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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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兰大臣们异口同声地说道：“我们同意，我们同意，天朝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朱棣皇帝遂诏命礼部铸造锡兰国王金印，册封邪把乃那为锡兰王，并让郑和派一艘大船把邪把乃那及大臣们送回锡兰国，亚烈苦奈儿一家则被留在了明朝。朱棣皇帝在若干年后，才命郑和把亚烈苦奈儿一家送回他的国土锡兰。

朱棣皇帝在明成祖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命令郑和第四次远航。为完成新出使，郑和到处寻求人材。他专程前往陕西西安，聘大清真寺的掌教哈三当翻译。这次充任翻译的除了哈三外，还有马欢和郭崇礼。费信因于1412年至1414年随奉使少监杨敕往榜葛剌等国，未能同往。随同出使的有王衡、林子宣、胡复、陆通、马贵等。船队这次出使西洋，还是先抵达占城。在那里作短暂的停留之后，派出一支船队到彭亨和急兰丹，郑和率领主船队驶往爪哇国。此次随郑和出使的马欢，在他所著《瀛涯胜览》一书中，对爪哇国的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爪哇，原称阇婆，为南洋大国，东汉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2年），即已和中国有了外交关系。“爪哇”一名，始见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中。其国内有四大城镇：杜板、新村、苏鲁马盖、满者伯夷。满者伯夷为王城，是国王所在地。爪哇各地均有中国人居住。特别是新村，原来是一片沙滩荒凉之地，到明朝初年，新村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通商口岸。爪哇国内把中国铜钱作为通用的货币是中国的铜钱。

郑和船队从爪哇起航后，经过旧港、满剌加、阿鲁、苏门答剌、南渤里、锡兰、柯枝、古里等地，最终到达忽鲁谟斯（位于今伊朗波斯湾口阿巴斯港南的岛）。忽鲁谟斯国依山傍海，是东西方之间进行商业往来的重要场所。不仅非洲的米息儿（今埃及）、阿拉伯半岛的祖法儿（今佐法尔）、阿丹（今亚丁）、印度半岛的古里、柯枝以及东部的一些国家从海上来忽鲁漠斯国进行贸易，中东及欧洲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国家，也从陆路来此做买卖。这里汇集了五光十色宝石、金刚石、珍珠、琥珀、珊瑚、玉器、各种毛织品等商品。

郑和船队到达忽鲁谟斯国后，国王率文武大臣亲自将郑和等迎至王宫。郑和宣读了明朝皇帝的诏谕，并赠送给国王许多礼物。国王感谢明朝朱棣皇帝的恩德，大宴三日，款待郑和等人。郑和船队在贸易市场上购买了各种珠宝异物，事毕启船回国。忽鲁谟斯国王差遣使臣，驾驶船舶，载着狮子、麒麟、名马、斗羊、驼鸡、珍珠、宝石等，备好金叶表文，跟随郑和船队来大明天朝朝贡，扩大文化交流，加深两国友谊。

郑和率船队内。这次航行，越过了印度以西，到达了波斯湾，终于在明成祖永乐十三年七月（公元1415年8月）顺利地返回了祖国。

郑和率船队在第四次远航。有一天，船队来到了苏门答剌国境内，前哨船一位指挥来到主船，对郑和说道：“正使大人，我船队已来到苏门答剌国，只是目前这国王正处于危难之际，您看如何办?”

郑和说道：“这国王有什么困难，你详细讲来。”

前哨那位指挥说：“苏门答刺国先前的国王，名字叫作行勒，因姑儿国国王（又号花面王）率兵来侵，行勒顽强抵抗，身中药箭而死，花面王占领了苏门答剌国。因行勒国王之子年幼，不能为父亲报仇，其妻遂出下一道榜文，招贤纳士，言如果谁能替她的丈夫报仇雪恨，收复国土，情愿以身事之，以国与之。三天之后，有一个撒网的渔翁揭了招贤榜文，高喊他能为死去的国王报仇，收复国土。国王之妻给与他鞍马、披挂、兵器等项，又交给他一支军马。那渔翁终于打败了花面王，赶走了姑儿国军队，收复了国土。国王的妻子不负前约，与渔翁结为夫妇，尊敬他做个老王，国中一切大事，全由他掌管。若干年后，那行勒国王的儿子宰奴里阿必丁长大成人，带兵杀死了渔翁，继承了父亲的王位，掌管了苏门答刺国。不料渔翁的儿子苏干刺，扬言要替父王报仇，每天与宰奴里阿必丁厮杀不已。”

郑和问：“双方胜负如何?”

前哨那位指挥说：“苏干刺常胜，宰奴里阿必丁常输。”

郑和急忙说：“济弱扶危，维护和平，我们不能不管。”便迅速命令马贵、张通率军前去增援宰奴里阿必丁。

这时苏干刺与宰奴里阿必丁双方正打得难解难分。只听三通鼓响，呐喊一声，宰奴里阿必丁阵上涌出一支军队，为首的马贵、张通骑着战马，高声喊：“哪个是苏干刺，还不下马受降!”

