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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第2页)

百串了。

明代陈仁锡(字明卿,长洲人)《潜确类书》中说:紫琳腴、云腴,都是茶的名称。茶花呈白色,冬天盛开,与梅花相似,也清香异常。[按语:冒襄(字辟疆,号巢民,如皋人)《界茶汇钞》记载:“茶花味浊,没有香味,香气凝结在叶内。”这两种说法不一样,难道唯独界茶与其他茶不一样吗?〕

明代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农政全书》中说:六经中没有茶字,荼也就是茶。《诗经》中说“谁谓茶苦,其甘如养”,是因为茶叶清苦而味道甘香。

茶叶是一种灵草,种植茶叶能够获得可观的利益,品饮茶叶则能使人神清气爽。上层社会中的王公贵族非常崇尚这一风习,下层社会中的夫役皂隶生活也都必不可少,茶叶的确是民生日用所依赖的,是国家赋税收入的一项来源。

明代罗廪(字高君,慈溪人)《茶解》中说:茶园之中不适宜混杂其他不洁净的树木。只有梅花、桂花、辛夷、玉兰、玫瑰、苍松、翠竹之类,可以与茶树间植,也足以屏蔽和覆盖冬日的霜雪,掩映秋日的阳光。茶树下面可以种植芬芳的兰花、幽静的梅花以及各种清新芳香的花草。茶树最忌讳与菜畦接近,不可避免会有污秽之气渗透进来,玷污茶叶的清香和自然之味。

茶地以向南朝阳的为佳,向北背阴的就较劣。所以即使在同一座山中,茶叶的品质好坏相差也会很悬殊。

明代李日华(字君实,嘉兴人)《六研斋笔记》中说:茶事在唐朝末年还没有很兴盛,只是幽人雅士亲自从荒凉的茶园或杂草丛生的地方采摘出来,选择其中的精华,以供物质和精神的享受,所以富有云水烟霞的自然之味。到了宋朝,形成了成批进贡朝廷的制度,茶叶充作皇室的美食,士大夫阶层更加推重,民间品饮之风也日渐推广,把它作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于是种植茶叶的人们灌溉培植,与管理种植蔬菜的园圃一样,这样就损害了茶叶的品味。人们知道陆羽到处品评泉水,却不知道他到处探访品味名茶。皇甫冉《送羽摄山采茶》(一作《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诗数言,只是仅存的故事罢了。

明代徐岩泉《六安州茶居士传》中说:居士姓茶,宗族众多,枝叶繁衍,遍于天下。其在六安的这一支脉最为著名,称为大宗;至于阳羡、罗、武夷、匡庐之类,都是小宗;蒙山则又是其另外一个支脉。

明代乐纯(字思白,号雪庵)《雪庵清史》中说:能够使人轻身换骨、消渴涤烦的,是茶叶的功用,堪称至妙至神。从前在唐朝的时候,我们福建的茶事尚未兴起,被誉为草木仙骨的茶叶还隐藏着其灵性。五代后期的南唐,开始在北苑采制茶叶,茶事从此兴起。到北宋至道(995—997)初年,有诏令造茶进奉,于是茶品日渐众多。到咸平(998—1003)、庆历(1041—1048)年间,丁谓、蔡襄相继任职福建,造茶进贡朝廷,于是建茶制造更加精致。到宋徽宗大观(1107—1110)、宣和(1119—1125)年间,建茶的品质达到了兴盛的极点。在山间的断崖残石之上,林木挺秀,云气氤氲,往往于此显灵。如果没有丁谓、蔡襄来我们福建,那么这种种的茶中佳品,不是也会丢弃不见、自然消失腐败了吗?即使如此,还是担忧没有佳品。其品质如果真好,那么即使没有丁谓、蔡襄来我们福建,而灵芽真笋的茶叶难道最终会丢弃不见、自然消失腐败吗?我们福建的物产能够使人轻身换骨、消渴涤烦的,难道只有茶叶这一种吗?这里我将揭示其灵性。

明代冯时可(字敏卿,号元成,华亭人)《茶谱》中说:茶叶,最关键的全在采摘制造技术。苏州茶之所以能饮遍天下,就是以采摘制造技术取胜的。徽州向来不产茶叶,最近出产松萝茶,最为时人所重。这种茶创始于大方和尚,大方和尚在苏州虎丘居住最久,深得虎丘茶的采摘制造方法。后来在徽州休宁松萝山结庵修行,采摘各山的茶叶,在庵中烘焙制造,远近的人们争相来买,价格飞快上涨。人们于是称为松萝茶,其实并非松萝山所出产的茶叶。

胡文焕(字德甫,号全庵,钱塘人)《茶集》中说:茶叶是至清至美的物品,世上的人都不能体味到这一点,而世俗的人又不足以谈论这一点。医家谈论茶叶,说性寒会伤害人的脾脏。只有我有各种疾病,必须借助茶叶来治疗,所以每每深得其功效。唉!如果不是自有缘分,怎么可能如此契合相得呢?

