邓小平一行中的第二号人物”。

今天看来，白色的西服实在是一身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着装，只因为在“文革”中，全中国男女老少衣裳的颜色几乎是清一色的蓝、灰，外加“国防绿”，款式也几乎是“男女都一样”的两用衫和不合身的长裤，因此，日本人才会在我那身白色西服上大做文章。

我至今仍然认为，从服装的价值和产生的作用来看，那是有史以来发挥过最大效益的白西服和白皮鞋。但是，在那个年代，为了寻找一双能与那套白西服匹配的白色半高跟皮鞋，我伤透了脑筋。

在1978年，能买双半高跟的黑皮鞋都不是唾手可得，一双白皮鞋岂不成为奢望？直到上飞机的前一天，我才通过一位朋友的“后门”，买到了一双国家体委派遣体育代表团出访时，在运动会开幕式上运动员入场时穿用的方口横带白皮鞋。虽然鞋跟仅高一寸不到，皮子质量又不好，没两天就走了形，但我已谢天谢地，总算能对付着出远门了。

在短短的访日行程中，“文革”十年来的“极左”思潮在行政领导上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想起来仍使我痛心。

有一天，我房间里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接着就传来了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她用中国话说，在北京的时候，她曾见过我。她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从中国移居日本刚刚半年，非常想念北京和在北京的朋友们。当她从NHK的电视上看到我的时候，高兴极了，特地和姐姐一起乘火车赶到东京来看望我。她们已经到达了新大谷饭店，正在大堂里等着我。

我很理解她的心情，但告诉她，我得向领队打下招呼。不料，领队听了我的报告以后竟然决定：“不许见！”虽然我与那位女孩子并不认识，但觉得这样做影响太坏，便要求允许请她上来坐坐。大家一起和她聊聊天，但那位领队仍毅然决然地说：“不许见！”我十分气愤，于是，又去找副领队请示。我说，从人之常情来说，这种做法会给国家造成很坏的影响。副领队是后来当了电视台副台长的陈汉元。他是个性情中人，但除了对我表示同情以外，对领队已做出的决定，也无可奈何。

回到北京以后，有一天，同院医务室的小护士来问我，为什么在日本那位女孩子找上门来都不见？原来，那女孩过去也在医务室做护士，她从日本来信说，那天她兴冲冲而来，却是哭着和姐姐离开新大谷饭店的。

20个年头过去了，当我也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当我也切身体会到那个女孩子哭着离开新大谷饭店时的心情，对当年那位领队的决定，更加感到深深的遗憾。为什么手中有了权力就没了人情，就非得把事情做成那个样子？

这类令人困惑的事情，在访日期间曾多次发生。

早年因公出国的人员，并没有随便抓起就可以走出国门的两件衣服，大家都得依照国家规定领取有限数额的置装费，制作两套出国服装，回国后只需上交一套，另一套用30元人民币的优惠价格购买下来。男士大都订做中山装和西服各一套，一般都会把置装经费主要用在中山装上。当时中国着西服的人尚不多见，所以男士回国后上交的都是西服。为了回国后的实用，女士们很少定制裙装的，一般都是长裤打扮，很少考虑国际场合的惯例。

有一天，小曾悄悄跟我商量，一位身材和他相仿的日本同行说，他喜欢中国的中山装，想用自己的西服交换小曾的中山装。“怎么办呢？”小曾问我。

我觉得这是友好的表示，并无恶意，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如果予以拒绝，会伤害那位日本朋友的感情。但是，基于不许接待大老远来访的日本女孩的经验，我对小曾说，回国以后，这套衣服就归他所有了，他有权处理自己的私有财产。庄则栋的“乒乓外交”不也没请示就干了吗？所以，不必和任何人讲。再说，反正没两天就回国了，这几天，只穿自己的西服也混得过去。我还说，从中日友好的大局说，就算把中山装送给那位日本朋友也无妨，从个人私心看，那身日本西服要比中山装值钱得多，小曾也不吃亏。

小曾仍然心有余悸，他最终也没敢接受我“无组织无纪律”的建议。为了“不犯错误”，小曾向领队汇报以后，非常沮丧地告诉我，领队说，不许换！从明天起，再也不要理那个“家伙”了。

有一天，当我们从旅馆步行去NHK工作的时候，迎面而来的一男一女认出了我。他们热情地告诉我，他俩是台湾来日本的留学生，这两天从电视上看到了对我们的报道。在异国的土地上听到中国话，见到自己的同胞，自然感到亲切，特别是在两岸中国人还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对来自台湾的同胞，更应该礼貌待之。但是，那位领队却在一旁极不耐烦又毫不掩饰地催促我：“快走快走，不要和他们讲话。”弄得那两位台湾同胞十分尴尬。他毫无礼貌的举止真让我不好意思。

在NHK，每天演播之前，编剪新闻的时候，我都有一段空余时间，有了一次向日本化妆师学习的机会。

日本妇女的化妆，清淡素雅，很适合电视演播。她们还喜欢把头发高高梳起，露出光光的前额，不似中国妇女喜欢有些“刘海儿”。按照日本化妆师的审美观，她们在给我化妆的时候，都会把我的头发梳得很高，露出我宽宽的前额。虽然这别有韵味，但我的演播对象是中国观众，我不能以一个日本妇女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每次，日本化妆师给我化完妆以后，虽然我觉得头发太高了，但我一定诚心诚意地千谢万谢。我知道，改变发式并不困难，只需把头发弄矮一些，再拨拉下几根“刘海儿”便是，而且，要在临上阵前的最后时刻去洗手间修改。太早了，敬业的日本化妆师再有修妆时间的话，又会照她的标准处理了。

第一天卫星传送的时候，我化完妆回到演播室，一下就吸引了日本同行和各报刊杂志记者的注意。但是，领队一见到我的头发，便立刻露出不快：“太高了！太高了！”边指责还边伸手把我的头发往下压。他的举动令在场的人们十分惊讶：对日本化妆师的劳动毫不尊重不说，这种在女性同事头上的作为也实在无礼。我感觉到周围日本人诧异的目光，为了制止他这种当着外人的无礼举动，我不露声色地悄声对他说：“我懂，我知道该怎么办。你别碰我的头发！人家都看着你呢。”但他根本不予理睬，还继续用手压我的头发，气得我眼泪直在眼圈里打转。

邓小平一行离开日本回北京了。采访小组把专机升空远去的镜头传送回去以后，第二天，也登上飞机回国了。当大家刚刚坐定，只见领队脸上绽出了多日来少有的灿烂笑容，只听得他长叹一声：“啊，好啦，都回来了！”我这才恍然大悟：他多日来毫无水平的言行竟缘于担心采访小组人员的“叛逃”！

回到北京，整整一个星期，我没有出门，心情非常沉重。好一阵子我不想说话只想哭，为我多灾多难的国家，为我多灾多难的民族，也为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