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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评定军衔粟裕排名元帅第七为何没能获授衔（第2页）

后来陈毅在5月10日陪同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赴华东野战军总部驻地濮阳，但直到朱德离开两天后的5月20日，他还没有动身前往中原就职。中共中央于5月21日致电陈毅，指示：“陈毅不参加此次作战（豫东战役）”，敦促他“尽可能迅速偕同（邓）子恢及大批干部去豫西和刘邓会面，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5月28日，当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与军委后勤部长杨立三同行，转往鲁西南城武地区时，《陈毅传》记载有这样一段话：

陈毅托杨立三把缴获的交直流电两用的收音机一台带去中央送给“（周）恩来、小超（邓颖超）”，并附一信说：“此美国新出品、许昌战斗缴获品，你们有电灯，利用其开动起来十分好，两夫妇可以在屋内跳舞。”也就是在这信内，却写着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明日即西去，毫无企图留部队之意，并望将来能随军入川”。此信是陈毅5月29日亲笔。周恩来阅后，特意亲笔批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书记处成员传阅。他们都圈阅了，不知是谁还在“毫无企图留部队之意”这一句的旁边用毛笔划粗杠一道以示值得重视。

陈毅抵达中原军区后，还说：“东有粟裕指挥，西有刘伯承坐镇，我闲着无事，就去办一所大学吧。”

同样，中共中央的组织大调整，粟裕也毫无思想准备。在军委和毛泽东“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的明确指示下，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恢弘大度，十分支持粟裕的战役决策和战役指挥。在战役发起以后，他常常离开指挥室，说：“我离开这里很必要，免得粟司令事事向我报告，延误时间。”这一点令粟裕心情舒畅。而且，陈毅在资历上比张鼎丞更老，此次陈毅调中原，中央明确分工是管后勤，即“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的经常工作”，粟裕认为这不是陈毅的特长。

因此，粟裕以其一贯的与人为善的谦抑，向毛泽东请求：“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毛泽东说：“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同志和邓子恢同志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华野还是你来搞。”粟裕只好提出了最后的请求：陈毅同志在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职务继续保留。毛泽东沉思片刻，同意了粟裕的意见。此后粟裕成为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这是历史上影响到粟裕后来评级、授衔的“二让司令”。让掉司令员之名，却勇敢地担负司令员之责，功名归于他人，职责留给自己，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值得指出的是，这次谦让，因无正式司令员的名义，也客观上导致了粟裕知名度较低，后来战功还被淡化、转移以至于磨灭。

1948年10月下旬，在淮海战役即将打响的时候，为发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整体威力，粟裕向军委建议，由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的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淮海战役。中央同意后，在此基础上，又于战役发起10天后组成了淮海战役总前委。两军联合作战，最要紧的是紧密团结与协调统一。由于历史的原因，解放军内部是存在大大小小的山头的。毛泽东说，只有承认山头，才能消灭山头。两军会合在一起作战，难免会生出种种问题。“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懋功会师的教训曾令后来的部队害怕会师。懋功会师，一方面由于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倾向，向党伸手要军权，另一方面也由于会师工作没做好，没有注意团结，致使两军由欢呼会师很快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很显然，粟裕是注意到了这些方面的。淮海战役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建议并首先发起的，初期参加淮海战役的部队，主攻战场是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15个纵队、暂归粟裕指挥的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共16个纵队。陈毅、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4个纵队配合华野作战。按照惯例，在一次战役中，几支部队联合作战，一般是主要方向上的指挥员指挥次要方向上的指挥员，先打响的部队指挥员指挥后打响的部队指挥员，兵员多的指挥员指挥兵员少的指挥员。在中央尚未做出由谁统一指挥的决定以前，粟裕主动提出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的建议，对于顺利解决南线决战的指挥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再次表现了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针对后来有人对中原野战军不服气的现象，粟裕还于1949年1月20日在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批评：“今后在作战中，我们要与兄弟野战军很好地配合，向兄弟野战军虚心学习。此次，有些同志认为中原野战军打黄维兵团打了多少天未打下，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向人家虚心学习，不容许有骄傲现象。在以后配合作战中，大家要愿意多吃一点亏，愿意受人家指挥。团结是双方面的事情，别人要团结，你不要团结，就团结不好；要尊重人家，才能团结好。”

