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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士林对弈02（第1页）

第一章士林对弈02

三、从董仲舒的奏对看汉代士人与帝王之对弈

汉武学时期儒士与帝王的关系与贾谊时代相比，更加趋于复杂化。从矛盾的主体帝王角度来说，武帝是一位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人物，他身上集儒家与法家于一体，个性雄忍猜忌，喜怒不定。这就增加了士人与其相处与对话的难度，汉武帝时期的士人命运相对于汉代任何朝代的帝王来说，都要反复无常，变数特大。从士人方面来说，这一朝代豪杰才俊层出不穷，他们的能量与人格较之两汉任何朝代都要强悍有力，汉武帝也以此为荣。因此，强者应对强者，他们的关系是不好处的，有的彼此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一个谜，比如汉武帝之于司马迁，甚至成为后世文艺作品中演绎的对象。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他们对话方式的丰富多样化，人文蕴涵进一步深入，精神进一步走向多元化。但是矛盾的尖锐与复杂却也导致对弈关系的深入，不仅有着公开的奏对方式，而且士人与帝王的关系，通过解嘲这一类的语体而得以展示。

自秦汉开始，中国古代士人与帝王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从春秋战国的相对自由转变为森严的统属与君臣关系，彼此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由此而形成的思想文化也具备了新的特点。

探讨这种新的特点是两汉思想文化研究的重点与难点。我认为，在两汉各方士人与专制帝王的关系中，思想对弈的意味很深长。从思想对弈的角度去认识两汉士人与帝王之关系，进而把握这一时代的思想史特点，是很重要的。近人徐复观先生研究两汉思想史，着力于此而收获颇丰，即是明证。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的《秦汉思想简议》一文中，对于董仲舒思想论述时也较早地观察到了这一点。本文拟通过西汉董仲舒的奏对汉武帝，来考察与论证士人与帝王的对弈关系，进而探讨汉末魏晋思想文化的演变，以冀对于两汉思想文化研究有所裨补。

一

所谓思想对弈，犹如下棋一般，充满着角逐对抗的意味，同时又是在一盘棋的天地中进行的。两汉年代的士人与帝王之关系，在思想文化领域，更是如此。从总体上来说，在两汉封建专制社会中，士与帝王的关系已经丧失了春秋战国时代君臣、师友、同道诸多关系，而变成了单一的君臣关系，甚至如同主仆。帝王对臣下操生杀予夺大权。汉武帝选举人才不拘一格，选用了许多士人。他曾对别人说：“方今公孙（弘）丞相、倪（宽）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言表。”（《汉书·东方朔传》）言外之意，颇为自己善于擢拔人材而得意。但恰恰是这位专制帝王，杀戮了许多士人与大臣。因此，士大夫借助于儒学来为自己的政治与文化理想辨护，以抗拒专制帝王的**威，也就是顺理成章的，而思想对弈，则是应运而生的产物。

西汉初年，统治者休养生息，无暇制礼作乐，恢复儒学，培养士人。但是文化建设的滞后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贾谊看到了这一点，以前瞻性的眼光，尝试与汉文帝进行儒学方面的对话，意欲通过与君王的对话，使儒学思想得以重建，并影响到文艺观念的重构。士人的作用在于能够以通透的目光对于精神世界与朝政建设提出高屋建瓴的意见。贾谊在这一点上，可谓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忧患精神。《汉书》本传记载：“是时，谊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文帝说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从这条记载中可以看出，贾谊以年少天才的身份受到皇帝重视，首先是因为他的文采与学问，其次，通过奏对，得到皇帝的重用。西汉时期，因为对策而平步青云的士人不在少数，贾谊可谓首开风气。这些士人有的擅长儒学，有的兼通各学，大都能够将学术与时政结合起来，而其途径则是奏对，舍此而别无选择。