苏干刺听了，心里吃了一惊：这些威武的将士不是本国的，也不是西洋诸国的，是哪里来的生主儿，怎么叫我名字?”

宰奴里阿必丁被弄糊涂了，他连忙问左右道：“这些天兵天将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要帮助我们?”

左右人员说：“这是大明天朝正使大人派来的。”

宰奴里阿必丁一边说着：“难怪这么威武，真是天助我也！”一边抖擞精神，率军杀敌。

苏干刺遇到明朝将士，哪有还手之力，遂一败涂地，弃甲曳兵，大败而逃。马贵、张通率军追赶。不出两个回合，便将苏干剌活捉。剩余兵卒看到首领被捉，吓破了胆，举起双手，缴械投降。马贵令军士将他们一一捆绑结实。这时，宰奴里阿必丁也赶来了，他翻身下马，跪在地上，对马贵、张通说道：“多谢二位将军助我苏门答刺国。”

马贵忙说：“国王不必多礼，这都是我们大人安排的。”宰奴里阿必丁跟着马贵、张通，来到主船，拜见了郑和。郑和对宰奴里阿必丁说：“苏门答剌国现已和平，身为国王，要勤于政事，爱护百姓，发展生产，做到国富民强。苏干剌等人，就关押在此，由你处置。”宰奴里阿必丁接连点头，致谢处理苏干刺等人，治理自己国家。

郑和率船队便于第二天离开苏门答剌国，继续西行，然后再返回大明王朝。

朱棣帝在明成祖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命令郑和送十九国使臣回国，顺便再进行友好访问。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公元1417年冬，郑和率船队开始了第五次远航。行至泉州，郑和曾在泉州城外回教先贤墓行香，乞求圣灵保佑他远航一路平安。郑和率远航船队还是首先到达占城，然后到达爪哇、彭亨、旧港、满刺加、苏门剌、南渤里、锡兰、沙里弯尼（位于今印度半岛南端东海岸）、柯枝、古里等国。在锡兰，郑和派出一支船队驶向溜山，然后由溜山西行，到达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位于今索马里境内）、麻林（位于今肯尼亚境内）等地。在古里，郑和船队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船队直达忽鲁谟斯；一部分船队驶向阿拉伯半岛的祖法儿、阿丹和刺撒（今也门民主共和国境内）等地。另一部分郑和船队这是第一次到达阿拉伯半岛。

郑和船队每到一国，进行友好访问，都赠送给各国国王礼物，各国也回赠礼物。如忽鲁谟斯的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的麒麟和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的花福禄、狮子；卜剌哇的千里骆驼和驼鸡（即驼鸟）等。郑和船队回来的时候，有十七国的使节可随同来中国访问，其中有的是王子，有的是王叔、王弟。郑和船队于明成祖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公元1419年8月8日），回到了大明天朝。

郑和率领船队在明成祖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公元1421年3月3日），开始了第六次远航。这次出使，除了照例访问各国以外，是把十七国的使节送回本国。随行的人员有王景弘、马欢、郭崇礼等。所到的国家有：占城、暹罗、满剌加、苏门答刺、南渤里、锡兰、甘巴里、柯枝、古里、忽鲁谟斯、祖法儿、阿丹、木骨都束、卜刺哇等。郑和船队在阿丹，国王率领大小官员，到海滨迎接船队，并告谕人民，有珍宝的都可以进行买卖。郑和船队在阿丹买到了二钱重的大块猫眼石、色泽光艳的宝石、晶莹硕大的珍珠、高达二尺的珊瑚树以及麒麟、狮子、金钱豹、白鸠等珍禽异兽。郑和船队在祖法儿，同样受到了热烈欢迎。祖法儿国王差遣大臣告谕人民，可同中国船队做买卖。人们拿乳香、没药、安息香、芦荟、苏合油、木别子等物品，换取中国的紵丝和瓷器。郑和船队于明成祖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日（公元1422年9月3日），随船来访的有遏罗、苏门答剌、阿丹等国家的使节，郑和率船队又一次顺利地完成了第五次远航任务，平安地返回了大明天朝。

郑和奉朱棣命令在永乐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公元1424年二月十六日），率船队出使旧港。郑和还没有回来，朱棣皇帝就死了，太子朱高炽继位。郑和在政治上失去了支持他的力量。朱高炽认为，郑和下西洋耗费太多，是先朝一项弊政，遂罢“西洋宝船”。只因郑和是先朝旧臣，而且立过许多功劳，朱高炽皇上命55岁的郑和为南京守备。