值得一提的是，淮海战场上还有一个“粟裕”似的人物。淮海战役发起两天后的1948年11月8日，国民党徐州“剿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率第59军2个师、何基沣率第77军1个半师，共2。3万人，在贾汪、台儿庄起义。据《淮海战役亲历记》披露：起义通电时，何基沣却迟迟不签字。张克侠理解了何基沣的“想法”，主动提出将指挥兵员少于自己的何基沣的署名放在自己前面，何基沣这才签字。此后，中共中央发来的贺电，即是按何基沣排在张克侠前面的通电署名顺序称呼的，并且载入了史册。显然，张克侠的人品与粟裕的人品有相似之处。

此后，粟裕在1950年担负攻台战役总指挥时，还谦让过刘伯承和林彪。当然，这一次没有让成。出于对粟裕的信任，毛泽东决定仍由粟裕指挥解放台湾之战。1951年9月，周恩来和朱德亲自向粟裕传达中央命令，任命粟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粟裕也做了恳切的推辞，认为自己到下面抓抓部队工作或搞学校工作为好。周恩来、朱德强调是毛泽东亲自点将，粟裕才接受了命令。粟裕在总部工作仅半年后，毛泽东即说：粟裕能比较好地看出问题。1954年10月，毛泽东亲自向粟裕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任命粟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同样谦让，向毛泽东表示：“主席！我不能胜任！”毛泽东肯定地说：“根据我的了解，你可以胜任！”从此，粟裕在4年的总参谋长岗位上，不负毛泽东的重望，在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战略方针、作战指导、战场建设和对敌斗争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些事实均说明，粟裕淡泊名利，公而忘私，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团结与工作；同时功高不自居，谦虚谨慎。正是毛泽东所描述的那种难得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从授衔时的现任职务来看，粟裕也是合适的人选。1954年10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由隶属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改为隶属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下辖：作战部、情报部、技术部、通信部、军务部、装备计划部、人民武装部、军事运输司令部、政治部、干部处、测绘局、行政经济管理部等。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当时军委所属八总部领导成员如下：

（一）总参谋部：总参谋长粟裕，副总参谋长10人（1员大将，9员上将）：张宗逊、李克农、陈赓、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

（二）训练总监部：部长刘伯承（后由叶剑英代部长），副部长4人（4员上将）：张宗逊、萧克、彭绍辉、李达。

（三）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叶剑英，副部长（3员上将，1员中将）：周纯全、杨至成、陈再道、阎揆要。

（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4人（4员上将）：谭政、傅钟、萧华、甘泗淇。

（五）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副部长3人（2员上将，1员中将）：宋任穷、赖传珠、徐立清。

（六）总后勤部：部长黄克诚，副部长3人（1员上将，2员中将）：洪学智、张令彬、邱会作。

（七）总财务部：部长杨立三（1957年5月，总财务部改属总后勤部），副部长：余秋里、唐天际、汤平。

（八）总军械部：部长陈锡联（1957年7月，总军械部改属总参谋部）。

从上述前六个主要总部来看：总参谋部：粟裕带1员大将，9员上将；训练总监部：刘伯承带4员上将；（1955年正式成立时，由叶剑英带6员上将）；总政治部：罗荣桓带4员上将；监察部：叶剑英带3员上将，1员中将；总干部部：罗荣桓带2员上将，1员中将；总后勤部：黄克诚带1员上将，2员中将。显然，总参谋部阵容的配置极为隆重，仅比隶属国务院的国防部稍逊（国防部1954年9月成立，隶属国务院。国防部长为彭德怀，副部长：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萧克、李达、廖汉生7人，包括4员大将，2员上将，1员中将），不愧为解放军各总部之首。关于总参谋部的作用，粟裕曾明确指出过，他说：“军委下辖总参、总政、总干、总后各部，工作的归总在总参”，“总参谋部是党中央、军委统率全军的办事机关”，“总参谋部是负有特殊重大责任的”，“总参是全军的首脑机关”。就当时军队系统的重要性而言，总参谋长粟裕的现任职务显然也是可以授衔的。

