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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降失败还是被击落揭开林彪座机坠毁之谜（第2页）

我看了上述的结论，一个多年的谜团随之而解。可怜三位机械师，糊里糊涂地做了冤死之鬼。后来，令人宽慰的是，1980年前后，对三位机械师的组织结论是:因公正常死亡。向他们的家属发放了有关的证明书和应有的抚恤金。

机长潘景寅是否可能发难，像有人怀疑的那样，在迫降时进行人为破坏，造成机毁人亡

潘景寅是50年代由陆军选入空军学飞行的航校第七期飞行学员，在专机部队执行过许多重要专机任务。“文革”期间，武汉有名的“七二○”事件中，他任副团长，同团长一起用伊尔-18飞机，从武汉两派群众斗争的混乱局面中，将毛主席等人紧急转移到上海一带。由于他多次圆满完成宋庆龄副主席的专机任务，有时宋出行时就指名要他担任机长。1969年，我国从巴基斯坦首批引进的英制三叉戟飞机，就是由他代表中国的民用航空局进行谈判和接收的。此时他已是空军专机师副师长。后来，他又带领新组建的空地勤人员，在广州白云机场同巴基斯坦人员一起进行该批飞机的技术交接和改装与训练。不久，他的职务改为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在专机师的三叉戟机种里，无论从职务、资历，或者专业技术等方面，都是理所当然的权威。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据当时年仅三十二岁的第二副驾驶、飞行中队队长康廷梓分析，潘景寅对于林彪一伙要飞广州，可能事前空司副参谋长、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告诉过他，因此在研究航线和飞机加油方面有所准备。当然，知道要飞广州，不等于了解林彪另立中央的阴谋活动，而对于林彪要出逃国外事前更是无法知晓的。但是，他在叫醒三名机械师之后，为什么不接着把机组其他人都叫起床尽管他当时是有富裕时间的。估计是在林彪乘车离开北戴河之前，林立果通过电话要他准备飞机，要求上飞机的机组人员越少越好。因为在林立果看来，要叛逃出国，机组人多碍事，这些人都是万里挑一、技术过硬、政治觉悟高，不会听他任意摆布。潘景寅在那种紧急状况下，来不及多想，只有机械地执行命令。飞机朝南偏西方向起飞后，很快折向西南，朝北京即京广航线飞去。但不久，飞机在空中缓慢画了一个弧形，朝蒙古方向飞。可以想像，这个迟疑不爽快的转变航向的过程，可能是潘景寅在受威逼的情况下做出的。

前面提到的空军专家组的研究报告，认为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没有发现人为破坏导致机毁人亡的痕迹。潘景寅死后，长时间没有哪一级组织或领导为他做结论，不少人怀疑甚至公开声称他是林彪死党的一个成员。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谈到“九一三”事件时说:

“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斗争，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1981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发给其家属盖有总政大印的证明书。这种结论在空军通称为“随机正常死亡”。专机师政治处确定“按师职或十三级以上干部病故抚恤标准抚恤”，北京海淀区民政局据此发给潘的家属应有的抚恤金。

排除了外电关于飞机上发生搏斗的谣传，那么机上人员是什么原因致死的空军专家组的结论认为，都是由于摔撞和被烧而死的。从尸体上的伤痕看，多是皮肉挫伤，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等摔撞伤，这些伤是飞机着陆毁坏过程中造成的。从林彪、林立果、张延奎等面部流血方向看，是在尸体摔于地上仰卧状态下流出来的。从压在尸体下面的草、衣服和皮肤未烧着的部分看，这些人是从飞机上摔出来以后被烧的，这在叶群、邰起良的尸体照片上，反映最为明显。

