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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背图之谜（第12页）

二说龙须岛登陆。持此说者较多。海军提督丁汝昌在日军登陆的当天，将日军活动情况电告李鸿章，电文中说：“两船向龙须岛驶，二十二船在灯塔处或二英里处或八英里游弋，必是倭船有登岸之举。”北洋海军覆亡时，

《会陈海军覆亡禀》中有记载说：“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895年1

月20日），倭以水陆劲旅自龙须岛登岸，破荣成县城，攻桥头等隘?”

（《甲午战争有关奏折史料》，国家图书馆藏）另外，曹和济所撰写的《津

门奉使纪闻》中亦持此说。

三说落凤港登陆。落风港位于龙须岛南侧、荣成湾的北端。山东巡抚李

秉衡在日军登陆的第二天电告清廷称：“昨调倭岛、里岛防营折赴龙须岛，

尚未赶到，而倭人于落风港登陆，径赴荣成县。”甲午战争期间曾一度上书

言事的易顺鼎说：“二十五日，倭以运船四十艘，载陆兵由落风港登岸，扑

荣成县。”（见于《盾墨拾余》）池仲在《海军实记·述战篇》中亦持此

说。当代史著，未曾采用此说。

五说金山嘴登陆。在日军登陆的第二天，当时镇守威海卫南帮炮台的总兵刘超佩将日军登陆和中国军队抵抗的详细情况电告李鸿章，电文中这样说：“二十五日早四点钟，倭船三四十只在龙须岛、倭岛、里岛游弋，嗣于龙须岛、倭岛交界之金山嘴水深处下兵……贼兵蜂拥而上，枪队不能存身，退回荣成。”

京城明皇城外出土百万瓷片

三大谜团待破解

涉及景德镇窑、龙泉窑、钧窑、磁州窑等多个窑口的瓷片同时在京城明皇城外的毛家湾附近一处土坑中被发现出土，其总量达1200多箱，近百万片。北京市文物局向社会公布了这一重大发现。据透露，这批瓷片的最早年代为元代，最晚至明中期，如此大量的多窑口瓷器同地点出土在国内可算是绝无仅有。

瓷片大多出自民窑

市文物研究所负责人朱志刚告诉记者，此次发掘地位于西城毛家湾的中央文献研究室院内，是在铺设供暖管道：工程时发现的。考古发掘表明，这个瓷器坑显系人工挖掘而成，略呈不规则长方形，长7．8米，宽5米，最深的东南角距离地表4．3米。口大底小，坑壁倾斜。坑的东壁被近代施工所破坏、扰动。

此次出土的瓷器残片绝大部分是民窑产品，仅有个别出白宫窑。其中少量为明代之前的遗物，绝大部分属于明代早中期。窑口较杂，有景德镇窑、龙泉窑、钧窑、磁州窑、枢府窑、德化窑、哥窑等，其中以景德镇烧造的最多。

发现具有惊世价值

有关文物考古专家、瓷器研究专家、学者认为，在非窑址处一次出土数量如此之多的瓷器，在国内尚属罕见。这批瓷器时间跨度长、窑口杂器型丰富、釉彩种类繁多、纹饰精美，具有极高的历史、科技、美术、民俗等研究价值。对于如此大量瓷片出土且涉及如此多的窑口，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称：“此次发现具有惊世价值，这种在非窑址处能够出土的事实目前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瓷片有望对外展出

梅宁华表示，待市文物研究所对这批瓷器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后，将有可能组织一次大规模展览，比如在老首博或在新首博内设置在一个现代化展厅，还可能将这些瓷器碎片当成教具，供讲解瓷器、鉴赏知识之用。

三大谜团有待破解

这批瓷片的主人到底是谁呢?市文物局专家首先排除了这里曾经是个窑址的可能，但仍难以破解关于它们来历的三大谜团，即这些瓷片是否遭遇过变故而被打碎并掩埋，它们的遭遇是否与某事件有关?如此大量多窑口瓷片为何出现在并不产瓷的北京皇城外?距离明皇城很近，是否可以证明它们与皇家有关系，一般人们都知道皇家用官窑、御窑瓷器，但是否是太监、宫女使用的民窑器物呢?

对于这些谜团，市文物局专家的第一种解释是，这些瓷器的质量显然高于一般民窑，因此它们可能是诸如太监、宫女等使用的民窑器物。但对瓷器的使用有所限制，多采用以旧换新的方法，因此才将这些旧、损瓷器集中在一处销毁。第二种解释是．，周围可能有一个大的瓷器库房，将一些出现破损的瓷器集中处理打碎。第三种可能是，在瓷器运输到北京后，将出现破碎的销毁，而这里是个集中地。

昨天，著名瓷器鉴赏专家马未都先生也来到现场。他认为，如此大规模的瓷片集中埋藏的情形一般只能在窑址才有，但一般来说，每一窑口只能有本窑口的瓷器，而北京并无窑址，因此排除了这种可能。

“最大的可能是和北京历史上的漕运有关。”他说，北京许多地名都取自当时的功能，比如积水潭当时就有漕运。“毛家湾’’因带“湾’’字，因此可能是当时外地进京瓷器的一个码头，由于大多民窑瓷器在包装上并没有官窑那么讲究，因此在运输过程中肯定有受损状况，当时的装卸人员有可能将破损的瓷器就近挖坑打碎埋掉。

昆仑奴之谜

“昆仑奴”名称的由来耐人寻味。谭嗣同的绝命诗所云“去留肝胆两昆仑”，令人**气回肠，光绪二十年，西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湖南青年谭嗣同由湖南溯江而下直达上海，畅游京师，准备拜谒康有为，将一腔热血洒给中国……。维新失败后死于狱中，谭嗣同被当时称四君子之一。

