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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多元统治02（第1页）

第六章多元统治02

古代的选官制度，在科举出现之前，就是汉魏两晋南北朝的乡荐察举。元朝停废科举，补充官吏只剩下荐举一途。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已使人们变得不那么单纯的时日，荐举无疑大开奔竞之门。同样是由宋入元的刘辰翁指出，“邸都门仆承受，坐而得要津”，“乡里小儿起白身，徒步如蝇附骥”。最后他抨击说，“科举废而瓦缶鸣，官簿非而狗尾续也”。

在只此荐举一途中，胥吏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占尽先机。而元朝政府也极为重视维持其末端统治与进行实际行政运作的胥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4在史部政书类存目介绍元人编的《官民准用》时写道：“元初罢科举而用掾吏，故官制之下次以吏员。”四库馆臣的理解没有错，庞大的胥吏阶层，就是元朝官僚的后备军。而胥吏的来源，绝大多数则是曾习举业梦想金榜题名的士人。关于这一点，我在下一章还会述及。

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转向职业行政人员的胥吏，可以说是最为便捷的一条路。所以入元以后，在科举停废的时代，从事吏职，进而企望由吏入官，则是多数士人的选择。在上述王鹗等人在至元四年建议恢复科举的十多年后，丞相火鲁火孙与留梦炎等人再次上奏建议恢复科举时也说：“中书省臣奏，皆以为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由此可见，十多年间一直没有改变的“由刀笔吏得官”，当是元代士人的主要出路。

除了因时而变做胥吏藉以谋生藉以进身之外，《元史·选举志》所说的“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也没有错。元人揭傒斯也曾指出过“自科举废，而天下学士大夫之子弟，不为农则为工为商”这样的事实。虽然《元史》这样记，元人这样说，但士人行商坐贩力耕苦作的史料是少之又少，倒是发现几条士人转而行医的史料。虽说在传统观念中，医亦小道无足观，但医关涉民生疾苦病痛，在民众中地位高，并且有大丈夫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之说。所以，士人向郎中转型，甚至没有向胥吏转型那样痛苦。同是揭傒斯，记载一个士人从医的经历：

安成有士而隐于医者曰奔氏，讳清甫，生宋宝祐间。九岁而孤，即强学自爱，视取高科，都美官如指掌。积勤十二年，而国亡科举废，又连遭大丧，征徭风火，巨室瓦解。乃尽弃其田畴，取神农黄帝之书，日夜读之，心通理解，天授神设，以之察脈视疾，论生死虚实寒热，虽世业鲜能过之。四方无贵贱富贫，求者如归市，遂以名医闻。

这是一个十多年勤学苦读，一心想登高第做美官的优秀士子。但元朝迟迟不开科举，无情地打碎了他的长梦，无奈转而学医，居然竟成为了名医。还见到一个士人改学医术的例子：

里人严存性，年少而力学，博涉经史，旁及医药百家之言。方将以儒术取进士第，以是用于世，而科举废矣。于是益取医家之书而读之，求尽其术，以游四方，而行其志焉。

放弃举业改学医术都有如许之多的无奈与苦辛，要是从事其他职业，对士人的心理冲击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如果家无余赀，一无所能，又高不成低不就，那么这样的士人境遇就很惨了。而在那个时代里，的确有这样的士人，就像清末只会遛鸟当票友的没落旗人。这样的士人，被元人刘岳申称为不择术与不知命都碰到一起的“弃民”。

以上考察的是在元朝停废科举后的士人职业转向。这种转向主要是出自生计考虑。如果是家有余赀生活无忧的士人，或者是像前面所述的唐处士最初那样，能够忍饥耐苦，保持一份坚持的士人呢？科举停废后，给他们的心态与兴趣以及价值取向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科举就像有人形容民主一样，是一种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当人类的智慧还没有设计出更好的制度之前，只能是使用它，并且完善它。科举通过竞争来获取官位，相对公平，相对平等，无疑是比贵族世袭进步得多。由于考试是科举唯一的形式，而考试成绩又是科举唯一的客观标准，所以为了维护科举的公正性不受侵害，科举考试不仅逐渐制订了严密的防止舞弊的规定，而且也对考试的内容做了严格的规定。比如出题的范围、答题的方式等。就是说，这些规定是设计了一种规范的最优的程式。只要严格遵循这种规范的程式来准备和应考答题，就会入围中选。比如严格依照官方规定的《礼部韵略》的韵书来作诗，按照八股文的程式来作文，按照官方指定的标准的经书注释来解经等。本来这是最优的范式，最初的一些人这样做了，让人觉得很精彩，于是就形成了范式，进而硬性规定，使得答题都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不仅失去了个性，也严重地束缚了士人的精神创造。尽管可以理解，这种方式就像今天的机读判卷一样，必须合式，是属于管理者所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但科举为人所诟病的，正在于走向八股文那样的极端程式化。

