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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对中外合作制水纠纷的非诉讼意见（第4页）

另，中外合作制水公司时任董事长与某建筑工程公司董事长签订的“土建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约定聘请张某某为工程顾问，并支付大额顾问费；因为张某某系中外合作制水公司时任董事长的配偶，该顾问费的支付可能有不正当的嫌疑。

但是，上述合同履行情况因某县水务公司对合作公司没控制权而尚未掌握。

九、律师意见

围绕改变委托人在中外合作制水项目中的不利法律状况，律师提出以下意见：

1．从追究香港某公司违约的角度人手，达到解除合作合同或调整双方权利义务的目的

（1）对出资逾期的违约

2004年9月27日出资期限届满后，如香港某公司出现大比例出资逾期未到位，则可由某县水务公司先催告其限期（如1周）到位，限期满仍未到位，则某县水务公司有三种途径达到解除合作合同的目的：

①可提出仲裁，要求裁决解除；

②可按合作合同约定，在香港某公司逾期三个月后，向原审批机关申请批准解散合营企业；

③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再限期香港某公司履行，限期届满仍未履行的，审查批准机关应当撤销合作企业批准证书，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吊销合作企业营业执照，并予以公告。

因为出资义务是合作合同的核心义务，如香港某公司大比例逾期出资，解除合作合同的主张应能获得支持。

（2）对逾期不能完成项目建设供水的违约

在双方讨论变更的完成建设供水时间（放宽至10月31日）前不能完成项目建设供水时，某县水务公司可提出仲裁，要求裁决解除合作合同。

因为按期完成项目建设供水是双方合作经营合同的核心目的，上述解除合作合同的主张也应能获得支持。

上述路径均须等待香港某公司违约行为的确定，因此，某县水务公司在此间务必注意不可再在这些方面给予宽限。

2．从追究香港某公司借关联交易转移资金的角度人手，达到解除合作合同或调整双方权利义务的目的

因为通过关联交易转移资金或抽逃出资是十分严重的法律问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如经查实香港某公司有转移或抽逃出资的事实（注：假设性分析，并不表明确实存在此类事实），并取得充分证据，对香港某公司将形成很大压力，从而对谈判调整合作双方权利义务非常有利。

因为香港某公司转移资金或抽逃出资的行为是否实际发生因某县水务公司对合作公司没控制权而尚未查实，可以考虑通过以下途径进行调查，收集证据：

（1）中外合作制水项目系涉及民生的公益性项目又涉及国有资产投资，可请政府审计部门对中外合作制水项目进行审计，在审计中掌握相关事实，收集相关证据。为体现回避原则，可请市政府审计部门安排审计。

（2）根据合作章程第四十二条由某县水务公司聘请审计师查阅合作公司账簿，在查阅中掌握相关事实，收集相关证据。

3．为配合上述途径达到解除合作合同或调整双方权利义务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方法，防止香港某公司及时采取防范措施

（1）借购售水合同特别约定在中外合作制水公司领取营业执照后由中外合作制水公司加签加盖公章时正式生效，而中外合作制水公司至今未加盖公章这一情形，致函香港某公司，提出购售水合同尚未生效，要求重新讨论购售水合同条款。

（2）借水管租赁合同主体为某县水务公司与中外合作制水公司，而在合同签署栏作为承租方签字盖章的是香港某公司这一情形，致函香港某公司，提出水管租赁合同主体错误，不能有效调整水管租赁关系，要求重新谈判签订水管租赁合同。

（3）吁请政府严格行政检查与执法，对建设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依法提出整改要求，对工程质量严格监督。

一旦掌握了解除合作合同的主动权，若委托人想达到调整双方权利义务继续合作的目的，则通过谈判即不难实现。

十、上述律师意见建议委托人作出决策后由律师跟踪指导操作

十一、保密

本法律意见书除委托出具法律意见书的相关用途外，委托人应严格保密，不得外传。

十二、声明

以上法律意见仅供参考。

本所及律师提供的分析、判断或咨询意见，均不可理解为本所及律师就该案的最终结果作出了成功或胜诉的保证。

浙江××律师事务所

律师（签名）：×××

××××年××月××日

经典评析

某县水务公司与香港某公司合作纠纷的非诉讼处理法律项目，律师准确把握委托人的目标要求后，从厘清合作双方的法律关系以及与委托人的目标要求相关的各种法律事实出发，对委托人在合作项目中的法律状况做出鉴定与评价，进而分析对方在履约中存在的问题，找到对方的软肋，并据此因应委托人的目标要求，提出具体的有事实和法律基础的律师意见。

一份法律意见书，从法律的视野，总结了合作项目中的相关事实，让委托人清楚地了解了合作项目中的各种法律关系以及自身所处的法律境况，掌握了对方的法律漏洞，进而使委托人在合作双方的权利义务博弈中变被动为主动。

依据这份法律意见书的指引，委托人作出及时而正确的决策；律师则基于委托人的决策进一步为委托人提供分阶段的流程性法律指引，最终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委托人的权益；因为确保了委托人决策、谈判的合法性，也为中外双方接下来的合作关系及合作项目的顺利实施打下了和谐的基础。

这份法律意见书充分体现了律师非诉项目法律服务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