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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轨迹思考林彪问题（第2页）

当时，林彪对此，自己也不以为然，从不以为自己是有什么组织错误，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从当时不利的军事形势考虑而已。

所以，当１９５９年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再次又将这件事抖了出来，以证明彭是历来反毛之时。林彪却站了出来，庄严申明，为此事真相承担了责任，说明那次政治错误是他林彪犯的，与彭无关。

当然，林彪只承认了是政治认识错误，而不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错误问题。

例（４）

在解放战争期间的东北战场及辽沈战役中，林彪也是数次用软磨硬拖的态度，对待过他认为毛泽东不正确的指示。

１９４６年４、５月间的四平街防守战，林彪、黄克诚等都认为在当时那种部队战斗力尚弱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不宜守城，而应灵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但毛泽东却一再电示，要“死守四平”，对守四平，不惜“准备数万人的伤亡”、“化四平为马德里”。对此，林彪不主张孤守，但他却不公开顶毛泽东，只是一而再、再而三由自己以及黄克诚电告中央与毛泽东，诉说部队的不利情况与自己的主张。只到５月１８日，伤亡实在太大，杀敌一万，自损竟达八千时，林彪则不得不一方面电告中央，请求撤兵，同时一方面就先行采取了撤离战场的部署，待毛泽东来电同意撤退时，林彪的部队则已撤离完结。

后来的辽沈战役中，许多情况下，也是这样。

１９４８年的辽沈战役，共打了５３天。而毛泽东与林彪两人，对此战役的部署意见之来往的“电报大战”，也往复各自多达七、八十封，时间跨度长达半年之久。

当然，毛泽东多是从权衡全国战场状况的战略高度发指示，而林彪则主要是从东北战场的具体局面考虑战役的打法。电报大战中，双方在对具体打法上，无疑总会有些想法不同之处。

例如，毛泽东曾要林彪“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专打锦州，以实现关门打狗的局面，待“长，沈之敌倾巢来援”再消灭之。毛泽东此举，自然是属雄才巨略的大手笔。

但林彪在具体施实中，却没有全按毛的指示办，并屡屡向毛申述他的不同意见。之中，他采取一方面多次报告请示，一方面围困长春，使长春敌人出不来，另外派了三个纵队牵制沈阳之敌，使沈阳敌人不敢全出，然后，才全力无后顾之忧时去攻的锦州。甚至，直至在发兵进军锦州中途，又因出现新情况（敌侯镜如指挥４个军１１个师组成“东进兵团”，从葫芦岛出发东进援锦来了，同时，还有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十万大军，也在向西开进欲援锦州），使林彪认为“预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人”，便又拟改变攻锦州而重回师打长春，并向毛泽东发电请示。不过，在毛泽东尚未回电之际，林彪经再三审思权衡，又复而重去电毛泽东，表示不再犹豫，横下心来还是先打锦州之敌。

在这场“电报大战”中，作为统帅的毛泽东，有指示，有批评，有告诫，但却无强迫命令：“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而前方林总的电报，则有照办，有反驳，有否决，也有软顶与妥协，但在实行中，却基本服从毛泽东的战略大计。

这场“电报大战”之所以能和谐发生，而不会在毛、林二人心中产生什么芥蒂，是因为毛泽东与林彪，都深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道理；也都明白，这并不是什么对抗毛泽东的举动。

“九一三”后批林时，将打锦州等军事问题也曾拿出来批判，以证明林彪在东北的反毛行为。后来，有关方面奉命停止了这些批判。因为，离开具体的情况，说林彪哪项作战计划是错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这实在只会让人看笑话。

例（５）

林彪在１９５９年批判彭德怀的中央常委会上说：在我们党，在中国，谁也不要以为自己是英雄，谁也不要做什么英雄，而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我们都只有跟着毛主席，才会取得胜利。

林彪的这些话，虽是批彭，也顺便敲打了朱老总，但确实，这也是他自己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之原则的一次内心真实表白。显然，他认为，有毛主席在世，包括他在内，就谁都不要有想做大英雄的念头。既已有亮，绝不可又再生瑜。

虽然林彪在一些具体军事问题上，不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指示，但他知道，那是一方面因最高统帅部着重考虑的是全国战场，很多指示是必须要从全局角度提出的；另一方面，则又因前方随时变化不定的战局，对后方统帅决策造成的滞后效应所致，而并非是统帅部的水平低下。对毛泽东从井冈山始，尤其在长征中显示的力挽狂浪的雄才大略，林彪无疑是看到了的。

