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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北宋杂谈（第2页）

自秦以降，文官在选任上呈现出日益制度化的趋势，如先后出现的征辟、察举、九品官人法及科举等选官制度虽存在许多弊端，但毕竟获得制度上的保障，并且逐渐发展完备。而武官在选举和培养上却基本缺乏制度化，除了秦汉开国时的军功爵及唐宋短暂的武举制外，大致上缺乏完整的选举制度。因此，在选拔、任用武将的过程中，人为因素（特别是世袭制残余）的影响更大。同时，文官队伍的培养有学校制度的支持，如太学、国子监及各类官私学校源源不断地培养后备文官。而培养武官的专门学校，却几乎不存在。这就造成军事才能的培养主要依赖军营和战场上的实际锻炼。最后，武将的升迁传统上侧重于实效性的军功以及论资排辈，而较少考虑系统的文化素质及道德标准。正因为如此，武将之家拥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其子弟生长于军旅，耳濡目染兵戎，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军事活动。此外，传统上练兵习武还具有浓厚的保密性，甚至于传子不传女，这也使将门获得有利的条件。于是，长期以来武将后备队伍的培养，遂主要依赖军队内部，特别是武将家族来完成。这便形成将门出将的传统，宋王朝遂不能不深受其影响。如宋仁宗朝，范仲淹在言及任将时所承认：“将门出将，史有言焉。”66

就北宋而言，又有自身维持将门存在的制度及政策。首先，北宋在中唐、五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募兵制度，从军遂更加职业化。在北宋募兵制下，以“天下失职犷悍之徒”67组成的军人地位低下，以从军为职业并赡养家庭，也只能以军营为家。北宋军士、普通武官的子弟通常既缺乏必要的文化素养，又少有其他谋生出路，于是举家从军便成为必然的结果。而宋统治者从稳定军队和兵源的目的出发，也有意培植军人子弟安心军营。如宋真宗曾表态：“朕念取农民以实军伍，盖非良策。惟军伍之家悉有子弟，多愿继世从军，但虑父兄各隶一军，则须分别，以此不敢应募，今可晓谕许隶本军。”当时的枢密使王钦若附和道：“此辈常从父兄征行，兵甲位伍，熟于闻见，又免废农亩而夺耕民，真长久之画也。”68韩琦在熙宁初也指出：“诸军多是弟侄子孙以父兄尊属在军，遂愿投本营同活；或无子孙者，即召本营人为舍婿，冀一身有托。更有堂从疏属有服外亲充军，后有卑幼补为人员。”69甚至还将战死者后代编入军中，所谓：“士死国，赙赏其家，涅其孤儿，使继衣廪。”70因此，军人、武官子弟深受军旅生活影响，自幼熟悉弓马，武将便成为其传统发展和追求的主要目标，这就构成了孕育将门的一个重要基础。现举突出的例证如下：

出身行伍家庭的呼延赞，在宋太祖、太宗两朝成为将官，以勇猛敢战著称。雍熙四年，呼延赞被宋太宗召见，他“具装执鞬驰骑，挥铁鞭、枣槊，旋绕廷中数四，又引其四子必兴、必改、必求、必显以入，迭舞剑盘槊。赐白金数百两及四子衣带”。史称呼延赞“遍文其体为‘赤心杀贼’字，至于妻孥仆使皆然，诸子耳后别刺字曰：‘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呼延赞历保州刺史、冀州副都部署等职，加团练使衔。呼延赞卒，其子必显又被擢为军副都军头71。可见其家满门从军，具有典型的传统将门色彩。

第二，宋太祖在实施“收兵权”的同时，对武将上层又进行了拉拢收买，给予其家族诸多方面的优待。甚至采取了与其联姻的做法，以争取他们的效力，并化解彼此的矛盾。如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将帅不仅获得了安保富贵的待遇，而且数家与皇室建立了婚娅关系，宋人对此大加赞赏72。宋太宗登基后，将乃兄这一手做法沿袭下来。由此遂形成拉拢上层武将的一种传统，以后北宋诸帝立武臣女为皇后几乎成为定制73。在此祖宗之法的庇护下，不仅一批批将领及其家族获得了稳固的地位，为其子弟从武为将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且如前述李处耘、曹彬及高琼等将门之后，还在外戚身份的支撑下，长期把持禁军将帅之职，形成数世不衰的高门将家。