当然，有了一个格式，一个规定的范式，举子可以像答填空题一样，依照范式死记硬背。于是市场上大量的时文、程文之类的应试参考书便应运而生了。举一个南宋的例子。生长在北方的有名的文人辛弃疾，从金国脱出，回到南宋。当他回到南宋时，看到士人都对科举趋之若骛，他说，这有什么难的，我花上三百铜钱，在市场上买本时文，照着复习，就能考上。他果真这样做了，也果真考上了。宋孝宗见到及第后的辛弃疾，打趣他说，你就是用三百个铜钱来换我的官爵的那个人吧。当时这种时文倒也真是帮了应举士人的大忙。手里有没有时文，复习的效果以及考试的结果大不一样。所以说辛弃疾的三百铜钱并不白花。宋人赵性之的《中兴遗史》载：“姚岳，字崧卿，京兆人。陕西陷没，岳避地入蜀。途中得进士举业时文一册。读之曰，我平日习举业，实不及此，遂珍藏之。”后来，这个姚岳有了这本时文，居然考了个第一名。

可以说，元代科举的一时废止，对士人来说，在失望之余，不啻是一种解脱或解放。士人可以不必身为形役，顾虑与科举考试是否合范，自由地研究学问，自由地吟诗作文，总之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这些，并不是笔者想当然式的主观臆测，是有着大量的事实依据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自由研究学问的事例。陈栎是元代有名的理学家，《元史》在卷189《儒学传》中为他立了传。其中写道：

陈栎，字寿翁，徽之休宁人。栎生三岁，祖母吴氏口授《孝经》、《论语》，辄成诵。五岁入小学，即涉猎经史，七岁通进士业，十五乡人皆师之。宋亡，科举废，栎慨然发愤致力于圣人之学。涵濡玩索，贯穿古今。尝以谓有功于圣门者莫若朱熹氏，熹没未久，而诸家之说往往乱其本真，乃著《四书发明》、《书传纂疏》、《礼记集义》等书、亡虑数十万言。凡诸儒之说，有畔于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辞隐义，则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备者，复为说以补其阙。于是朱熹之说大明于世。延祐初，诏以科举取士，栎不欲就试。有司强之，试乡闱中选，遂不复赴礼部，教授于家，不出门户者数十年。

人们大多看到的是金榜题名时的荣耀，而从陈栎的传记中我们可以品尝出走向荣耀的艰辛之旅。像今天人们教孩子背唐诗、念英语一样，陈栎三岁就要背他无法理解的《孝经》、《论语》，五岁就入村塾，读经史，七岁就把方向明确地确定在进士业进行苦读。陈栎绝不是特殊的例子，应当说在科举的时代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到十五岁的苦读过程中，陈栎一定对习举业产生过厌烦甚至是憎恶的感慨。传记说他科举废，慨然发愤，当不只是对科举废止的失望，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还包括了对习举业的情绪。当陈栎没有了对科举的期待，就可以放开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累累硕果，使陈栎成为元代名儒。

还有士人邱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23在经部礼类存目介绍他的《周礼补亡》时写道：“宋末，科举废，葵杜门励門学，居海屿中，因自号钓矶翁，所著有《易解义》、《书解义》、《诗口义》、《春秋通义》、《四书日讲》、《周礼补亡》。”取得了不亚于陈栎的成就。

虽然没有获得陈栎和邱葵那样的成就与名声，在摆脱了科举的枷锁后，究心经史的士人相当不少。有个叫王天与的士人，写了一部《尚书纂传》，他的朋友崔君举在后序中写道：“科举废亦久矣，士无系累，**然失其所挟。向时号为举子进士，今试使口诵本经不能以句。此宜浸浸返乎醇朴。惟吾友梅浦王君，搜远寻坠，辛苦纂书传，晚又得乡先生彭集斋往复考订，无复遗憾，首尾十余年而后就。”无所系累，固然一身轻松，但出于对科举死记硬背的逆反心理，连在传统社会应当学习的儒学经典也放弃了，有的士人居然忘到了不能成句诵读的程度。这就像学生为了应付考试，一通恶补苦背，一旦考试过后，背诵的内容也就丢在一边，甚至是忘得一干二净。当然这里的王天与是依旧研究经典的正面例子。欧阳玄也在《元故旌表高年耆徳山村先生欧阳公（泾）墓碑铭》中记载欧阳泾，“至宋亡，科举废，乃更沉潜性命之学，手编诸经传注”。