明代王象晋(字荩臣,一字康宇,山东新城人)《群芳谱》中说:蕲州(今湖北蕲春)的蕲门团黄茶,有一旗一枪之号,说的是一叶一芽。欧阳修先生有诗句咏道:“共约试新茶,旗枪几时绿。”王安石《送元厚之》诗中也有“新茗斋中试一旗”的句子。世人称茶叶刚发的嫩芽为一枪,生长期长而叶片大的茶芽为一旗。

明代鲁彭《刻茶经序》中说:以茶书而称经,说明其重要;如今重刻行世,是为了便于阅览;之所以在竟陵(今湖北天门)刊刻,是为了表明陆羽是竟陵人士。陆羽出生颇具传奇色彩,与楚国的令尹子文很类似,都是弃儿。世人都说令尹子文贤明而入仕,陆羽虽然贤明,却终身不仕。如今读《茶经》三篇,本来就是具备实用之学问。其中说到“伊公羹,陆氏茶”,取来作为比喻,其实是以自己作比。所谓改变地域都是一样的,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此后饮茶的风气,流行于中土和外国。而回纥也来以马匹交换茶叶,从宋朝至今,对于边疆防务大有助益。如此说来,陆羽的功劳,本来就流芳万世,是否出仕哪里值得争议呢!

明代沈周(字启南,号石田,长洲人)《书茶别论后》中说:古人吟咏梅花道:“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这种境界只有茶足以当之。例如福建的清源茶、武夷茶,苏州的天池茶、虎丘茶,杭州的龙井茶,徽州的松萝茶,庐山的云雾茶,名声虽然已经大噪,但是依然不能与茶相提并论。顾渚茶每年进贡三十二斤,说明茶在明朝初年已经受到重视。流传至今,其名声越传越远,更加为世所重。不仅得到圣人之清,而且还恭逢圣人之时,只是其蒸、采、烹、洗各道工序,都与古时的方法不同。

明代李维桢(字本宁,京山人)《茶经序》中说:陆羽所著有《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十卷,《占梦》三卷,都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于世的只有《茶经》,难道是因为其他书人们随时都能得到,此书是其特长,因而容易出名吗?司马迁说:“富有而显贵却名声磨灭的人,历史上不可胜数,只有奇特卓异而不同凡俗的人得以青史留名。”陆羽终身贫穷困顿,可是他留下的著作和遗迹,百代以下却备受人们的宝爱,成为山川所重的标志、乡里所传的遗产。其高尚的风操能够使顽者廉、懦夫立,奋发向上,怎么可以缺少呢?

明代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丹铅总录》(一作《丹铅杂录》)中说:茶,也就是古代的茶字。例如《诗经》所说的苦茶,《春秋》所说的齐茶,《汉书·地理志》所说的茶陵。到唐代颜师古注释《汉书》、陆德明编撰《经典释文》,虽然已经转入茶的读音,但还没有改变茶字的写法。一直到陆羽《茶经》、卢仝《茶歌》以及赵赞的茶禁以后,才以茶字取代了荼字。

明代董其昌(字玄宰,又字思白,华亭人)《茶董题词》中说:荀子说:“为人处世多有闲暇,那么其出入进退的自由就不远了。”陶弘景(字通明)说:“不做无益的事情,如何使有限的生命充满愉悦呢?”我认为饮茶之事就足以当之。高人隐士,摆脱权势、名利的烦扰,以此来消磨雄壮之心和打发悠长的时光。水源的轻清重浊,辨别起来就如同辨别淄水和渑水一样困难;火候的文武急缓,操作起来则如同调和炼丹的鼎炉一样不易。如果不是枕石漱流的隐逸之人,不能与茶亲近;如果不是文人之间的饮酒赋诗,不能与茶相比。当今天下的茶事,只有夏树芳(字茂卿)予以拈出,撰成《茶董》一书。顾渚茶、阳羡茶,都是做官的人往来采制,茂卿怎么能够禁止?正像强笑而不快乐,强颜而不欢汴,茶韵以此自胜罢了。我一向具有爱好山林的意愿,入山隐居十年,大概可以无愧于茂卿的说法。如今驱车来得福建,感念龙团凤饼,机缘巧合得以寓目亲见,难道一定如廉颇想为赵王所重用那样“士思为己用”?这是《绝交书》所谓的“心中不耐烦,而官事又烦杂无暇”,究竟有负于茶灶的中和之性。茂卿是否能以共同的感受谅解我呢?

