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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唐朝宪宗穆宗敬宗之谜02（第2页）

李训、郑注原本小人，心胸狭隘，睚眦必报，对同自己有芥蒂者，不是诬其贿通中官，便陷以党同二李，非贬即逐，以致朝堂上人人自危，忠贞之士屡遭贬逐，而奸邪小人却逢时而进。

甘露之变　在王守澄死后，剩下来的掌握权势的老宦官还有仇士良、鱼弘志等。李训、郑注要想彻底完成文宗密托，自己独揽大权，就必须除掉这些宦官。

文宗因为李训有功，升任他为同平章事，郑注则做了凤翔节度使。当初李训与郑注密谋除尽宦官，定下的计策是郑注出镇凤翔后，精心挑选数百名壮士作为亲兵；当年十一月要葬王守澄于浐水，郑注以故旧情深，奏请率亲兵入护丧事，不会引起怀疑；同时奏请文宗下诏令内臣齐集送葬，届时李训关闭城门，郑注在城外令亲兵尽诛宦官。但是在郑注启行前往凤翔后，李训觉得如此计划，“则注（郑注）专有其功”，让郑注抢了功劳，不如抢先下手。于是李训将其集团的骨干分派至各地任节度使和京兆尹等职，以便掌握全局，他又命令郭行余、王潜在赴任之前，各率其兵将来京城会同金吾便韩约共同行事。指望日后起事大功告成，不但尽杀宦官，就连郑注也一并除去。所计不可谓不毒！

在商讨采用什么方式时，李训想到天降“甘露”的瑞兆可以利用。所谓“甘露”，据说是像雨一样从天上降落，不过与众不同，就像**水晶，附物即不滚落，也不会被阳光蒸发。“天降甘露”是一种千年难遇的吉兆，预示着君王的圣明，国运昌隆。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均认为“甘露”是一种延年益寿的“圣药”，“其凝如脂，其甘如馅”，服用后能使“不寿者八百年”。因此，帝王称之为“天酒”、“神浆”，梦寐以求之。有些帝王听说降下甘露，马上改变其年号，以甘露命名，如汉宣帝刘询、前秦苻坚等，都以甘露作过年号。还有的帝王为了祈祷甘露下降而大兴土木，如汉武帝曾在长安城外的建章宫内建造了一座高20丈、大10围的承露盘。在封建帝王们看来，甘露既是吉祥的象征，又是长生不老的仙药。据《资治通鉴》载：“月（太和九年），有甘露降于紫宸殿前樱桃之上，上亲采而尝之，百官称贺。”仅仅过了三个月，天又降“甘露”，这种原本可遇而不可求的所谓“神物”，对文宗这一朝来说可谓“情有独钟”了。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唐文宗在大明宫紫宸殿上朝。百官鱼贯而人，依班序而立。金吾大将军韩约这时匆匆人奏说：“在左金吾厅后面的石榴树上，出现了甘露，这是天降吉祥的征兆。如果不是陛下圣明感动上天，不能得见甘露。”说完以后，手舞足蹈地给文宗叩头。宰相李训、舒元舆也率百官拜贺，并且请皇帝亲自观赏。文宗欣然同意，于是登上龙荤出紫震门，升含元殿，并先叫李训去看看。

唐代的皇城分宫城和皇城。宫城在皇城的中央，除太监和皇帝宫嫔等，一般人没有密诏是不能进入的。左金吾府在宫城外皇城内，驻扎着保卫宫城的军队。李训等人离开含元殿后，过了很久才回来。回来后，李训奏称：“甘露已经看不清了，但暂时不必宣扬出去。”唐文宗说：“有这样的事吗？”他示意叫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率领宦官前去探视。仇士良等人去后，李训立即召郭行余、王璠两人入殿受敕。王璠感到害怕了，两腿战栗不敢前行，只有郭行余拜受殿下，带领招募的亲兵数百人，携带武器等候在丹阳门外。李训召集这些亲兵，立即部署杀宦官的计划。

仇士良等人来到金吾厅，正遇着韩约，见他神情紧张，惊讶地问：“将军为什么这样紧张？”韩约忙以生病搪塞。正在此时，一阵风将帷幕吹起，露出了里面埋伏着的兵士，同时传来了兵器碰撞发出的声音。仇士良久历仕宦，经验丰富，见此心知情况不妙，慌忙返奔。金吾厅侍者想要关门，被仇士良怒骂，竟然没敢关门，让众多宦官得以逃脱。韩约也是无用，此时竟不指挥士兵冲出围杀，任由仇士良等逃掉。