对尸体现场位置的分布，专家组未做分析。我认为这似能说明他们生前在飞机上所处的部位。飞机尾部擦地着陆后失去平衡，右水平舵尖划地导致飞机左倾，左机翼先折断，接着飘浮的机身继续向左滚动，使右翼也折断到左边，之后两翼折断的机身可能肚皮朝天，呈圆筒状前冲起火爆炸，机上人员不排除是同步甩出机外。据此推测，1至3号尸体，生前是坐在机舱后部联装座椅上（死后他们距离最近一组座位架只有三十米）；4至7号尸体，生前像是位于前舱的高级房间里，三个机械师同林彪摔在一起，表明飞机迫降前他们似乎担负了“保护首长”的任务。说来也巧，九具尸体，林彪处于中央，死后仍然“以我为中心”。8、9号尸体，叶群死后靠近潘景寅，很可能她生前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指挥飞机降落（这同她在北戴河96号楼指挥夜逃的情况是一致的），而潘景寅烧灼最重，估计是由于他握住驾驶杆，在熊熊烈火中坚持到最后一刻。

林彪机毁人亡，确实如同人们所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除了本文前面所述，以及空军专家组的结论提到的以外，还有这样一些偶然因素:林彪使用的专机，原来是“子爵型”飞机，9月6日才确定以“三叉戟256号”取代，而“子爵型”飞机是一种飞行速度较慢（时速四百五十公里）的涡轮螺旋桨式飞机，必须进行野外迫降时，其危险性显然低于“三叉戟”喷气式飞机；他们夜半出逃伊尔库次克，既然机上没来得及带领航员，地面也没有导航，在进入蒙古境内后，潘景寅本应该按照他过去驾专机飞莫斯科时，沿铁路线这一明显的目标飞行，一旦飞不到伊尔库次克也可中途在乌兰巴托降落（按:中苏之间的民航飞机就是沿这条航线飞行的）。然而，由于飞机是在对立国家上空飞行，林彪一伙清楚了解蒙古境内的防空部署，沿铁路线有好几处苏军机场和防空导弹阵地，不得不在铁路以东寻找航线，这就使得飞机燃料将尽时，无法确知自己在什么位置，而不得不贸然迫降。

1971年10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来华访问，周总理陪同他到上海参观。在上海，周总理抽出时间接见了上海及华东的党政军负责人，讲话中谈到“九一三”事件的经过。周总理阐述了林彪之死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结合的道理。总理说，就他们所作所为来讲，一家三口摔死是必不可免的，是天造地合。

延伸阅读:

林彪坠机最新揭密:坠毁前机上有搏斗

日本共同社9月13日发自乌兰巴托的一则电信说，该社日前获得就1971年9月13日林彪所乘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一事，当时蒙古政府曾总结的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否定了飞机因燃料不足而在迫降时坠毁的一般说法。

蒙古相关人士暗示当时机内曾就逃亡问题发生争斗。该事件距今已有35年，这一宝贵资料将有助于揭开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谜团。共同社日前专访了前蒙古国家警察厅前副长官、曾作为当地治安机关最高负责人参与林彪座机坠毁事件调查工作的奥索林。奥特恭捷格。他证实，当时苏联政府自始至终密切参与了事件的调查，进行了回收黑匣子等工作。

该报告题为《中国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原因的确定文件》，所署日期为1971年11月20日，共16页。共同社日前获取了这份未公开的文件和未曾发表的现场照片。

该报告说，对1971年9月13日坠毁的林彪座机展开的调查是在事故发生约一个月后（从10月8日至18日）进行的，当时苏联专家参与了调查工作。

它说，调查小组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导致这架飞机坠毁的直接原因是导航问题，这就排除了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

报告说，英国制造的三叉戟在气候良好时极少犯航线错误，而且也没有来自这架飞机的任何无线电通信，这两个事实说明，中国解释说这架飞机犯了航线错误是说不通的。

报告还对林彪座机燃油不够的说法表示怀疑。它说:“飞机残骸在极广范围内燃烧了很长时间，这一事实表明它有足够的燃料继续飞行。”

它说:“大火覆盖了一块长975米、宽321米的地方。”

它还说，飞机坠毁时，引擎正常，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机上人员由于紧急原因作出了降落的决定”。

蒙古方面的消息人士当时说，调查人员一致认为，一定是机上人员之间发生了搏斗，支持林彪的一方想逃去苏联；另一方则想返回中国。

蒙古的这篇报告说，在坠毁现场发现的8支枪中，有一支子弹已经上了膛。

机上是否发生了与枪击有关的暴力行动还是一个谜。本社获得的另一篇有关苏联和蒙古政府的联合调查报告说，在林彪的尸体上没有发现弹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