以上是科举废止后，自由展开研究学问的士人事例。还有更多的士人，在没有了时文八股和苛刻声韵体裁的限制之后，在诗文写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由宋入元的刘辰翁指出了当时诗文兴盛的现象：“科举废，士无一人不为诗。于是废科举十二年矣，而诗愈昌。”元人张纯愚在写给前面提到的陈栎信中也指出了这一现象：“爰自科举废，士以诗为习。”而明人罗洪先则分析了诗文兴盛的原因。他说：“当元初时废科举，抱所长无所于洩，于是尚行谊，盛文墨，自任斯文之重。”元人李祁更具体指出了科举废止后士人有暇为诗的客观现实：“向时国家以科举取士，士亦唯务业科举，罕有能用力于诗者。夫岂其不欲哉？志有所欲专，而力有所不逮故致然耳。自江南被兵，科举废，士虽欲出而为诗，流离颠顿，困阨已甚，又何暇及此。二三年来。士稍稍得复田亩，理其故业，故亦稍稍出而为诗。此可为诗道幸也。”

无科举所累，士人可以专心作诗。而在文献中，关于废止科举后士人在诗文创作方面成就的记载就更多了。曾在南宋末年做过宰相的马廷鸾，在他的《王甥儒珍集序》一文中写道，“王甥典谟之学，蚤有声场屋。科举废，辄敛才华而为诗政尔，精丽可喜。”元人戴表元的《张君信诗序》记载：“科举废矣，于是君信若愠若狂，始放意为诗，不复如前却行顾忌。辛卯春，余来吴，君信尽出其所作累百篇相示，酒酣气张，音吐清畅，余为击节。”由此毕见士人摆脱科举形式束缚后的放松与轻松。元人陈基写道：“方是时，士罢科举之习，一时作者以古雅相尚，而彦徳诗文一出，争相传诵。”可见，罢却科举之习，便有以古雅相尚之风，个性化的诗文便被争相传诵。明王鏊所撰《姑苏志》卷54《人物》载：“宋无，字子虚，吴人，生宋景定间，尝习举子业。科举废，遂专工为诗。比对精切，造语新奇，有隐居之趣。所著有《翠寒集》、《啽呓集》。”看来，“专工为诗”的前提正是“科举废”。

传统是有惯性的。在科举刚刚废止时，士人的诗还没有完全脱离时文的窠臼。关于这一点，元人欧阳玄指出：“宋迄，科举废，士多学诗，而前五十年所传士大夫诗，多未脫时文。”欧阳玄这个理学家的眼界也许太高。其实，随着直接受到科举停废影响的士人逐渐逝去，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元人陆文圭在谈到世代更替所带来的变化时说：“废科举不用，三十年来，一洗时文之陋。场屋遗才，老死岩壑，后生新学，无荣进之诱，专志诗书，頗知古人为己之业。”看来，只有“无荣进之诱”，才能“专志诗书”。而知“为己之业”，才是学问自由的最高境界。

在科举的时代，为了应举，士人不允许、也无暇有更多的爱好与选择。这种情况甚至在北宋时代便以出现。曾巩指出：“自庆历初罢去公卷，举人唯习举业外，以杂文古律赋诗为无用之言，而不留心者多矣。”

长时间停废科举，让不少士人对科举再开已经不抱希望，从而绝意仕进，吟诗作文，只为自娱。《江西通志》卷67《人物》载：“熊师贤，字君佐，富州人。元废科举，师贤绝意仕进，诵读自娱。扁其堂曰寓乐。琴书图画，罗列左右，尤嗜古器玩。尝学琴，后不复操，曰：但识琴中趣耳。生平专力于诗。吴文正（吴澄）谓贤诗冲淡萧散，不事雕琢而近自然，酷与其人相似。”

在科举被废止后，除了从事研究学问、吟诗作文这些读书人的本行之外，也有不少士人转向专心治家事亲。这样的士人最易与地域社会结合，从而成为乡绅。元代有名的理学家吴澄在他的《吴文正集》卷73《故逸士熊君佐墓志铭》中，也记载了上述的熊君佐“长治进士艺，驰俊誉。叔父贡士暨乡先辈皆期以早达。仅一试贡闱，而科举废，读书娱亲于山”。又在卷74《黄亨叔墓志铭》中，记载黄亨叔“科举废，学专于身，治移于家，事亲礼无违，丁时多虞，不以公私事贻亲忧”。此外，在没有科举的时代，徜徉于释道之间的士人也不少。元人李存的《薛方彦墓志铭》写道，“国初，科举废，世族子弟孤洁秀拔，率从释老游”。

以上，主要援引元代人的记载，分析了在元朝停废科举的几十年间，士人的心态变化以及士人的职业选择与兴趣转换。从中可以看出，一直实行的科举被停废后，让士人有过失望，但同时也使士人从应试的桎梏中得到解脱，自由地研究、创作与选择职业。