因此，毛泽东不仅要给粟裕授元帅衔，而且给予粟裕极高的评价。他指出：“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这的确是公允之论。

三、再让元帅。毛泽东对粟裕说：“你是担的大将衔，而干的却是元帅的任务！”

1955年军衔制是从1950年就开始筹划的，其规章制度内容制定与最初的元帅人选，均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正如1988年恢复军衔制时，其酝酿、准备也有5年的过程一样，当时的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兼办公室主任贾若瑜将军回忆说：“从（1983年）办公室成立，到1988年再次授衔，准备工作进行了整整5年。”因此，1955年军衔制显然不是一般人所静止地理解为1954年6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增补军委副主席以后，形成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程潜、高岗、林彪、叶剑英、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为副主席的格局，或者1954年9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另设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委员以后才开始考虑的。相反，1954年9月28日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名单，是元帅人选长期酝酿的结果，时间跨度达到整整5年。但因为相关的资料尚未彻底解密，若干人选的变化又未形成正式文字记录，因此，元帅人选的具体变化过程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1952年3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明令人民解放军全军评定统一的军队级别，建立干部等级制度，以在物质待遇方面实行薪金制度，取代供给制度，也为其后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基础。在《等级指示》确定的23级军队级别中，最高级别为第一级军委主席副主席级，第二级为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第三级为军委委员级，第四级为正兵团级等。在《部队及领导干部评级幅度》中，有正兵团级以下各级别评定标准、幅度，但没有正兵团级以上的军委委员级、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军委主席副主席级的评定标准；仅有一条标准涉及军委委员级，即“个别资深的（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得评为军委委员级”。按此标准，1948年5月已经让掉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的粟裕属于第三级：军委委员级。但军队的级别实际上只是评定军衔的主要依据，而非唯一依据。以粟裕为例，虽然是华东野战军（三野）的代司令员、副司令员，但一直主持司令员的实际工作。所以，到1955年1月，军队级别中的两级——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军委委员级合并为一级——大军区级，取消了军委委员级；9月授衔时，元帅、大将的军队级别同为大军区级。至于大军区级再度分为两个等级，则是1960年以后的事情了。（1960年10月新设“元帅级”，与当时的元帅军衔相对应，相当于1955年1月以前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元帅以下仍有“大军区级”，相当于1955年1月以前的军委委员级，此“大军区级”非彼“大军区级”，称谓虽相同，但含义有别）所以，从授衔时的军队级别来看，粟裕与后来授衔元帅军衔的10人是同级的。粟裕的原秘书鞠开指出：“粟裕的行政级当时是大军区级，比正兵团高两级，同野战军司令员一样。因此，他的军衔问题自然不能放在正兵团这一级考虑，而应放在大将、元帅这一级别予以考虑。”

1953年1月9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了《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要求全军有组织有计划地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包括草拟授衔条例及实施规程，进行军衔鉴定，研究制定军衔肩章、标章、识别符号及服装样式，制定编制军衔等。2月17日，军委决定成立军衔实施委员会，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第三副总参谋长黄克诚、第四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等11人组成，聂荣臻为主任，黄克诚、萧华为副主任。1953年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比1952年11月总干部部与苏联顾问商定的方案多了一级，即在少将与上校之间增设“大校”，这样，既符合人民解放军实际，又考虑了苏联顾问的意见。新方案共设6等21级，将原上将、准上将分别改称“大将”、“上将”，将官依次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增设大校一级，依次为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其余也略有变动。

中共中央规定，元帅和大将由中央书记处提名，政治局讨论决定；上将至少将名单由总干部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分别提出，报请军委批准授予；校官人员名单由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提出，报总干部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在全军统一衡量。因此，粟裕的军衔问题只能是由书记处、政治局以上领导人考虑的。