第三，如所周知，北宋时期科举制是选拔文官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制度，而荫补制则在地位和影响上都小得多。科举制的特点是竞争，因此北宋文官集团内部存在很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从文献记载来看，北宋文臣高门世家，固然有荫补的一定支持，但科举在支撑和维持家族的影响上却具有关键的作用。所谓：“本朝选士之制，行之百年，累代将相明卿，皆由此出。”74如北宋吕氏、韩氏等著名大族之鼎盛，便是如此75。而武将则与文臣不同，由于其子弟所处环境的影响和受教育不多的因素，因此少有通过科举入仕者。事实上，从宋朝武官的来源看，大致有荫补、军员转补、军功补官、吏人出职及武举等途径。其中又以荫补和军员转补为主，由军功补官和吏人出职为武者，数量既有限，也很难跻身将官队列。武举在北宋设置的时间不长76，影响很小。如南宋人所说：“名臣宿将勋业赫奕，或出于将家者有之，或拔于行伍者有之，其自武举中出几人？”77可见荫补是选拔武官和武将的重要途径。

宋朝对武官子弟荫补有详细的制度规定，如：枢密使、副使及节度使之子，可荫补西头供奉官，其余子弟可荫补右侍禁及右班殿直以下武职；诸卫上将军、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及内客省使子弟，可荫补右侍禁至三班奉职；“诸卫大将军、内诸司使、枢密院诸房副承旨子，三班奉职；期亲，借职；余属，为下班殿侍。诸卫将军、内诸司副使、枢密分房副承旨子，为三班借职”78。有学者指出：“在（宋代）荫补入仕的官僚队伍中，武官始终占大多数。”79

揆诸北宋史实来看，上层武官都享有荫补和优先迁转子弟的特权，其中宋初开国将帅，更为其子弟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这些膏粱子弟往往乳臭未干已获军衔，甚至未经战阵便为将官。如前述石守信长子保兴“年十四，以荫补供奉官”，其余诸子更为年幼就荫补武职；石保吉、王承衍等人未立寸功，已获节钺。而众多普通武将子弟在荫补等相关制度的鼓励下，同样有机会走上以武立身的发展之道。如战争中死难的中下级武官，其子弟都可获得荫补武职的机会。如北宋中期将领赵滋，其父原为环庆路都监，天圣中战殁，遂“录滋三班奉职”80。大将刘舜卿之父生前为镇戎军都监，死于好水川之战。“舜卿年十岁，录为供奉官”81。类似记载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庆历二年，环庆部署司曾建议：战死将校子孙原录二、三人，今后对非战胜而死者，要求仅录一人。宋廷一时“从之”。但韩琦认为不合情理，“乞并如旧制施行”，当政者又恢复旧制82。这便说明荫补制度对于培植武将后备队伍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造就了绵延不绝的将门。

第四，北宋时期的高级将领之家，因特殊的背景条件，其子弟还有较多机会得到统治者的垂青，使他们更容易获得发展。如天禧初，閤门副使缺员，宋真宗便曰：“朕有人矣。张昭远知边略，曹仪习朝仪，可并除西上閤门副使。”83治平中，朝议选拔宿卫将官，宋英宗道：“文广，名将后，且有功。”乃擢杨文广成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84。张昭远和曹仪作为三衙大将张凝、曹璨之子，杨文广作为名将杨业之后，自然易为人君了解，其升迁也就迅速。同时，一些将帅子弟也因家门的缘故，增加了与朝臣交往的机会，较易得到他们的关注。如：咸平时，将领李谦溥之子允则之所以得到皇帝的注意，便在于大臣毕士安的推荐，如宋真宗所言：“朕在南衙，毕士安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属卿。”85宋仁宗朝大将刘平战死后，其子季孙继续为将，并受到不少文官的注目。张耒有“君家将军本缝掖，叱咤西摧贺兰石”86的诗句相赠；苏轼也曾举荐道：“况其练达武经，讲习边政，乃其家学。至于奋不顾身，临难守节，以臣度之，必不减平。”87