郑和下西洋领航的千里眼、顺风耳，可能就是熟悉南洋海域的昆仑奴，奇怪的是，越南文献中并没有关于郑和的记载，仅载有越南南朝受明朝‘干预’的经过，当永乐初年间湄公河口正是多事之秋，七下西洋五过占城，海船不可能沿九龙江（湄公河）而上，明史并载称到达真腊，若以一个庞大舰6＼出使，深入登陆真腊极为困难，可能分遣使节，从何仙一带登陆人吴哥城，昆仑奴又可担任翻译‘舌人’，则研究中国与南洋的关系，昆仑奴是相当重要的，否则谜题依旧浑沌。

苏雪林考据这个题目，从昆仑一辞的由来和渊源，偏重“昆仑’’山究竟伺在?以及汉武帝的考证定位昆仑山，用数万字在学术上的价值无人能比，他自己在序言中也留给后人一片思想空间。结论不外乎昆仑指的是高大的UJ，这似乎太狭窄了。在我看来昆仑根本只是一个复词，屈原的辞赋中用昆仑两字最多，因为属于上古文字，可以从辞学上找到答案，如果研究甲骨文的象形字，更可以找出具体答案来。

何喜文四川白莲教人，反清复明失败后，一度活跃闽粤海面为海，后组织天地会，部属黄忠同、张公引、梁文英、杨子福、周远权以昆仑岛为大本营，扶助越南阮朝有功。

昆仑奴部分来自昆仑岛的奴隶市场，昆仑岛就是今天越南的昆山岛，距湄公河出海口约一百二十公里的昆山岛，目前还是越南的囚犯岛，不对外开放，由大、小昆仑共十四岛群组成，总面积七干七百公亩，十八世纪初曾被东印度公司占据。文献记载昆仑奴为爪哇土著，被卖到中国后作为封建社会的奴婢买卖，在广东我遇到一个出租车司机，他到今天还在寻找与他同种的人，与中原任何种族都不相同的后裔，明显的与印尼、婆罗洲、几内亚等南岛屿族酷似，问他们自己出身来历，俱已经同化为中国人，并且满口广东话并曾刻意的到西域寻根，就是没有同类人种，由于昆仑奴在中国并没有列入正史记载，考据也困难，并不能以地域远近作论断，我也不敢贸然据以告知可能就是昆仑奴，仅仅侧面推敲讯问父亲、母亲来历，回答像父亲但父亲早巳过世，也是终生没有遭遇任何同类，至于父亲尚有哪些亲戚，仅称尚有姊妹远嫁没有联络，即使有也是短命，他是活得最长寿的（五十出头苍老白发体格骨型完全不同汉人），他的待人态度就像高山族，非常坦率乐天。

中文的词和英文最大不同，就在于英文是一词一字，中文却用两字组成新词，例如大小、阴阳、天地、夫妻、乾坤，拆开来各又是一个字，合在一起就是另一义，却又彼此相关依存，从事翻译的人都知道很难意译。昆仑和风凰一样，风兮凤兮，风是公的凤凰，凰是母的凤凰，凤跟凰本是同一种分屑雌雄的动物，那么昆仑就是昆山和仑山，不管昆或仑应该都是一种雄壮的高台山，甚至这种高台往往并立或断裂成裂谷，或被河川（冰河）切割过，《释水》“河出昆仑虚，色白。中国土地历经数千年侵蚀开垦，森林消失高山流失颓倾，昆仑山渐渐消失，昆仑一词也不复常用。”此外从山海经到庄子、列子、管子、国语等，昆仑一辞无处不在，更增加我对“昆仑”一辞，仅仅是普通复词的确认。

台湾世纪大地震的震央埔里附近，有一座九份二山，造成整片大崩山的原始地貌，记者采访当地人问到九份二山是哪一座?当地人回答得很妙，整片山都称作九份二山，没有所谓的九份一山或九份太山，只因为地名叫九份，顶峰分成双尖所以称二山，因此正确二山应该念作‘两山’，而实地观察，先崩坍的其实是中央山脉，九份二山是被崩坍的山石推倒夷平的，主山峰较高没倒还在，不是平台状，所以提出来只是厘清古人命名的严谨。

在中国建筑上没有用到昆仑的另一个原因，系因为中国的建筑向来是木造的，一般并不像石造建筑的雄伟，到了近代水泥和石造建筑才高大起来，所以昆仑两字少被使用，在上海外滩的大洋楼，多是采用石块和水泥，坚固而粗壮的墙柱，可以被保留下来，反之中国的古建筑，除了故宫多半被烧毁或者倾颓，保留最多的反而是石造的贞节牌坊，牌坊终于也成为中国建筑的特色之一，这是中国建筑独有的特色，日本的神社门前一定有牌坊，以表示庄严神圣，它的材料则不拘限石材，也有木牌坊。

在武汉的武昌有一座古庙宝通寺，就拥有一座完全石造的古塔。它没有使用任何木材，就连梁檐都属石造保存迄今，当然这塔的葫芦塔尖也是尖形的，因此世贸大楼称作双塔，应该是不适当的。

《十六国春秋·前梁录》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及昆仑之体也。马岌所谓（昆仑之体）就是指外型有昆仑形貌。在电视上看到甘肃西王母山的外型，正像是一座高原平顶方山，或许是我的联想丰富，因为恰好在吾家附近就是松山慈惠宫，祭祀的正是西王母娘娘，也就是我会注意的一个近因；

《离骚》：遭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

《九歌·河伯》：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