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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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类要》中说：茶子在寒露时收取晒干，用潮湿的沙土拌匀，盛于筐笼之内，以草秸覆盖，否则就会因受冻而无法生长。到次年二月中取出来，用糠和焦土播种下去。播种之时，要选择树下或背阴之地挖一个坑，方圆三尺，深一尺，反复刨掘挖好之后放进粪和土，每个坑中下六七十颗子，然后覆盖一寸左右的土，坑与坑之间相距二尺，每坑种植一丛。茶的本性害怕潮湿，又畏惧阳光直射，一般适宜种在山中的斜坡、较陡的山坡以及排水较好的地方。如果是平地，必须深挖沟垄以便泄水，种植三年之后才可以收茶。

明代张大复（字长元，一字星期、心其，号寒山子，昆山人）《梅花草堂笔谈》中说：赵长白作《茶史》，考订颇为详尽，主要是记载其事罢了。龙团、凤饼，紫茸、拣芽，这些决不可能在当今之世通行。我曾经谈论当今之世，毛笔价格腾贵，制笔技艺就更会失传，茶叶价格腾贵，其本色香味就更能生发出来。天下的事情，没有不亲身实践而能够有所成就的。

明代文震亨（字启美，长洲人）《长物志》中说：古往今来谈论茶事的，不下数十家，例如陆羽的《茶经》、蔡襄的《茶录》，都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之作。但是当时的制茶方法，是用茶碾碾碎，调和成膏，制成茶丸、茶挺，因而其名称有龙凤团、小龙团、密云龙、瑞云翔龙等。到宋徽宗宣和年间，才以茶色白者为贵。福建转运使郑可简开始创制银丝水芽，将茶叶剔除叶子而取其中心，以清泉浸泡，祛除龙脑等香料，只有新刻的小龙婉蜒盘旋在上面，称为龙团胜雪。当时以为不可变更的方法。我们明朝的风尚有所不同，烹点试茶的方法，也与前人不同。但是却非常简便，充分发挥其天然之趣味，可以称得上是穷尽了茶叶的真味。至于洗茶、候汤、择器也都各有其法，难道只是侈谈乌府、云屯等茶具名目罢了？

《虎丘志》中记载：冯梦祯（字开之，秀水人）说：“徐茂吴品茶，以虎丘茶为第一。”

明代周高起（字伯高，江阴人）《洞山茶系》（当作《洞山茶系》）中说：罗茶被上流社会所喜爱，虽然是近数十年之间的事情，但是其出产之初，则从唐朝卢仝隐居洞山、种茶阴岭开始，于是就有茗岭的说法。相传古代有汉王居住在茗岭的南边，一边教育儿童读书，一边种植茶树，继承卢仝的清幽韵致，所以南山所产茶叶，香味远远超过茗岭。据说如今老庙后一带所产的茶叶，还出自唐宋时期的树木根株。贡山茶如今已经绝种。

明代徐（字惟起、兴公，闽人）《茶考》中说：考查《茶录》等书，福建所产的茶叶，以建安北苑为第一，壑源等处次之，武夷之名尚未为世人所知。但是范仲淹（谥文正）《斗茶歌》中有“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的诗句，苏轼（谥文忠）《荔枝叹》中有“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的诗句，可见武夷之茶在北宋时期已经著名，只是尚未达到鼎盛罢了。但是宋元时期制造团饼，似乎已经失去茶的正味。如今武夷茶灵芽仙萼，

香味和色泽尤其清新，堪称福建茶中第一。至于北苑壑源等地所产，又泯然无人所知了。难道自然山川灵秀之气、造物生产繁衍之美，有时会随时势变易而形成如此局面吗？

清初劳大与（字宜斋，石门人）《瓯江逸志》中说：茶叶并非浙江南部地区的特产，但这里也产茶，因此旧时制度以茶充作贡品，至今尚未废止。明朝张璁（字秉用，赐名孚敬，字茂恭，号罗峰，瓯海即今温州人）执政时，凡是浙江南部所进贡的特产，都奏请蠲免，只有贡茶保留下来。也许是因为先春采制茶叶，可以作为祭祀用茶，而且每年所费人力和物力也不多，姑且保留，以便稍微用作向朝廷进献忠忱的礼仪吧！只是后世在具体实施的时候，不免会有恣意多取的情况，上定一分，下派十分，从而使得种茶的园圃成了怨声汇聚的地方。只希望在这里做官的人不要在规定的数额之外滥取无度，不至于造成民众的沉重负担。

明代陈耀文《天中记》中说：大凡种植茶树一定要先下子，移植之后就不可能成活了。因此民俗婚姻中的聘礼，必定以茶作为聘礼，也是取其从一而终的含义。

宋代高承《事物记原》中说：榷茶起源于唐朝建中（780—783）、贞元（785—805）之间。赵赞（建中三年）、张滂（贞元九年）建议按照每十税一的标准征收茶税。

明代陈继儒《枕谭》中说：古传注（郭璞为《尔雅·释木》所作的注释）认为：“茶树初次采摘的叫做茶，老者叫做茗，再老者叫做。”如今既然茶又称作茗，当是错用其事了。

明代熊明遇（字良孺，进贤人）《山茶记》（当作《罗茶记》）中说：产茶的地方，山中夕阳照射的地方要胜过朝阳照射的地方，罗产地的庙后山正好是西向，所以产茶上好；但总不如洞山南向，接受阳气最专，足可以称为仙品。