最后，北宋时期武将之间互相联姻的现象相当普遍，而这又对将门的形成和稳定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如：曹彬之子玮曾娶潘美之女；曹玮一女嫁王超之子德基88；王超之子德用娶节度使宋延渥之女89；大将葛霸之子怀敏又娶王超之女90，等等。这种联姻自然产生相互支持的作用，促进和巩固了各自的地位。像曹彬、王超家族的鼎盛，也当与其保持和其他将帅联姻有一定关系。张昭允原为大理评事，以娶潘美之女缘故，换武职。宋真宗即位后，“以昭允章怀皇后（潘美之女）妹婿，颇被亲信”，迁至镇、定、高阳关行营马步都钤辖91。可见张氏在将职上的发展，与潘美家族的关系颇大。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宋朝毕竟不存在固定的世袭及门阀制度，这就决定了将门现象仍具有相当大的不稳定性。如过度依赖家门功勋而缺乏战场锻炼，便不能不退化承担武将的能力，随着荫补资格的逐渐下降，纨绔子弟就很难保持重要的官爵，不免被排挤出武将队列。因此，北宋两世、三世为将者不少，而三代以上为将者就相当有限了。只有像曹氏、高氏、种氏、姚氏及折氏等少数将门，能保持数世鼎盛。曹氏和高氏数世不衰，主要在于家门加外戚身份的互相支撑。此外，其门规较严，处事谨慎，也有一定的支持作用。如曹彬以谨慎著称，其作风对后裔有极大的影响。史称其子曹璨“起贵胃，以孝谨称，能自奋厉，以世其家”92，当非虚言。高琼则“善训诸子，使读书，率能自立于时”93。而种氏、姚氏及折氏等家门之盛，则主要依赖长期对夏战争中军功的维系。

综观北宋历史，将门不仅在军队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国防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产生了许多有为将领，乃至名将，诸如曹彬之后璨、玮，李进卿之后延偓，杨业之后延昭、文广，杨信之弟嗣，韩重赟之后崇训，马全义之后知节，何继筠之后承矩，王全斌之后凯，侯益之后延广，王超之后德用，赵振之后珣，种世衡之后古、谔、谊、朴、师道及师中，郭遵之弟逵，刘贺之后昌祚，姚兕之后麟、雄、古，王珪之后光祖及稟等等，皆有相当的事迹可述94。

北宋将门中继世为将而人才迭出的情况自然存在，但这绝不表明将门出身者都属良将。事实上在他们中存在着大量平庸之辈，特别是在上层世家之中又更为突出。宋初石守信、王审琦等高门子弟，依赖家世安享富贵，而又表现平庸的情况自不用说，其他许多将帅后裔无所作为的现象也同样存在，对此仅通过《宋史》及《东都事略》中诸多武将列传的记载就可得到印证。到北宋中期，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如范仲淹所说：“今将家子弟蔑闻韬钤，无所用心，骄奢而已。”95还有人反映：“近岁恩倖子弟饰厨传，沽名誉，不由勋效，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不过利转迁之速、俸赐之厚尔，御侮平患，何望于兹？”96明镐在巡边时则发现，“时边任多纨绔子弟”，甚至行军时还有倡妇同行97。这些将门子弟一旦踏上战场，便暴露出一副无能相，如韩琦所说：“魏昭昞、王克基未尝出离京阙，便使领众御戎，昨来暂至延州，皆已破胆。”98按：魏昭昞为宋初枢密使魏仁浦之孙、驸马魏咸信之子99，王克基乃功臣大将王审琦后裔、驸马王承衍之孙100。熙宁初，又有人指出：“今之命帅，则唯用侍从贵官，遣将则多以阀阅子弟，素不谙练兵术。”101这种局面至北宋后期，并无改观。如宋钦宗也不得不承认：时任马军副都指挥使的曹彬后裔曹曚，并无应付战事的能力，所谓：“曹曚戚里，岂识兵事。”102