仇士良与鱼弘志跑回含元殿，气喘吁吁地对文宗说：“宫里要发生暴乱了，请陛下赶紧还驾。”李训见仇士良等人往含元殿方向跑去，知道韩约处有变，急忙招呼金吾卫士，大喊：“赶快到含元殿保护陛下，进去以后，每人赏钱100缗。”金吾卫士刚要登含元殿，仇士良眼明手快，抢先一步令宦官抬着文宗从殿后出去。

李训见状，急忙上前拦住轿子，对文宗说：“臣奏事未毕，请陛下暂时留步。”仇士良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在宫中布置武装，要谋反吗？”文宗知情，一边挣扎着一边说：“这不可能！”仇士良根本不理，抢步前来要打李训，被李训推倒。当李训抽出匕首要杀仇士良时，被宦官拦住。仇士良拥舆急奔，李训紧追不舍。这时，金吾兵已经登殿，罗立言、李孝本各率士兵杀宦官十余人。仇士良令宦官在外抵挡，自己引文宗走进宣政门，等李训赶到时，宣政门已被关闭。至此，李训知道消灭宦官的计划已经失败，急忙换上从吏的绿衫，化妆出宫。

宣政门内的仇士良这时真是红了眼，他恶狠狠地对文宗说：“你干的好事！”转过来对各率五百禁兵赶到的神策军左右副使刘泰伦、魏仲卿道：“杀！”于是，在事变不到一个时辰，由宦官统领的禁军从北、东、西三面，向位于大明宫南部的朝官们的衙门发动了反攻。

郭行余、王璠两人见势不好早已逃掉，罗立言、李孝本等人见李训已经逃逸，知道事情已经失败，也随即逃窜。宰相中舒元舆因早知内情，已悄悄改换官服，单人匹马逃出宫外，而宰相王涯、贾觫等尚不知情，对前来询问的朝官们说：“不知何故，你们请各自便。”众官退下，宫内各门均已被人关闭，王涯等刚刚奋身脱出，宫门就被禁兵合上。有600多名没有挤出者，均被禁兵所杀，尸横血流，狼藉涂地。宫内诸衙印鉴、图籍、帷幕、器皿等，在兵乱中一扫而尽。下午，神策军分遣千余骑兵，出城追捕，又在城中大搜索。长安城内诸多恶少趁变乱陡起，借机滋事，杀人越货，互相攻劫。长安城中，已是一片尘嚣。

次日百官入朝，直待日出方开建福门，禁兵露刃夹道，惟准每官以从者一人相随。行至宣政门，门尚未开，宰相御史知班等人都不在，百官乱次站立，班列无序。文宗见没有一名宰相上殿，便对宦官说：“宰相王涯等为什么不上朝？”仇士良说：“王涯等谋反，已逮捕下狱！”顺手就把王涯“谋反”的状子及有关“罪证”呈上。此时文宗还能怎样？只好敕令起草诏令，宣布李训等罪状。

李训乔装出宫，一路上假装疯癫，逃列终南山的寺院中。后被地方官抓获，他担心押送到宦官手中会遭羞辱和酷刑，在到达京师附近时，便对押送的人说：“现在禁军到处抓我，是因为能够得到重赏。等他们见到我，肯定会将我从你们手里抢去领功，不如你们把我杀了，拿着我的首级去领赏更直截了当。”结果，李训被杀。郑注和全家老幼被仇士良派人诛杀，与事变有关无关的朝廷官员也有上千人被杀。

这就是“甘露之变”。有人称之为“失败的反击”！反击之所以失败，表明在这之前的宦官势力已到了难以消除的程度。

这次事变后，宦官更加盛气凌人，对待皇帝也很不礼貌，常常出言不逊，文宗羞惧难当，从此也不再做声。据说，只是在独居无人的时候，文宗才会自言自语：“须杀此辈，令我君臣间隔。”说罢，不免又一阵伤感。宦官对待皇帝尚且如此，宰相更是不在话下。宰相李石为人正直，多次与仇士良对抗，仇士良于是派刺客暗杀李石。李石中了一剑，却是刺断了马尾；还中了一箭，人伤得并不重，但引起了朝中大臣的极大恐慌。李石遇刺的第二天，常参官入朝者仅有9人而已。李石考虑到人身安全问题，辞了官职。天下大事从此都由宦官的北司决策，南衙宰相机构只是“行文书”而已（当时，宦官衙署在宫城，朝官衙署在皇城，宫北皇南，因此人们称前者为北司，后者为南衙）。

