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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帝王克己

一、唐太宗纳谏：一个超级演员的完美表演？

从《贞观政要》等典籍的生动记载里，是不难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的：太宗皇帝李世民，确确实实已经做到了“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他确实是一位合格的“天命的代表”，他已经无限地接近于“内圣外王”。

可是，从登基的那一刻开始，手足相残、父子反目的李世民，就已不再具备“内圣外王”的资格，所以，为了绕开这些障碍，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规避的手段。

贞观十三年，魏征在进谏时说:“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是什么歪理！”从早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路走到今天的“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孰真孰假？哪个是表演，哪个是真言？

贞观时期的20多年里，太宗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对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所以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场景：头一个月他还在表彰劝谏自己不要沉迷于游猎的大臣，第二个月他就已经在野外纵马引弓了。

一

武德九年（626年）十月，登基不过三个月的唐太宗李世民，主持召开了一场由大部分要臣参加的御前政论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是“自古理政得失”，目的是希望找出一条适合本朝发展的路线方针。

刚刚从关东地区巡视回来的魏征在会上信心满满地说:“正如饿极了的人很愿意吃东西，大乱之后百姓也更愿意接受教化。只要上下同心，按照圣哲的教导行事，几个月就能见效。要是两三年才见效，那就是失职！”

名儒封德彝对此却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夏、商、周三代之后，人心日渐浇薄，故秦朝重用法律，汉代推崇霸道。不是秦、汉的君主不想教化百姓，而是教化不了。封德彝们的结论是:“魏征一介书生，不识时务，若相信他的邪说，必会祸乱国家。”

这场著名的辩论，最终是魏征获得了胜利。许多年以后，唐太宗发自肺腑地感叹道:“我之所以取得如此光辉的成就，全是魏征的功劳。”又过了许多年，历史学家们在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时，激动不已地呼喊出了这个名词:“贞观之治”！

历史学家们激动不已，历史却沉默不语。

在这沉默不语的历史背后，有这样一连串数字:

西汉初年，全国百姓户口为300万上下，人口约1400万。（《中国人口史》）

光武帝去世时（57年），全国户口为427。9634万，人口2100。7820万。（《续汉书·郡国志》）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户口数为245。9840万，人口数1616。3863万。（《晋书》）

贞观初年，户口不及300万。（《通典》）

……

在这一连串的数字背后，是另一连串璀璨的名词: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贞观之治……

漫长的800年里，这些几乎永恒不变的数字，简直平静得令人窒息。

为了可以把这条残酷的脉络表述得更清晰一些，下面这一连串数字也是必不可少的:

秦始皇统一全国时，人口数约为4000万。（《中国人口史》）

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国户口数1223。3062万，人口数5959。4879万。（《汉书·地理志》）

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全国户口数大约1067。7690万，人口数5647。6856万。（《续汉书·郡国志》）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全国户口数大约890。7536万，人口数4601。9956万。（《通典》）

在这一连串数字的背后，是另一连串灾难性的名词:秦末大乱、绿林赤眉之乱、黄巾之乱、隋末大乱、安史之乱……

二

历史永远是理性的，甚至永远是符合数学逻辑的。

从秦汉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长时光里，人口的生殖力与土地的生产力之间，一直都在作殊死搏斗。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前提下，中国的大多数人口一直都集中在古老的黄河流域。耕地一直都是有限的，农作物品质也一直没有什么改进。无论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先民们如何披星戴月，6000万人口，似乎一直都是这块土地所能承载的极限。

王莽时代的大骚乱，一直被史书解读为王莽暴政的结果，但却忽略了一个显著的事实:随着生殖力的急速增加，汉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经不及汉初百姓的五分之一，而粮食亩产又几乎没有什么提升。王莽花了半生的时间来经营一个帝国的精神文明，但最终却无法解决生殖力增加所带来的巨大的生存问题。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最先反对王莽的都是农民，知识分子直到最后一刻才弃他而去-王莽因精神文明建设而成功，却不得不因为无法继续推动物质文明建设而失败，他满足了知识分子们的虚荣，却满足不了草民们的肚皮。生殖力过于旺盛所带来的流民问题，在王莽之前，已经困扰了汉帝国近百年。这不是王莽和他那个时代能够和平解决的问题-除非他们能够发明杂交水稻。

同样的道理，当东汉人口再次接近6000万这个极限时，一场大规模的农民骚乱再次爆发。而史籍却仍在一味地奢谈那些年朝廷的腐朽与昏庸-譬如宦官专权，再譬如外戚干政。

6000万人口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极限。明清两代对江南的充分开发，以及番薯、玉米等新农作物的引进，曾一度将这一上限提升至4个多亿（道光年间数据）。但更多的时候，历史往往等不及这个上限的到来就选择了提前洗牌，譬如秦、隋两代。

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劳动力与生产力之间往往是成正比的。同样的一亩耕地，两个劳动力耕作，显然要比一个劳动力耕作产出更高。所以，国家对劳动力的大规模征用，实际上等同于在变相地压低生产力上限。吃租赋的人口大量增加，又等于变相提高了生殖力。此消彼长的结果，是秦、隋两代的生产力所能承受的人口上限迅速跌至4000万。随后就是大量流民的涌现，导致武装暴动和王朝的短命而亡。

中国历史一直都缺乏对“暴政”和“仁政”的具体定义。但凡社会安定，这段时间实行的定是“仁政”；但凡社会动**，这期间实行的必为“暴政”。这自然有道理，但从结果去为前因定性，难免会出现失误。王莽成为逆贼和暴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没有人可以在王莽的时代，做得比王莽更好。光武帝则是另一个例子-任何正常智力的君主，都可以在光武帝的时代做出和光武帝一样的政绩，因为王莽无法逾越的那座人口高峰在漫长的战争中早已消失。光武帝统一全国时，他的人口背景，又重新回到了文景之治前的水平。

贞观之治和文景之治都是一样的例子。生殖力与生产力之间紧张的关系突然松弛下来，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口，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年间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既意味着百姓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自然，也就转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育。自高祖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贞观八年（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的“盛世”的到来，恰恰不过二十来年，一切都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

历史既证明不了封德彝的悲观，也无法肯定魏征的“功绩”。同样，伟大的贞观之治，也和伟大的太宗皇帝无关。在这个幅员辽阔、苦难深重的国家，每当只剩下可怜的300万户人口时，只要坐在未央宫或者太极殿里的皇帝没有丧心病狂，不管他是谁，“盛世”都不会爽约。

不过，作为一个治世传奇，除了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的“伟大政绩”之外，贞观之治还包含了另外一层意思:一个传奇皇帝，一个史上最接近“内圣外王”的皇帝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