明代童承叙《题陆羽传后》(一作《陆羽赞》)中说:我曾经过访陆羽故里竟陵,下榻于陆羽故寺,探访雁桥,参观茶井,慨然想见陆羽的为人。陆羽从小厌倦佛教僧徒的生活,而酷爱图书典籍,本来就不是出世忘世的人。最终寄号桑苎翁,隐居在苕、二溪,狂歌独行,继之以痛哭,其本意必定有其所在,当时人把他比作春秋时代的隐士接舆,怎么能算是理解陆羽呢?至于他生性喜欢茶叶,能够辨别水味,清风雅趣,脍炙千古。唐代张旭嗜酒,世称酒颠,韩愈认为他是有所寄托而逃避于此,陆羽也是这样吧。

明代于慎行(字可远,一字无垢,溢文定)《谷山笔》中说:茶事在汉代以前不见于文献记载,我想所谓的,也就是茶了。

李贽《疑谓》(当为《疑耀》,明张萱撰,旧本书贾托名李贽)中说:古人冬天就饮汤,夏天就饮水,并没有所谓的茶。李匡(唐人,一作李匡义,字文正)《资暇录》记载:茶事起源于唐代崔宁,黄伯思已经考辨其非,伯思曾经见到过北齐杨子华所作的《邢子才魏收勘书图》,其中已经有煎茶了。《南窗记谈》记载:饮茶开始于南朝梁天监(502—519)年间,其事见载于《洛阳伽蓝记》。等到阅读《三国志·吴志·韦曜传》,有赏赐茶叶以代替酒的说法,可知饮茶又不是开始于天监年间了。我认为饮茶也不是开始于三国吴国。《尔雅》中说:“,苦荼。”郭璞的注释说:“可以作为羹饮,早采者称为茶,晚采者称为茗,也叫。”那么吴之前也已经以茶作茗了,只不像后世民生日用都离不开茶。大概从陆羽开始,才讲究品饮之法。自从宋朝的吕惠卿、蔡襄等人开始,饮茶之法才更加精巧。而茶叶也借此成为专卖商品,从而有利于国家。这些都是古人没有详细记载的。

明代王象晋《茶谱小序》中说:茶,是一种优良的树木。一经种植就不可移栽,所以婚姻聘礼中一定用茶,就是取其从一而终的含义。茶事虽然萌芽于《食经》,饮用自隋文帝,但喜爱的人还很少。到了后来,兴起于唐朝,鼎盛于宋朝,才为世人所推重。宋仁宗是个贤明的君主,每年南郊祭天斋戒前赏赐给中书省和枢密院的龙团,四个人合得两饼,一个人只分得几钱罢了。以至于宰相之家也舍不得烹点试茶,而珍藏以为宝,宋朝龙凤团茶贵重如此。近代四川的蒙山茶,每年进贡的仅以两计。苏州的虎丘茶,甚至于官府预先封上标记,统一组织采制,所得也不过数斤。难道天地之间人们喜爱之物本来就不会频繁出现吗?茶盏中泛着翠涛,茶碾上飘着绿屑,不借助佳茶,如何驱除睡魔?于是编撰了《茶谱》。

明代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人)《茶董小序》中说:范仲淹(字希文)曾写下诗句:“万象森罗中,安知无茶星。”我于是以茶星来命名馆舍,常常与客人斗茶,以茶的芽叶旗枪作为标志,使其天然的色泽和香味自相映发。如果是茶圣陆羽复生,怎么忍心再作《毁茶论》呢?夏茂卿先生叙述酒事,其言论非常豪气。我说:“酒事怎么比得上茶事,身着隐士的装束,悠游于山林泉石之间,采摘带露的茶芽,烹点茶中的佳品,一洗为百年尘土所污染的肠胃呢?热肠如沸,茶不胜酒;幽韵如云,酒不胜茶。酒事与侠客相类,茶事则与隐士相似。酒的内涵固然很广泛,而茶的品德也很高洁。茂卿先生就是茶中的良史董狐,于是编撰《茶董》一书。东余山陈继儒书于素涛轩。