到了西汉武帝与董仲舒的所处的年代，这种奏对语境有了新的进化与发展。当时的情形是，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欲内外进取，建功立业，文景之时，西汉王朝处于修养生息的时期，许多问题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未暇考虑，及至汉武帝时，各种条件开始成熟，同时面临的矛盾也日趋激化，一方面是匈奴的侵犯日益严重，武帝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另一方面则是诸候国的不臣日渐加剧。汉武帝时代与士人的关系也明显地与文景时代不同，汉初文景之治时由于国力的衰弊，虽经贾谊等人力倡制礼作乐，实行教化，但是由于一些元老大臣的作梗，最终搁置下来。迄至汉武帝时期，由于内政与外交的成功，这一制礼作乐的要求才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汉武帝不愧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帝王，他看到了要建立长治久安的专制帝国，就必须从教育出发打下基础。而这一切工作首先依靠的对象则是儒士，儒士至此时由于经过汉初几十年的积累，从人员到学派均有所壮大，书简也日益丰富，学习儒学的儒生与教授儒学的博士官不断壮大，这些都说明被秦代残酷迫害的儒士开始起死回生，走向壮大。他们不知不觉地成为一支堪与帝王相抗衡的学术与知识群体。另外，汉初至武帝时期，传统的四民社会开始形成，所谓“四民”亦即工商士农，他们既受统一的专制皇权的统治，同时亦有自己的独特的利益诉求与表现。利益与思想文化的分层，在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中，记录得很清楚。儒林、游侠、商贾、官僚、贵族、诸候、文士，甚至地位卑下的倡优，均进入社会的舞台。而其中儒士更是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通道进入官僚阶层，成为帝王的宰辅人物。当然，他们的政治与文化理想与帝王本质上依然有着矛盾与冲突。

汉武学时期儒士与帝王的关系与贾谊时代相比，更加趋于复杂化。从矛盾的主体帝王角度来说，武帝是一位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人物，他身上集儒家与法家于一体，个性雄忍猜忌，喜怒不定。这就增加了士人与其相处与对话的难度，汉武帝时期的士人命运相对于汉代任何朝代的帝王来说，都要反复无常，变数特大。从士人方面来说，这一朝代豪杰才俊层出不穷，他们的能量与人格较之两汉任何朝代都要强悍有力，汉武帝也以此为荣。因此，强者应对强者，他们的关系是不好处的，有的彼此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一个谜，比如汉武帝之于司马迁，甚至成为后世文艺作品中演绎的对象。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他们对话方式的丰富多样化，人文蕴涵进一步深入，精神进一步走向多元化。但是矛盾的尖锐与复杂却也导致对弈关系的深入，不仅有着公开的奏对方式，而且士人与帝王的关系，通过解嘲这一类的语体而得以展示。

董仲舒与汉武帝的以天人三策为核心的思想对弈则是典型。其中思想文化的应对直接对于《诗大序》为代表的汉代文艺批评形成了直接的影响。《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百数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从这段记载来看，董仲舒是当时的儒林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奏对汉武帝，与他的著作《春秋繁露》相比照，更直捷了当地宣示出当时儒士的心理与情感。

其时，汉武帝所代表的西汉统治者面临着巨大的思想与制度建设上的难题。一方面汉代面临着与文景时代相比更为尖锐激烈的矛盾，因此，必须采用非常手段，特别是战争与武力来抗击匈奴，儒家的仁义学说只能被有限的利用；但同时，由于当时淮南王所代表的政治与思想异己力量，运用道家思想来批评汉武帝的统治，百家纷起，思想杂乱，汉武帝欲维护中央专制王权的威望与权威，就必须统一思想。因此儒学又是必须加强的。《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鉴于当时的情状，这就就造成他与儒士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既要利用儒士来出谋划策，另一面则对他们心存忌惮，防止他们利用儒术来控制朝政，左右舆论。而儒士与方术本质上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这一点，顾颉刚先生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对此有所论述。因此，这种微妙的关系，使得对话中的机变无穷，客观上变成了棋局中的对弈，也因此大大加强了思想对话中的人文蕴涵。《汉书》的《武帝纪》中记载，汉武帝元光元年五月（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诏求贤，表达对于士人的希望：

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这段记载颇有意味。表露出汉武帝作为一代雄主的彼时心态。它从两个方面透出当时的情状。首先，汉武帝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要成就大业，必须弘扬传统，充分开发与利用三代之文化传统资源。他意识到没有文化与政治传统的接续，要想成就伟业是不可能，这是鉴于中华民族的情性与心理特点而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秦始皇的愚妄之处在于他不自量力，竟然要想推翻整个民族文化传统，以为凭借暴力就可以统治人心，成就伟业，结果身死而留下笑柄。汉武帝的智商当然没有那么低下，他要自觉与前人接榫，以三代圣贤作为自己的精神文化与政治统治之楷模，表明自己追步前人的意愿。其次，他自觉地表示自己愿向那些饱读诗书的贤良求教，咨询回复古道，振兴国家的大政方针。这表明皇帝有意识地要与士人对话，主动开辟这条通道。不管汉武帝的本心如何，以及后来他是否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但是他的表态对于士人的涌现，毕竟起到了召唤的作用，故《汉书》的作者班固这样说：

