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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后评（第1页）

第八章后评

一、当代众学者对雍正的历史评价

先来点负面的：

周汝昌说雍正是：“远比别人野心更大，居心更险恶，手段更巧妙而残酷的政治阴谋家。”（语出自《曹雪芹新传》）

毛佩琦：“不管对于雍正帝的政绩如何评价，大家对雍正帝是玩弄阴谋权术的高手的看法是一致的。”（《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序五）

正面评价：

1、记欣说雍正：“敢作敢为，追求实效而经常不顾常情惯例，甘受骂名而推行新政，驭下之道冷酷却难掩雄才大略，这就是雍正帝：一个切切实实的政治家。”（《雍正，一个切切实实的政治家》）

2、孟森说雍正：“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语出自《明清史讲义》）

3、杨启樵：“雍正政治上的杰出成就学术界一致公认。”（语出自《雍正缵承帝位新探》）

4、杨启樵：“雍正最大的长处是勤于庶政和具有卓越的政治手腕。”（《雍正缵承帝位新探》）

5、刘桂林说他有着：“极力爱名的思想，认真务实的作风和争强好胜的性格。”（语出自《清世宗初政述略》）6、刘桂林：“清世宗初政所表现出来的才能，非同一般，其精力过人、勤奋、干练，亦为常人所难及。”（《清世宗初政述略》）

7、易中天说：“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无情。”（《品人录》）

8、易中天：“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国的公正评价。”（《品人录》）

9、易中天：“雍正无疑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感情丰富，意志坚强，性格刚毅，目光锐利，而且奋发有为。”（《品人录》）

10、梁希哲说雍正：“他那有血有肉、充满着矛盾的思想作风和性格、嗜好，包括他的为人、处事，都有鲜明的个性，无不给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清帝列传—雍正》）

11、马大正：“作为雍正朝‘盛世’开创者的清世宗雍正帝，是一位政治上有远见卓识、统治手段干练坚决、施政作风雷厉风行的统治者。”（《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序三）

12、冯尔康：“雍正聪明好学，具有综理政务的才智；雍正具有刚毅的性格，但又性情急躁，残忍无情；雍正具有政治抱负，决心实行改革；雍正的思想和性格，产生了他雷厉风行的作风。”（《雍正传》）

二、对雍正的政治评价

民间传说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色”、“怀疑诛忠”、“好谀奸佞”，而这些所谓的传闻都不是空穴来风。例如“酗酒”，雍正自己说他不善饮，其实并非如此，早在藩邸时代，他呵斥他的“四大金刚”之一的戴铎就曾经专门提到过“酒”的问题，他说：“天下无情无理，除令兄戴锦，只怕就算你了（指戴铎）。一年差一两次人来诉穷告苦，要两坛荔枝酒草率搪塞，可谓不敬之至。”另据《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第832页中介绍，雍正曾经给亲信年羹尧密谕，要年羹尧多弄一些羊羔酒来饮用，他说：“朕甚爱饮它，寻些进来···不要过百瓶，特密谕。”虽然雍正在这份密谕中也说“不必多进”，可“不要过百瓶”的数量也是不在少数的，此前他自称“朕之不饮出自天性”，既然天生不喝酒，那么又何来“朕甚爱饮它，寻些进来”呢？他大搞两面手法蒙混乃父康熙，为了皇位不惜对自己的兄长胤祉、弟弟胤禩、胤禟等人大开杀戒，虽然手段很为隐秘，可也掩盖不住其中的残忍。母亲乌雅氏不满他的所作所为，他仍旧不以为意以致于老太太暴死，疑云至今未解。雍正还在当皇子的时候就暗中利用门人大搞法外生意，和胤禟等人并不实质性区别，有的清史研究者考证清雍正八年以后，雍正逐渐走向纵欲、迷恋丹药，这点应该比较属实，否则雍正最后也不会死于丹药中毒。而历史上举凡酷爱炼丹的皇帝除了追求长生不老以外，就是在床第之欢中寻求更多的愉悦，当然纵欲是封建帝王的通病，不独雍正一人。说到“怀疑诛忠”应该指的是他杀戮年羹尧、隆科多，年、隆虽然骄横，但对雍正本人却是忠心不贰，尤其隆科多对于国家、民族的利益还能据理力争，说明他的忠心不单对准君王，也是对准国家利益的。“好谀奸佞”则指的雍正喜欢祥瑞、信任像田文镜这样的政治侏儒。清雍正八年，河南水灾，身为封疆大吏被雍正许为“模范督抚”的田文镜居然不予上报、不予救济，反而胡说“民间家给人足”，灾民有的饿死、有的逃亡，外省的督抚上奏，田文镜反而予以抵赖，对于这样严重的罪行，雍正给田文镜百般辩解，而且就是这个田文镜，对于老百姓的死活漠不关心却对“报祥瑞”最为热衷，是雍正宠臣中最能汇报祥瑞者之一。朝鲜的史料中记载“清皇（雍正）为人自圣，多苛刻之政，康熙旧臣死者数百人。”雍正在位十三年，前面六年差不多一半的时间里屡兴大狱，不管是政敌还是亲信，不论是骨肉还是鹰犬都相继予以屠戮，其规模、程度、范围在清朝入关后是绝无仅有的，说他“好杀”并不冤枉。