夏树芳(字茂卿,号冰莲道人)《茶董序》中说:自从晋朝和唐朝以来,各种饮食之会纷纷纭纭,茶与其他饮食各有所长,品质如淄渑之水难分轩轾,要像南史、董狐那样秉笔直书,所以就以《茶董》来命名本书。俗话说:穷研《春秋》,推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的确很推重茶叶。如果认为此君面目严酷冷峻,而且认为饮茶是水厄,是乳妖,那么请仿效綦毋先生不要做此事。冰莲道人识。

《本草》中说:石蕊,又叫做云茶。

明末清初卜万祺《松寮茗政》中说:虎丘茶的色泽、味道、香气和韵致,都是无可比拟的。一定要亲临产茶之地,亲手采摘,并监督制造,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虎丘茶。况且虎丘茶难以长久保存,即便是千方百计加以珍藏保管,稍一过时立即丧失其初始的真味馨香,差不多就像天上的彩云容易飘散,因而没有列入上贡朝廷的品种。然而山岩之间的间隙之地,所产的真品虎丘茶没有多少;加上其地列为官府禁地,即使当地寺院的僧侣也习惯于掺杂赝品,如果不是精于赏鉴的行家终究分辨不出来。明朝万历(1573—1620)年间,当地寺院的僧人苦于官吏的需索苛求,忍痛将茶树铲除殆尽。文震孟(字文起,溢文肃,长洲人)曾为此写下《茶说》加以讥刺评论。时至今日,真正的虎丘茶更加难以得到了。

明代袁黄(字坤仪,号了凡,嘉善人)《群书备考》中说:茶之名称,最早见于东汉王褒的《僮约》。

明代许次纾(字然明,钱塘人)《茶疏》中说:江南名茶,唐朝人称道的是阳羡(今江苏宜兴)茶,宋朝人最推重的是建州(今福建建瓯)茶。影响至于今日,进奉朝廷的贡茶仍以这两地为最多。然而,如今的阳羡茶已是徒有虚名,建州茶也并非最上佳品,只有武夷山的雨前茶才是最好的。近来人们所崇尚的,是长兴(今浙江湖州)的罗茶,我怀疑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顾渚紫笋茶。但是罗茶产地原本有数处,现今只有峒山所出的最好。

姚伯道说过:“在明月之峡,出产有好茶。这种茶的韵致清爽悠远,滋味甘甜醇香,足可以称得上是仙品。至于在顾渚山出产的茶叶,也有比较好的品种,今人只是以水口茶来命名,与罗茶全然不同。至于歙县的松萝茶,苏州的虎丘茶,杭州的龙井茶,都与罗茶不相上下。”从前郭次甫极力称道黄山茶,黄山也在歙县,但是黄山茶的品质却与松萝茶相差甚远。过去的士人都很推重天池茶,然而天池所产茶叶饮用略微多一些,就会使人感到腹中胀满。浙江盛产茶叶的地方,还有天台的雁**山,括苍的大盘山,东阳的金华,绍兴的日铸,所产茶叶都与武夷茶不相上下。

杭州附近的许多山中,产茶很多,其中生长在南山的茶叶品质俱佳,生长在北山的茶叶品质稍差一些。福建名茶,除了武夷茶以外,还有泉州的请源茶,如果请高手来加工制造,也可以与武夷茶相匹敌而略逊一筹。可惜大多被炒制得焦枯,令人扫兴。两湖地区生产茶叶的地方有宝庆(今属湖南)等地,云南盛产茶叶的地方有五华等地,所产茶叶都赫赫有名,品质甚至在雁**茶之上。其余各名山胜地所产的茶叶,应当不止上述这些,有的是我不知道,有的则是名声尚未显著,因而我在这里没有评论和涉及到。

明代李诩(字厚德,号戒庵老人,江阴人)《戒庵漫笔》(一作《戒庵老人漫笔》)中说:从前人们论茶,以枪旗为美,而不取雀舌、麦颗(一作谷粒)之名,这是因为茶芽细嫩,就容易混杂其他树木之叶,从而难以分辨。所谓枪旗,也就是一个茶芽带一片嫩

叶,形状如马蜂翅,即今人所说的壶蜂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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