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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理想幻灭（第2页）

使农民安居乐业的办法，不外乎上代人常做的，积极的为农民兴利，消极的为农民除害。

兴利的事业主要是增加生产。建国以后，下令凡民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到晚年又令户部劝谕民间，凡是有空地的都种植桑枣，由官家教授种植方法。加种棉花的免除租税。棉花的种植从此遍布全国，过去平民常穿的麻衣，逐渐为棉布所替代，衣的问题算是解决了。其次是水利，鼓励人民一切对于水利的建议，特别吩咐工部官员，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防备水旱灾的，根据地势一一修治，并派遣国子生和人材到各地督修水利，统计开塘堰四万零九百八十七处。再就是劝导农民合作，用里甲作基础，户部劝谕，一里之内，有婚姻死丧，疾病患难，有钱的助钱，有力气的出力气。春耕秋收的时候，一家无力，百家帮忙。每乡里备有木铎，选出老人每月六次持铎游行宣讲。每里有一鼓，农桑时日，清早击鼓催人起床作工，有懒惰的由里老督责，里老不管事的处罚。

除害指的是赈灾和肃清贪官污吏。

照规定，凡各地闹水旱灾歉收的，蠲免赋税。丰年无灾伤，也择地瘠民贫的地方特别优免。灾重的免交二税之外，还由官府贷米，或者是赈米、施布、给钞。各地设预备仓，由地方耆老经管，准备大批粮食救灾。灾伤州县，如地方官不报告的，特许耆民申诉，处地方官以死刑。洪武二十六年又手令户部，地方官有权在饥荒年头，先发库存米粮赈济，事后呈报，立为永制。三十多年来，赏赐民间的布钞数百万，米百多万石，蠲免租税无数。

凡地方官贪酷害民的，许人民到京师陈诉，《大诰》说：

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知其详。若被不才官吏同寮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岁终议京师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之。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皆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民间若不亲发露其奸顽，明彰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若城市乡村有等起灭词讼，把持官府，或拨置官吏害民者，若有此等，许四邻及阖郡人民指实赴京面奏，以凭祛除，以安吾民《大诰耆纪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

甚至鼓励人民把贪污吏役和土豪绑赴京师：

今后市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挡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挡。

官吏贪赃到钞六十两以上的枭首示众，仍处以剥皮之刑。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也叫皮场庙。各衙门公座旁照例摆一张人皮，里面是稻草，叫做官的触目惊心，不敢做坏事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三？重征贪吏》条引叶子奇《草木子》。。地方官上任赏给路费，家属赐衣料。考绩以农桑和学校的成绩作标准。来朝时又特别诰诫，说是“天下新定，百姓财力都困乏，像鸟儿刚学飞和新栽的树木，拔不得毛，也动不得根。”《明史卷二百八十一？循吏传序》。求他们暂时不要狠心剥削，危害皇家的安全。

话说得很多，手令面谕，告诫申斥，翻来覆去的要官吏替农民着想，替政府的租税和人力动员着想。成效如何呢？洪武九年叶伯巨上书说：

今之守令，以户口、钱粮、狱讼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乃视为虚文而置之，将何以教养斯民哉！

以农桑言之，方春，州县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状而已，守令未尝亲视种艺次第、旱涝戒备之道也。

以学校言之，廪膳诸生，国家资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师生缺员甚多，纵使具员，守令亦鲜有以礼让之实作其成器者。

朝廷切切于社学，屡行取勘师生姓名，所习课业。乃今社镇城郭，或但置立门牌，远村僻处则又徒存其名，守令不过具文案、备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临，亦但循习故常，依纸上照刷，未尝巡行点视也。

兴废之实，上下视为虚文，小民不知孝悌忠信为何物，而礼义廉耻扫地矣。

官僚政治的任何作为，都是纸面上的，文字上的，和实际情形全不符合。弄得“民俗浇漓，人不知惧，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进，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寻改，既赦而复收，天下臣民，莫之适从！《明史卷一三九？叶伯巨传》。”十二年后，解缙奉诏上万言书，也说：

臣观地有盛衰，物有盈虚，而商税之征，率皆定额，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补纳。夏税一也，而茶椒有粮，果丝有税。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何其夺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贫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殖，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税粮。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

也可见他的治绩只是纸面上的。苛捐杂敛，弄得贫民卖产赔纳；徭役繁重，弄得贫民困苦逃避。尽管杀的人多，处的刑重，贪污的空气还是照旧，用他自己的话来证明吧：

浙西所在有司，凡征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且如折收秋粮，府、州、县官发放，每米一石，官折钞二贯，巧立名色，取要水脚钱一百文，车脚钱三百文，口食钱一百文。库子又要办验钱一百文，蒲篓钱一百文，竹篓钱一百文，沿江神佛钱一百文。害民如此，罪可宥乎？

急得跺脚，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刘辰《国初事迹》。！结果还是“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

陆容（成化时人）曾经用具体的事实，分析洪武朝官僚政治的效果说：

国初惩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风草然。然有面从于一时而心违于身后者数事：如洪武钱、大明宝钞、《大诰》、《洪武韵》是已。洪武钱民间全不行，予幼时尝见有之，今不复见一文，盖销毁为器矣。宝钞今虽官府行之，然一贯（一千文）仅值银三厘，钱二文，民间得之，置之无用。大诰惟法司拟罪云有《大诰》法减一等云尔，民间实未之见，况复有讲读者乎？洪武韵分并唐韵，最近人情，然今惟奏本内依其笔划而已。至于作诗，无问朝野，仍用唐韵。

二、血泪仕途：专制皇权之下岂有士人尊严

士人，或者说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官僚……他们是最应该拥有尊严的一群人。他们人格尊严的丧失与人文精神的沦落势必影响整个社会的品格气质，直至今日。在皇权独大，一家专制的社会，不可能塑造出大写的“人”，也不可能找到全身心真正快乐的人。

士人和士大夫阶层也是国家的管理者。国家管理者是这样一群不快乐的人，社会中被管理者谈何快乐？

明朝用“诏狱”处置士人

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根本就是个流氓地痞，时世造“英雄”，竟成了中国政治史上最典型的暴发户。他本人及其皇子皇孙们特别喜欢无缘无故地跟士人找茬子，发威风：

他为人苛酷寡恩，滥杀功臣，用刑酷而滥；又由于其出身卑微，对士大夫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嫉恨，但又很难说出口，于是找各种岔子在精神上与生理上侮辱士人。明代对士大夫的两大酷政——诏狱和廷杖，都始于朱元璋。所谓“诏狱”，就是皇帝直接审理、处置官吏，不必经过司法部门和司法程序；所谓“廷杖”，就是皇上在朝上令锦衣卫当廷打官吏板子。（摘自《发现另一个中国》王学泰著）

到了明清时期，极端的皇权专制已经发展到了病态的程度。而朱元璋的“诏狱”完全是不讲原则、不讲道理，只凭个人好恶的胡作非为：

言官直臣王朴，因一事与朱元璋辩论是非，朱说不过他，把他推到市上问斩。正要开刀，朱元璋又召他回朝，问王朴：“汝其改乎？”王朴正气凛然地回答说：“陛下不以臣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得用之？”（摘自《发现另一个中国》王学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