雍正大规模的搞政治清洗特别是铲除胤禩集团不但有当年争夺储位的宿怨，也包括他和胤禩、胤禵等人在治理天下的有关解释上的巨大分歧，后者在雍正上台后成为他和胤禩之间的主要矛盾所在。康熙晚年有憾于皇太子废立，很有倦勤的趋势，他大谈所谓的“宽仁”为本，实际上就是因循，以不生事为己任，皇帝如此，下面就更加不堪了。康熙自己也承认在他的后期统治中，部院大臣很难找到廉洁奉公之辈，贿赂公行、贪污舞弊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从清康熙五十年开始，各地开始出现零星的农民起义，这就基本宣布了康熙“盛世”的告终。雍正当时作为皇子，对此洞若观火，他很早就主张对这些弊端进行严惩，他手下的重要亲信戴铎公开就和大学士李光地讲雍正是“恩威并济”，雍正即位后更是正式提出要搞“严猛”政治，进行全方位的“严打”，口号是“振数百年颓风”，雍正敢于提出这样的口号，和他在洞悉下情上面的自负有很大关系，他说过：“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雍正这番道白并非吹牛，像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这些个戏法其实都是他夺储过程中玩剩下的，自然了如指掌。胤禩则与之相反，胤禩的主张还是继续维持康熙晚年的既定方针即“宽仁政治”，他这套做法很得人心，特别是很得像鄂伦岱、马齐、阿灵阿这些既得利益者的“人心”，这也就是胤禩在群臣中的威望一时无二的缘故，应该说胤禩这时候主张宽仁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它当作一个手段借以笼络人心，等到雍正即位后，他和雍正的分歧还在宽仁、严猛之间，不过，这时候胤禩所力主的“宽仁”则较之夺储期间有了一定的不同，因为胤禩考虑到如果最高当局力主“严猛”，在封建时代的人治格局下，很容易形成“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的形势，也就是说皇帝喜欢严猛，那么臣下就会涌现很多酷吏、苛法，严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且掌握不好就会发展成为“严苛”，事实上胤禩的担忧还是很有道理的，雍正宠臣中田文镜、王士俊这些个不顾民生、只顾仕途的酷吏始终层出不穷，雍正“振数百年颓风”的出发点不能说不好，可是再好的出发点也必须建立在切实保证实施上完整的基础上，雍正的严猛政治到了他的后期弊端就逐渐体现出来了，乾隆一即位就指责这个严猛政治，“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严刻之弊”，他虽然给乃父遮羞，把弊端说成是下面造成的，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为尊者讳的把戏。从这一结果来看，雍正的严猛政治不宜过分给予褒扬。

旧有的观点以封建法统为依归，对于雍正的“得位不正”进行大面积的鞭挞进而影响到对他的全面评价，这种陈腐的论调不足为训。事实上，中国历朝历代很有作为的一批皇帝都是“得位不正”，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明成祖朱棣等，封建时代皇权斗争中往往不择手段，打击政敌也往往残酷无情，对于这些都要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虑，如果因此否定胜利者在日后的国家建设上的贡献则明显有悖公正、客观。即以雍正而言，他的确不是乃父康熙的合法继承人，但却是老皇帝合格的接班人。我们这里无意于做雍正个人的历史评价，但本书内容所涉，所以，不得不花费一点笔墨谈及雍正的是非功过。

雍正即位后大搞政治清洗，这点不论是后代还是今世大多给予负面评价，此为不争。不过，即便是胤禵合法接班，是不是能够与胤禩、胤禟等人继续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也是大存疑问的。胤禟在胤禵的新皇储还没有公开明朗化的时候就说，如果胤禵做了皇太子，他胤禟说的话胤禵要听从几分，这已经是以拥戴者自居了，以胤禟的性格和作为，胤禵如果做了皇帝，他的地位也肯定要水涨船高，做贝子的时候的胤禟便比较自大，一旦成了新皇帝的拥立功臣，试想法度便会更加不能进入他的视野了。胤禩早在康熙末期就是“众望所归”之人，雍正甫一上台还要对他进行安抚，雍正朝的著名宠臣鄂尔泰一度居然跑到胤禩的门下寻求升官的机会以致于受到雍正的呵斥，说他“乱跑门路”，试想一下，如果胤禩顺利拥戴胤禵即位，那么胤禩的权力不是更大吗？历代宫廷内讧凡是涉及到皇权归属这一根本原则时，斗争形式从来就是残酷无情、你死我活，所以，胤禩、胤禟虽然作为胤禵皇储地位的最大拥戴者，但只要他们的政治势力构成了对胤禵皇位的威胁，那么，彼此之间的蜜月将很快结束，迎来的同样也是杀戮惨剧。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那就是不论是谁做了皇帝，他都不能容许卧榻之侧还有他人酣睡的。雍正用并不光彩的手段完成了皇位的传承，这一点无须讳言，但是，他在接替康熙之后，用大刀阔斧的手段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力矫积弊，推动农业生产、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力求保证官员队伍的相对清廉，凡此种种都应该给予积极的肯定。雍正素以勤政闻名，这和明末崇祯帝的“勤政”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在雍正的勤政下，清王朝有了正面的发展，人民群众也得以粗安，从雍正在敬业上的表现看，他并不比他的前辈做的更差，而较之同样得位不正的隋炀帝、金废帝等人，雍正则要强出很多。后代史学者评价说“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若无雍正整饬，满清恐早衰亡”，有的学者还进一步提出雍正是一个“奋发有为的君王”，这些都不过誉，这也是对雍正及其时代的一个恰如其分的总结。