从《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拟于今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明确要求进行“军衔鉴定”工作，也就是初步确定各级军衔人选。这一点清楚地表明，包括元帅在内的授衔人选最初“鉴定”，至少是从1953年7月前即开始的。否则，仅要求下级单位“今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是不可想象的。尽管这一年的正式授衔后来还是因故取消了，但这个授衔形式的取消显然与已经进行了的“军衔鉴定”并不矛盾。这里有一个突出的例子：1953年10月，贺龙率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于30日到志愿军王必成部视察。在对高级将领讲话时，评论过国内正着手施行的军衔制。《贺龙全传》记载如下：

贺龙1953年10月即已知道自己内定为元帅，可见在此之前，元帅人选已经在切实酝酿考虑，也就是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的“鉴定”了。此时，尚未成立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1949年10月决定，统一管辖和指挥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机关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粟裕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在28位军委委员中，粟裕排名15位。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授衔元帅的罗荣桓不在这一名单之列。名列粟裕之前的军委委员分别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高岗。除开大元帅候选人毛泽东、起义将领程潜以及主要负责地方工作的委员刘少奇、周恩来、高岗，粟裕排名刚好第10位。作为华东野战军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与代司令员，极有可能在这一阶段被列入元帅的人选之一。据粟裕身边的知情人透露：“评定军衔时，最初的元帅名单里，林彪排名第五位，粟裕排名第七位。”

然而，尽管毛泽东要给粟裕授元帅，基于一贯的谦虚和其他方面的种种考虑，粟裕提出了辞帅的请求。据《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记载：

1955年9月中旬，毛泽东赴邯郸视察。回到北京后的一天深夜，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一起在中南海颐年堂的小会议室里，商讨解放军高级将领的授衔、授勋事宜，李银桥和成元功、郭仁、石国瑞等人侍卫在侧间房中，听毛泽东谈起了粟裕。

毛泽东吸着烟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都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

周恩来说：“可也不能不兼顾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和各野战军的情况，要尽量做到人心舒畅、鼓舞士气，使全军有一个新的气象、新的面貌。”

毛泽东还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么！

毛泽东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我们先这样定下来，十大将十元帅。提交军委讨论最后通过。”

就在粟裕辞帅被批准，新的元帅人选逐步确定，准备正式授衔之际，党内高层中有人在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因工作重心在地方而不授衔的情况下，提出了对同样主要从事地方工作的陈毅授衔的异议。此前的1954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并“准备做外交工作”。1955年5月，国务院再次分工，确定陈毅分管第一、第二办公室、民族事务和科学、卫生工作。如果按这一异议陈毅不授衔，那么南方游击队、新四军及华东野战军显然要有一位其他代表担当元帅。时任总参谋长，坚持了国民党腹心地区三年游击战战争，从未离开过抗日战场并在新四军全军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长期实际负责华东野战军领导与指挥重任的粟裕，显然将再次成为考虑的焦点。当然，粟裕本人的再次谦让也必将在情理之中。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9月11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杨尚昆，主张给陈毅授元帅衔。其中说：“（1955年）9月11日，（周恩来）打电话给在京的杨尚昆，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指出：‘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的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顾问一直在考虑两军军衔设置完全对等。1952年11月26日总干部部认为“少将与上校之间拟有必要增加‘准将’一级”，以解决师级干部的军衔。但苏联顾问因为苏军没有准将军衔而有争议，认为在两军交往中会对苏军不利。而1955年苏军的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是元帅军衔，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却只是大将军衔，显然也是不对等的。不过此时两军交往中，对苏军而言，已不存在不利的问题了。

周恩来主张给陈毅授衔的意见最终获得通过。1955年9月16日，他签发了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函件，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授予元帅军衔的名单，按法定程序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建议，通过了授予朱德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

军衔正式公布之前，性情直率的许世友获悉自己名列上将，找到周恩来，直言要求授大将衔。周恩来只说了一句：“粟裕也只是大将呀！”许世友当即不再出声了。这就是有名的“粟裕震大将”的故事。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创造孟良崮战役的奇迹时，许世友是其麾下的9纵司令员；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政委，指挥全军“攻济打援”时，许世友是其麾下的攻城总指挥。如果粟裕为大将，许世友知道自己显然只可为上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