冒襄《茶汇钞》中说：茶叶产于平地，接受的土气较多，因而其品质重浊。界茶产于高山之上，全是风霜雨露清虚之气，所以值得推崇。

吴拭（字去尘，号逋道人，休宁人）说：武夷茶，其赏鉴从北宋蔡襄开始，认为其味道超过北苑的龙团茶，周右文极力贬低它。大概是因为山中不熟悉采制烘焙方法，一味追求量大利多的结果。我曾经试着采摘少许，以松萝茶的制法进行加工，汲取虎啸岩下语儿泉水烹煮，色、香、味俱备，带云石者还有甘软之气。于是我分出数百叶寄给周右文，希望使武夷佳茶能够扬眉吐气；同时又洒一杯于地，以告慰蔡襄的在天之灵。

中原市语说：茶叫做渲老（倡优阶层中流行的秘密语）。

明代陈诗教（字四可，自号灌园叟，秀水人）《灌园史》中说：我曾经听山中和尚说，数颗茶子落地，只生长出一茎茶树，好比连理枝，因此婚嫁要以茶为礼，大概也是取其一个根本的含义。旧时传说茶树不可移植，终究也有移植而存活下来的，于是可知晁采寄茶，只是沿袭前人的影响罢了。

唐朝李商隐（字义山，河内人）《杂纂》以对花啜茶作为煞风景之事的一种。我苦于口渴病，每日饮茶何止七碗，那么花神能够体察的话，当不会怪罪我。

明代周晖《金陵琐事》中说：茶叶有肥瘦之分。云泉道人说：“大凡茶叶肥者味甘，味甘就不香。茶叶瘦者味苦，味苦就香。”这又是《茶经》、《茶诀》、《茶品》、《茶谱》等书所未曾阐发的观点。

野航道人朱存理（字性甫，明朝吴县人）说：品饮之用，以茶为首，可是茶叶却不见载于《尚书·禹贡》，大概是为了保全民生日用而不以此为利。后世榷茶成为制度，并非古圣先王的本意。陆羽编撰《茶经》，蔡襄编撰《茶录》，孟谏议寄给卢仝（号玉川）三百片月团，后来奢侈浪费以至于雕饰龙凤，应当责备蔡襄。然而饮茶清逸高远，上通王公贵族，下至山林隐逸，也可以说是一种雅道。

清朝佩文斋《广群芳谱》中说：茗花，也就是日常茶叶的花，色泽月白，中间黄心，隐然清香，插在书斋的花瓶中，可以作为清供佳品。而且花蕊在枝条之上，无不开遍。

清代王士祯（字子真，号渔阳山人，山东新城人）《居易录》中说：广南人以（即苦丁，又名皋卢）为茶。我将其写入《皇华记闻》中。阅读《道乡集》，其中有张纠的一首《送吴洞绝句》说：“茶选修仁方破碾，分吴洞忽当筵。君漠远矣知难作，试取

一瓢江水煎。”大约是志完升任昭平时所作。

王士祯《分甘馀话》中说：北宋丁谓担任福建转运使，开始制造龙凤团茶上贡朝廷，总量不超过四十饼。天圣（1023—1032）中，又制造小团，其品质要超过大团。神宗时期，诏令制造密云龙，其品质又超过了小团。元（1086—1094）初年，摄政的宣仁皇太后说：“敕令建州，今后不许再造密云龙，也不要再造团茶，只选择上好的茶品吃了，就会生得甚好智慧。”宣仁皇太后一改熙宁（1068—1077）新政，贡茶的改制只是其中的一件小事。然而审视其言论，实在可以为万世所效法。士大夫之家，尤其是其膏粱子弟不可不知道其中的蕴涵。谨备录于此。

清代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中说：琉球称茶叫做札。

《武夷茶考》中说：北宋丁谓制造龙团，蔡襄制造小龙团，都是北苑的事情。武夷茶进贡朝廷，是从元朝浙江省平章高兴开始的，可是谈论此事的人们动辄称丁谓、蔡襄。苏轼诗说：“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可见在北苑修贡之时，武夷茶已经为两位先生所赏识了。到了高兴以武夷茶进贡之后，北苑就逐渐湮没无闻了。

从前有人说，茶叶作为一种物产，涤除昏昧，消化积滞，对于学习、从政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贡茶与进贡荔枝、桃花是不同的。然而，将此道理放在更高的大义层面来看，贡茶也不过是和宦官、宫女敬爱君王的表现类似。蔡襄直言敢谏，名高天下，与名臣范仲淹、欧阳修差不多齐名，可是因为贡茶一事却与号称贪婪小人的丁谓相提并论。如此说来，君子的言行举止，难道可以不慎重吗？

清代屈擢升《随见录》中说：按照沈括《梦溪笔谈》的说法：“建州茶都是乔木，而吴地、蜀地的茶叶只是丛生的灌木罢了。”根据我的见闻，武夷茶树都是丛生，起初并无乔木，难道沈括没有到过建安吗？抑或是当时的北苑与如今的武夷有所不同呢？《茶经》记载“巴山峡川中有两人合抱的”，这又与吴地、蜀地茶叶是丛生灌木的说法不同，姑且记述于此以便参考。

明代凌迪知（字稚哲，号绎泉，乌程人）《万姓通谱》中记载：汉朝的时候有茶恬，出于《汉书·江都易王传》。根据《汉书》所说的荼恬[苏林说：茶，食邪反]，则荼本有两种读音，到唐朝时，荼、茶才分开了。

明代焦周（字茂孝，上元人）《说》中说：茶叶，又叫做玉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