目前对于雍正的历史评价，存在着两种偏颇趋向，一种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用雍正得位不正和清洗对手的不择手段来贬低雍正政治的积极面；另一种则是“翻案派”，试图利用推翻雍正“得位不正”的观点进而对雍正在夺储、清洗对手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大面积的美化，夸张的将雍正推到“内圣外王”的吓人地步。我们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也都是片面的，相信随着清史研究的进一步的深入，雍正这一毁誉参半、色彩斑斓的政治形象会更加丰满起来。

三、历史对雍正的评价

整顿吏治。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吏治废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他克服各个方面的阻力，在全国上下大规模的开展清查亏空，设立会考府，实行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取缔陋规等多项工作，由于他态度决断，雷厉风行，清朝的财政状况在短时间内得到明显改善，官吏贪污吏治腐败的坏况都有很大的转变。旅日华人学者杨启樵说：“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早衰亡。”有“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

摊丁入亩。这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创立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明代权力集于内阁，故有权相产生。清雍正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创立军机处，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此机构存在200年，直至清末。与创立军机处伴随的是推广奏折制度。由于以前的官文书批转手续繁复，且经多人阅看，时间拖延且难于保密，而奏折则向皇帝直接呈送，直达皇帝本人。雍正扩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人数，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时反映情况，报告政务，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员们相互监督，皇帝得以了解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操守。

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

雍正前期严格执行海禁，但后因考虑沿海的确百姓疾苦，于雍正五年开放洋禁。允许民人往南洋贸易。海禁施行于闽、粤两省。雍正对当时的鸦片贸易也较为重视，他的鸦片政策是：贩卖毒品，严惩不贷，严格区分药用鸦片与毒品鸦片烟，毒品严禁，药用不干涉，且照顾小本商人的正当利益。对待西欧来的使者，雍正也以礼相待。他虽竭力反对天主教等在中国民间的传播（这其中一部分的原因也在于封建皇帝思想的保守性），但同时，他对天主教也并无恶意，五年，博尔都噶尔（今葡萄牙）使臣麦德乐来京。雍正对他的优待，使他深为感激。甚至于雍正寿辰之时，在天主堂作祈祷，为之祝寿。雍正还选了一些有才能的传教士在宫中研制外国仪器和烧造材料。马戛尔尼当年来华，有一部分原因是雍正在伏尔泰笔下的“开明”为欧洲人所共知，使他们对中国皇帝（当时是乾隆）与对华通商充满了美好的幻想。

作为一个封建皇帝，他虽然开放洋禁，为南方沿海一部分人民恢复康熙末年被剥夺的谋生手段，促进中国与南洋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但同时，他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局限性。

另外，废除贱籍，废除腰斩也是他一个功绩。其实，废除腰斩的原因是这样的：雍正皇帝有一次杀了一个人，是用腰斩，因为腰斩是一刀从腰部砍下去，砍下去之后人还活着，这个人在被砍之后，用手指蘸着血在地上连写七个“惨”字，雍正皇帝听说之后觉得非常惨，所以就下令废除腰斩。

他在位短短的13年所做出的改革，比他父亲（康熙）所做出的改革还要多。可以说雍正是一个改革型的皇帝。

清世宗勤于政务，大力清除康熙统治后期的各种积弊，取得一定成效，对清代历史发展有一定贡献。但他统治严酷，猜忌多疑，刻薄寡恩，这是他性格的弱点，从而容易得罪很多官僚阶级。同时，也正是因为他的严厉统治和超乎寻常的努力当中大清帝国逐渐走向鼎盛，也才为康乾盛世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另外，雍正的勤奋不仅是过去皇帝，就算在现代领导人，也没有几个可以跟他媲美的。他在位12年8个月里头，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一年之中只有在他生日那天才会休息。而且每天的睡眠还不够4个小时。仅仅在数万件奏折中所写下的批语，就多达1000多万字。

兴文字狱

1。年羹尧案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允禛。胤禛即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暴君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雍正忍无可忍，终动杀机。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年也上表，但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朝干夕惕”写成了“夕惕朝干”，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雍正以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年羹尧自抚远大将军而杭州将军，即而被令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着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雍正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