结语

综上所述，将门现象在北宋时期十分突出，他们在当时的军队及国防活动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北宋将门中也存在诸如能力不断退化以及坐享富贵等痼疾问题，而较之以往相比，其程度更为严重。推究其因，则首先在于过多依赖家门和荫补的缘故。即隋唐以来，统治者虽在文官的选拔上逐渐注入竞争考试机制，但在武将的任用方面却多因袭传统，忽略了制度上的建设和变革，北宋又日趋狭隘和保守，这便难以激励将门的茁壮发展，也制约了武将队伍中人才的成长及交替。欧阳修对此评说道：“（将帅）或出于卒伍，或出于奴仆，或出于盗贼，唯能不次而用之乃为名将耳。今国家求将之意虽切，选将之路太狭。今诏近臣举将而限以资品，则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试将材者限以弓马一夫之勇，则智略万人之敌皆遗之矣……以至无人可用，则宁用癃锺跛躃庸懦暗劣之人，皆委之要地，授以兵柄。”103其次，又与北宋推行“崇文抑武”国策有相当大的关系。武将群体在遭到文官士大夫集团长期压抑、歧视的情况下，文武之间形成鸿沟104，北宋将门在职业自信和荣誉感上遂呈现出明显弱化的趋势，乃至于还出现其子弟转求文墨之途的现象。宋哲宗时，苏辙即指出：“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废天下之武举。彼其见天下之方然，则摧沮退缩而无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孙之家往往转而从进士矣。”105第三，还在于长期对武将处处设防，束缚其行动自由，如实施“将从中御”及以文驭武之法，设置监军，使用“阵图”等等。这也造成了将家无所作为，安于现状的后果。于是，北宋将门中就难免形成浓厚的“八旗子弟”习气，便不能不对其职业角色产生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将门出将”本身也存在产生武人权势膨胀，甚至酿成事变的可能性。如果当政者对某个，或某些武将世家赋予过大的统军权，而缺乏必要的制约，使得其长期主宰大军，或盘踞某一地区，家族因素和利益不断膨胀，遂不可避免要与王朝中央发生矛盾，便易于导致兵变后果的发生，前代这样的现象已屡见不鲜，即使南宋时也出现了吴曦之乱。由此看来，北宋统治集团在推行“崇文抑武”国策，以及“将从中御”、“以文抑武”等举措的形势下，又处处防范和限制武人的权势，通常不允许某个，或某些武将世家长驻一地（唯一的例外只有折氏长期镇守狭小的御夏前线的府州，但其实力极为有限），更不允许长期把持一支军队，实行频繁的调动和更换，便使得“将门出将”现象有效地控制在“抑武”的框架之中，从而杜绝了“将门”势力膨胀的结果。

2《三国志》卷一九《魏书·任城陈萧王传》，中华书局1959年校点本。

3《魏书》卷六二《李彪传》；《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纪三十七》义熙五年三月，中华书局1974年校点本。

4《隋书》卷七0《杨玄感传》，中华书局1973年校点本。

5《史记》卷一0四《田叔传》，中华书局1959年校点本。

6《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7《史记》卷一0九《李将军列传》。

8《汉书》卷六九《赵充国、辛庆忌传》，中华书局1962年校点本。

9《后汉书》卷一九《耿弇传》，中华书局1965年校点本。

10《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

11《隋书》卷五二《韩擒虎传》。

12《新唐书》卷一一一《薛仁贵传附讷、嵩、平、从》，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本。

13《新唐书》卷一三三《张守珪传附献诚、献恭、煦、献甫》。

14《新唐书》卷一五四《李晟传附愿、宪、愬、听、琢》。

15《宋史》卷二四二～二四三《后妃传》，中华书局1977年校点本。

1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正月辛亥，中华书局点校本（各册出版时间不一，以下简称《长编》）。

17见《宋史》李处耘、韩重赟、罗彦瓌及王彦升等人本传。

18《宋史》卷二五0《张令铎传》。

19《宋史》卷二五0《韩重赟传附崇训、崇业》。

20《宋史》卷二五０《石守信传附保兴、保吉、元孙》。

21《宋史》卷二五０《王审琦传附承衍、承衎》。

22杨亿：《武夷新集》卷一0《李继隆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宋史》卷二五七《李处耘传附继隆、继和》、卷四六四《外戚中·李昭亮传》。

24《宋史》卷二六0《杨信传附嗣、赞》。

25《宋史》卷二七三《何继筠传附承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