一天，百无聊赖的文宗问侍从：“今日翰林院值日者是谁？”当回答是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周墀时，文宗命人召来。赐酒三杯后，文宗徐徐道：“依你看来，我是怎样的一个君主？”周墀一听，立即下座，恭敬地回答道：“我是个小臣，不晓得大道理。但听百官都说陛下有尧之圣、舜之明、商汤之仁、夏禹之俭！”文宗淡然一笑：“你这样说是为了维护我，其实我哪里敢跟尧舜禹汤相比！我是要问你，我比周赧王、汉献帝如何？”周墀一听，如五雷轰顶！周赧王、汉献帝是两个庸碌的亡国之君，文宗如此发问，可见内心痛苦到何种程度！于是，他倒身拜伏，声音硬咽。文宗见他不再说什么，只好自己说了：“我自以为连周赧王、汉献帝也比不上！周赧王、汉献帝是受制于诸侯，我却受制于家奴。我比他们差得远了！”文宗说过此话后，再没有视朝。一个月后的开成五年（840）正月初四，驾崩于太和殿，年仅32岁。

历史上对文宗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评价：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就是说，文宗虽然能够勤勤勉勉、宵衣旰食，但自身缺乏治国的才干，最终也不能消除祸患。

“甘露之变”是唐代的皇室为反抗宦官专政所作的最后反扑，是继“王叔文事件”之后唐代士人和宦官发生的又一次大冲突，但是王叔文和宦官仅是“文争”，所以朝臣牺牲不大，也未过多牵连。而李训、郑注这次和宦官却是发生了“武斗”，造成朝臣牺牲惨重，牵连众多，并且使朝臣和宦官逐渐走向彻底对立。

从这一天起，唐代已经开始衰败，直至最后亡于朱温之手。皇帝、朝官与宦官的斗争，均以失败告终，原因是宦官有武装，他们掌握了禁军。“甘露之变”后，宦官势力更加压倒了朝官，朝官经历了多次失败，最后在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宰相崔胤引宣武节度使朱温带兵入长安，几乎杀尽宦官，才结束了宦官专政的局面。不久，唐朝也被朱温的后梁所取代。

天子为何受制于家奴

有人说，唐朝并非亡于藩镇割据，而是亡于宦官专政。唐朝宦官势力达到一定程度之时，把将相和帝王玩弄于股掌之中，真正是“手握王爵，口含天宪”。

从唐穆宗以后到唐亡，8个皇帝之中，有7个是由宦官拥立的，而有立即有废。宪宗时，太子李宁死，宦官吐突承璀欲立李恒为太子，因恒母身贱未立，又立李俏为太子；宪宗崩亡，宦官陈弘志杀吐突承璀及李俏，拥立李恒即位，就是唐穆宗。唐穆宗是因受惊中风而死的。穆宗之后的敬宗，极喜游玩，一次夜猎回宫，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成、许文端等人饮酒作乐，喝醉之后入室更衣，忽然殿中灯灭，刘克明等即害死敬宗，苏佐明等矫制立绛王，而王守澄、梁守谦等率禁军讨贼，诛杀绛王另迎江王即位，就是唐文宗。

文宗在位时，本已立李成美为皇太子，文宗死时，仇士良、鱼弘志矫诏废成美，立文宗之弟李炎为皇太弟，即位后，就是武宗。武宗死，宦官马元贽立武宗之叔李忱为皇太叔，即位后，就是宣宗。宣宗大病之时，宦官王宗实等矫诏立郓王为太子，即位后为懿宗。懿宗有病，宦官刘行深、韩文约等又立普王为皇太子，即位为僖宗。僖宗之后，宦官杨复恭率兵拥立寿王为皇太弟，即位为昭宗。而每次废立之际，或兵刃相见、血流盈廷，或密行诡计、众不可测，造成一段时期的权力真空状态，使中央政权毫无权威可言，诱发了社会的动乱。

宦官专权干政，对功高绩显之臣往往嫉妒如仇，必欲构陷使之失宠而罢休。如肃宗、代宗时期，大将李光弼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有大功，宦官程元振等就在皇帝面前诬陷李光弼，使李光弼失宠自危。郭子仪是反击“安史之乱”中的重要将领，平生小心谨慎，不敢多言，但也逃不过宦官的谗毁，甚至派人挖掘了他家的祖坟。刑部尚书颜真卿刚正不阿，曾率百官向移居西内的太上皇玄宗请安，触犯了宦官李辅国的心病，便下一纸公文，把颜真卿贬逐到偏远的蓬州任长史。如此这般，使得朝廷将相心寒，贤德之士难以立足，奸佞之徒趁机而入。唐朝宦官专权和为害，为什么会如此严重呢？

首先，从根本上讲，这是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一个必然现象。在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个人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但皇帝又无法统辖管理庞大的官僚机器和日益繁杂的各种具体事务。完全依靠朝廷中的文臣武将，又放心不下；依靠宗室外戚，也常常发生问题。