三、科举停废与社会变化

上一章都是就具体的士人的情况进行的分析，从宏观的角度看，元代的科举停废又给整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与变化呢？此外，还有一个朴素的问题是，元朝为何停废科举，科举的停废是偶然因素造成的，还是有其必然性？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想在这一章试加回答。

前面说过，北宋太宗朝扩大开科取士的规模，终于形成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士大夫政治。在这样政治格局之下，读书人充满了希望，全社会的向学也带动了文化的提高与繁荣。以科举为中心，宋朝政府建立了一整套详密的选官制度，官僚再生产，伴随着制度的更新完善而有序地进行。然而，到了国土被削去一半的南宋，士大夫政治的基本格局虽然没有变，但通往仕途之路则变得拥挤不堪。原因浅显而简单，就是员多阙少，没有那么多的位子让依然源源不断产生的科举合格者很快地如愿以偿。

其实，读书人走科举做官的路一直很艰难。艰难在于竞争激烈。以宋代为例，各级的考试选拔比例基本上不到百分之一。北宋贡举登科的人数大约是六万人左右，南宋也不下五万人。就是说，这五六万人登科的背后，有着近五六百万落第孙山的悲哀。而南宋更惨的是，千辛万苦，死拼硬搏，好不容易熬到金榜题名，多数人还是混不上一官半职，还要经历漫长的等待。

举一个例子。我在二十多年前整理点校宋人笔记《鹤林玉露》时，对作者罗大经的生平做过考证。在考证时，从罗大经入仕的曲折，充分感受到那个时代士人的艰辛。江西吉州的罗大经，宝庆二年（1226）进士及第，等了八年之后，在端平元年（1234）才得到司法参军这样一个知州下面的小小佐官，而且还是在遥远的广西。后来通过进一步考证罗大经的交游，发现就是这样一个州的佐官，也恐怕是罗大经走了关系才得到的。罗大经在做广西容州司法参军时有两个上司。一个是曾在罗大经的家乡吉州做过知州的广南西路提点刑狱范应铃，另一个是曾在罗大经的家乡吉州吉水县做过知县、并与罗大经的父亲是朋友的容州知州王太冲。前者对罗大经极为欣赏，曾打算为了罗大经下一期任职给他空白的职状。后者则虽属上司，同样又是罗大经的饮酒作诗的朋友。如果说这种旧识新交纯属偶然巧合，罗大经的广西任职与二人没有任何关系，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由此可见，在南宋，即使是科举及第，也依然需要托关系自谋出路。这种官途拥挤求职艰难形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南宋经济远较北宋发达，而且中央集权弱化，地方势力强大。在这样的背景下，科举本身的竞争激烈，加之及第后的谋职不易，就把不少士人推向了地域社会。就是说，不仅是像以前那样致仕回乡的士大夫官僚可以成为乡绅，未经科举没有官历的士人也可以成为乡绅。成为高官的希望渺茫，但成为地方领袖则有实际的可能。有了大量士人的加入，更为强化了地方势力。

然而，滞留于地方的士人并不可能都就地成为乡绅，更多的没有太大势力的士人则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在没有可能当官的情况下当了吏，即成了所谓的胥吏。在宋代出现的以吏为职业的“吏户”，就反映了这种变化。与北宋相比，士人的流动有一个上下的变化。即北宋的士人通过科举等方式走出地方，向上向中央流动。而南宋的仕途现实，则使士人向下向地方流动。

元朝征服江南，灭亡南宋，除了少部分地区遭到顽强抵抗之外，大多是不流血征服，即没有受到强烈抵抗就实现了占领。这种形式实现的征服从客观上看，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没有给江南地域的经济结构与文化形态带来严重破坏，使元朝政府得以顺利接收前政权，并利用其来实行江南统治。同时，也使原南宋统治地域的江南社会变化进程没有因王朝更替而中断。

历来，元朝的户籍制度，即“诸色户计”，被认为是很有特色的。比如，在军队服役的军户，在驿站服役的站户，手工业工匠的匠户，打猎的打捕户，制盐的盐户，水运的船户等等。其实以职业设置户籍作为纳税单位，在宋代、特别是在南宋已很普遍，在宋代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出几十种户籍的名称。可以说元朝的户籍制度是参考了宋朝的制度，在其基础上加以扩大的。其实，繁多的户籍种类的设置背景，正是社会发展的多元化。

宋朝所没有的，可以称作是元朝户籍特色之一的，是儒户的设立。早在窝阔台汗时期，参照对佛道等宗教徒的优待，根据耶律楚材的提议，就设置了儒户。士人可以说是怀着复杂的心理接受这一安排的。一方面是把他们这些社会精英与工匠教徒屠夫行贩并列齐名所带来的屈辱感，一方面对成为儒户免除赋役受到保护而产生的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