而毛泽东本人，对林彪经常在作战中拖磨软顶他的指示，显然也不以为然，也从没有过就此对林彪发出过实质性批评，或撤消对林彪的信任。

很多人没有注意过，１９４７年成立的新东北局（在四平街防守战之后），之中先后有四人是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岗），而东北局的书记、一把手，却是还只是中央委员的林彪！这个显然不合党的组织规则常例的局面，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极大信任，而对林彪经常与他持不同具体军事意见一类事，显然概是不以为然的。

例（６）

解放后，林彪基本不工作了。从现在所知的资料看，林彪的身体的确很糟，他那些怪病，放在谁的身上，也会难受的。因此，从人之常情分析，一个因疾病折磨而已经享受不到多少人生乐趣的人，对权力的**，究竟还能有多大的欲望呢？

实际上，１９５９年的出山，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实际也基本是虚席而已。军队的事，上有统帅毛泽东，具体做事有军委秘书长罗长子（罗瑞卿）顶着，他夹在中间，正好可以不管事，只做做应景的文章。

而文革开始，毛泽东又将他搬出来，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林彪虽不想上马，却也只好听从安排。

但是，从现在所知的材料中，林彪在文革中对刘少奇、邓小平，对周恩来，对那些老帅们，除了一些例行公事般的指责外，似并没有看到他有过什么可视为首先发难、直接发动与下令整肃的内容之证据。而文革**中，谭震林还曾视林彪为挚友为裁判，写信向林控告江青等人。

至于比他林彪地位低的罗瑞卿、杨成武的被整，与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人的被提拔，这等高层人事大事，相信也都只可能是毛泽东的意思，林彪绝对是没有这个本事的。

否则，林彪于１９７１年“九一三”时早就飞灰烟灭了，为何罗瑞卿、杨成武却还须被囚禁二年多，到１９７４年才获自由呢？还有贺龙元帅，也是到１９７４年九月才获初步平反的。

实际上，毛泽东也知道林彪有多大的能耐。１９７１年９月３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南萍、陈励耘等人时谈话中说：“（军队）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

当然，在那场几乎所有的党政官员们都被搅进去的文革运动中，是很少有人会不说不做一些或批判或攻击或指责他人犯有“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之类罪名的话与事。现在回过头来看种情况，不足为怪，也不足都视其为错。区别的关键是，说那些话，做那些事，是有个人私利动机的主动而为，还是被动违心所做，是仅只能随潮流而已？

那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又是属什么性质呢？

林彪在文革中，虽已贵为中央副主席、副统帅了，但他在中央究竟能作些什么主、能有多大的实权呢？

现在看来，当时林彪的实际地位，确是远不如原来的刘少奇。因为，作为中央的第二把手、分工一线领导工作的主帅，刘少奇是经常召集与主持中央常委、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会议，商讨党和国家的大事，拿方案定决策，再报毛泽东的。除毛泽东外，中央各部门的人与事，大多首先是得须汇集汇报到刘少奇处的，而在毛泽东作最后决定之前，刘少奇对任何事也都是有处置之权的。

而林彪呢？不要说他根本没有象刘少奇那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是由一个莫名其妙的“中央碰头会”在领导中央的工作；就是平日中央文革那帮人做什么说什么，也更不须经过他林副主席知晓或批准，而是直接就上报毛泽东的；甚至有时国务院周总理、军委杨成武代总长，办事也是直接通天。能让“林副主席”做的事，并不是需要他做决定后向毛泽东汇报什么，而往往只不过是毛泽东批阅过后，再转发给“林、周、康”批阅的文件；那些需林彪主持的政治局与军委会议，也往往是讨论事先毛泽东已知道或已早有主意并批转下来，却并不需他林彪作决断的事；之中，林彪即便有过的批示，也往往是“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之类程序形式。

甚至，作为一个副统帅兼国防部长，边斩边奏地发布一个简单的一号战备命令，也就惹得毛泽东大为反感。

对此，林彪似乎也并无什么大的意见或想法。也许，他自己早就知道，他这个被亿万人民天天在高呼着“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林副统帅”，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实质上会个什么模样？

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说，林彪他们“为了打鬼”，就借助他这个“钟馗”。实际上，恐怕在文革中做了“钟馗”的，不是毛泽东，而恰恰是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