相比较而言，只有宫中的宦官最易控制，也最为放心。因为自古以来，有强臣篡权为皇的，有宗室夺权的，有外戚甚至女主临朝的，但却没有宦官当皇帝的！宦官的生理缺陷使他不可能凯觎这“九五”之尊。虽然宦官有种种祸患，但其本身从来不构成对皇权的威胁。这就是历朝历代的皇帝心中很清楚宦官专权的危害，但却照样宠信不衰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有封建专制制度存在，宦官专权为害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程度略有不同而已。这是历代封建王朝包括唐朝在内无法避免的问题。

其次，帝王的腐败和政治的黑暗则与宦官专权为害互为因果。中唐以前，政治相对清明，对宦官的限制也较严格，宦官参政的机会很少。中唐以后，皇帝渐渐失去了开国之时的那种励精图治的蓬勃朝气，生活上追求享受，政治上企求苟安，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如唐敬宗整日击球、摔跤、打猎，无心过问政事；唐宪宗后来追求长生不死，轻信方术之士，炼丹服药；唐僖宗整日斗鸡走马，一掷千金。其他帝王，有的从小由宦官陪伴，长大当政后放纵亲信宦人，委以重任；有的整日深居宫中，需要宦官为自己提供享乐的条件。而宦官呢？当然喜欢推波助澜，让皇帝沉溺于酒色犬马之中，无暇管理政事，以便自己专权，作威作福。

曾侍奉过6个皇帝的大宦官仇士良，在告老还乡时，曾直言不讳地向同僚传授了伺候皇上的秘诀，最关键的是“不可让皇上闲着”。他说：“皇上闲了就要看书，接见大臣，就会采纳他们的意见，智深而虑远。如果这样，我们这些人的恩宠就会薄了，权力也小了。你们今后要想尽办法弄钱财，蓄养猎鹰好马，每天让皇上沉溺于声色犬马，使他高高兴兴而不想闲着。这样，他必然会排斥儒学之士，不想关心政事，凡事都听我们的，这样，我们的恩宠和权力就能长久了。”

仇士良这番话，道出了唐代宦官专权干政的诀窍与经验。的确，皇帝的荒**腐败与政治黑暗，导致了宦官势力膨胀；而在宦官的推波助澜下，又加速了皇帝的腐败与政治的黑暗。

第三，就唐朝而言，中唐以后外戚势力的衰微是宦官势力得以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皇帝常用的统治术是以内廷牵制外朝。在内廷中，除了利用宦官外，还倚重外戚勋旧势力。作为帝王母后亲属的外戚，又大多出身于官僚士大夫之家，他们既能任外朝宰辅，又能插手中宫，形成了强大的内廷势力。

窥探皇位的皇子们窥伺帝意，常与宦官往来密切。宦官具有接近皇帝、往来导引、开关宫门、随从侍卫的便利，皇子们如果要发动政变，必然要取得宦官的支持，才可里应外合，完成大事。而在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阉人，也会因此得到新帝的宠爱。中唐的高力士、程元振、李辅国等，都是因此而受宠的。

所以说，不仅外戚势力的衰微给了宦官势力发展的机会，而唐朝宗室内部相互倾轧和夺权的斗争也给予了宦官势力发展的良好土壤。

第四，朝中大臣的朋党之争，也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发展。朝中大臣为了巩固权势，升官晋爵，需要依靠常在皇帝身边的宦官来为自己美言，而宦官也想争取这一部分人，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

玄宗时的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将军安禄山、高仙芝等，就是由巴结权宦而上台的。尤其是李林甫，非常善于贿赂收买宦官，通过宦官察知宫中动静和皇帝的心思，然后按皇帝的心意行事，来取得恩宠，保全相位。尤其是朋党之争时，各派都在暗中勾结宦官，谋取权位，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又如李逢吉投靠宦官而入朝为相，当上宰相后，又与大宦官王守澄勾结，排斥异己。为了阻止政敌李德裕为相，在宦官的支持下，举荐牛僧儒入朝为相。而李德裕为了争取相位，也勾结监军杨钦义，在杨的保荐下达到目的。通过宦官的“后门”入朝为相者，自然要为宦官发展势力提供方便与支持。本是对立的两股势力，却又往往互相利用，各得方便。朝臣之间为了政见党争需要借助掌握实力的宦官的支持，宦官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需要朝臣的帮助，这两派之间是既争斗又互相利用，关系错综复杂，致使朝政日趋腐败。

唐朝宦官为害之烈是空前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与其他朝代相似的方面，又有唐朝独特的某些方面。归根结底，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不治之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