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这可以说道出了帝王的征召与士人的出现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二者的关系首先建立在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之上。在专制国度中，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毫无疑问，帝王处于对话的主体与主导地位之上。强有力的封建专制帝王，并不仅仅是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且也代表着广大民族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也是文化建设的主导方面，因为它们控制与掌握着话语的权力，这是基本的事实。因此，武帝的思维也主导着对话的价值与深度。汉武帝在这方面不愧是一代雄主，他以深究天人关系的眼光提出对策的问题所在：

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汉书·董仲舒传》）

这是董仲舒参加的那次对策时武帝提出的策问题目。当武帝认识到要效法古代圣贤，成为开万世太平的一代圣主时，就不能就事论事，更不能像秦始皇那样，仅仅依靠权力，而是要深入教化，接续上古历史文化传统，同时取得天命的保佑，而人性的教化缘于人性的理解，因此，他要求士大夫回答关于性命之情的问题，从而又回复到孔孟关于人性最深处的地方，即性命之情与教化之理的关系上去，而制礼作乐，盖缘于人性的理解，对于人性的教化乃是天命之所在，是天人合一思维的验征所在。汉武帝的思维，正与当时的天人合一思维相一致。因此，理所当然地引起董仲舒等儒者的兴趣，可谓脾胃相投。对话的基础正是缘于此而形成的。董仲舒应接而对曰：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董仲舒将汉武帝的策问归结为求天命与情性。如果说天命是人世伦理的普遍性，而性情则是天命的体现，儒家《礼记·中庸》中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则谓教”，则是这种观念的体现。董仲舒应对武帝时强调天命与灾异对于帝王的警告作用。是为了约束专制帝王的权力意志，而这种天命显然是儒学价值观念的体现。董仲舒认为，帝王的政治有着主动性，应当勤勉自励，勿得肆意胡为。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关于人性何以或善或恶的问题时，提出了著名的性三品说以应答之：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

他认为圣人不教而善，小人虽教也难能为善，而百姓教之则为善，不教则为恶，全在于帝王的教化与陶冶，因此，教化之道是至为重要的，而礼乐则为贤圣的致治之具，从而自然而然地引导帝王进入到文艺乃是教化之具的思路上来：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

董仲舒向汉武帝奏明，所谓“道”乃是一切宇宙与人间的本体，也是万事万物的根本。而仁义礼乐都是缘此而建设的。通过用道来教化百姓，使人性本体浸润着仁义礼乐，这样历经百代而能长治久安，是统治者开万世太平的根本。因此，礼乐则是教化的器具，能够化育百姓的性情，王道虽衰而管弦之声不灭。循着这样的思路，他就将政治安宁与礼乐教化结合起来，而教化的根本在于人性的熏陶和教育。治乱之源缘于教化之得失，而文艺则是教化的最好器具，它不仅是器具，也是本体，因为它能够超越时代而传导圣人之音。

董仲舒进而指出，秦朝的遗毒至今未灭，它给予汉代提供了反面的经验与教训：“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董仲舒继承了贾谊上书时的勇气，指出汉武帝当时所以政治不昌明，文采不兴盛，诸事不顺遂，在于秦朝的余毒依然在起着作用，影响到方方面面：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董仲舒提出，从贾谊上书与文帝对话，到如今武帝秉政，西汉虽然日趋繁荣昌盛，国力大增，与文帝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秦朝蔑弃文化与道德，追求功利的风气没有得到纠正，反而越演越烈，这是为什么？董仲舒的批评可谓发人深省。董仲舒通过对话直捷了当地向帝王指出，以往没有及时更化，乃至于机会一失再失，如今决不能再失去机会了，应当抓住机遇，及时更化。

董仲舒真诚的对策显然打动了武帝，尽管他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但也不得不对董的对策表示惊异，从而引起了更深的感慨，使对话进一步深入下去。这就是西汉皇帝与臣下的对话要不同于秦始皇这样专制暴君的地方，于是汉武帝继续策问：

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