明宣宗朱瞻基登上皇帝宝座后，看来朝的外国使节及进贡的礼物越来越少，决定要继承他祖父朱棣的事业，再次组织下西洋的船队。明宣宗朱瞻基在宣德五年（公元1431年）六月，朱瞻基诏命郑和再次出使西洋诸国。郑和已经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他受命不辞，迅速组织起一支庞大的船队。这次下西洋，也是郑和的最后一次远航。

郑和率船队在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公元1431年1月19日），从龙湾（今南京下关）开航，随行人员有王景弘、李兴、朱良、周满、洪宝、杨真、张达、吴忠、朱真、王衡、马欢、郭崇礼、费信、巩珍等，共27550人。船队拥有“清和”号、“惠康”号、“长宁”号、“安济”号、“清远”号等大型宝船61艘。船队于2月3日到达刘家港。郑和等在刘家港树立了《通番事迹记》石碑，记下了他们前六次出使的历程，乞求神灵保佑这次出使平安无事。船队于4月8日到达福建长乐，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准备工作，并把一块《天妃灵应之记》的石碑立在南山三峰塔寺。

郑和船队宣德六年十二月九日（公元1432年1月12日），驶出五虎门，踏上了远洋航行的征程。这次出使，先后到达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刺、锡兰、古里、忽鲁谟斯、溜山、木骨都束、卜刺哇、竹步（今非洲东岸的Djobo）、祖法儿、阿丹、剌撒等国家。船队到达古里国时，正值古里国王差人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郑和便派通事七人，随着古里的国船，访问了麦加，并在麦加购买了各种珍宝、异兽，画了天堂图。

郑和在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七月，率领船队回国。苏门答剌等十七国使节也随船队来，访问明朝政府。

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圆满完成任务，归来不久，因病去世。以郑和为统帅的大规模的远航活动也随之停止。

郑和历时近30年，七下西洋，遍访亚非30余国，扩大了我国同海外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发展中国海外航运，促进国际文化和经济各方面交流，增加中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增强中国人民和亚非各国人民友谊。不仅是中国航海史上一次伟大壮举，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

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对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直接促进了中国古代造船业发展，使明朝的造船业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国的造船业，自唐宋以来，一直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宋元时期已能制造近40丈长、12帆的大型船舶了。明朝对造船业更加重视，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造船体系。为了造船，明朝政府在南京钟山设桐园、漆园、棕园，植树数千株；在南京西北建立了长350丈、宽138丈的造船场，调取浙江、江西、湖广、福建、江苏等地四百多户熟练的造船工匠，到南京造船。并在江苏太仓、淮南清江、辽宁金州、海州、河北直沽（今天津市）、山东登州、浙江明州、福建漳州、泉州、福州等地都设有造船场。造船场内分工细致，有木工、工、箬篷工、橹工、铁工、漆工等。一些大的造船场，还附设有手工作坊，如帆篷作坊、缆索作坊、铁铸作坊等，并设有木材、漆、麻类等物的堆放仓库。其造船的数量也十分惊人，仅永乐年间（1403—1424年）就建造和改造海船近2000艘。船舶类型也很多，仅战舰一类就有20余种。郑和下西洋所使用的数量众多、类型各异的船舶，就是明代造船业发达的标志。其二是促进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发展。以大量的中国丝织品和瓷器，换取海外各国的土特产品、珍珠、玛瑙、香料、药材等，这在客观上为扩大丝织业、瓷器业等手工业品的生产开辟了道路。以瓷器业为例，当时景德镇是全国的瓷器制造业中心。洪武年间，景德镇有官窑20座，到宣德年间，已增至58座。不仅官窑数量大大增加，而且所造瓷器的质量也大有提高。永乐年间制造的压手杯，杯外青华深翠，式样精妙，最受西洋各国欢迎，是明代瓷器的珍品。其三是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素的增长。以出口最多的丝织业为例，明代中叶以后，家庭手工业逐渐地向工场手工业转变，已经出现了封建末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素的增长，还有其他中国社会内在的原因，不能完全用郑和下西洋来说明一切。郑和下西洋的结果，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刺激了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刺激了丝织业和陶瓷业的发展，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郑和七次出使西洋，使中国人民的海外地理和航海技术的科学知识有了充分提高。具有历史价值的郑和率船远航《航海地图》分20图40面，清楚地绘出从南京到东南亚沿海、北印度洋沿岸、非洲东海岸的航路，标明了航行的方向、航程的远近、航海的方法、各国的方位等，不仅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而且对后代的航海也有重大的影响。该图采用中国传统绘画法，犹如一幅长卷山水画，一字展开，沿途的山脉河流、岛屿浅滩、港口码头、城镇庙宇等，都形象地展现在眼前，自右至左。《航海地图》还是十五世纪以前，中国最详尽的一部亚非地图。它所收集的亚非地名多达500个，其中中国约占200个，亚非其他诸国约占300个，是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所收的外国地名的三倍。从而说明郑和下西洋使中国人对东南亚、北印度洋及东非国家的认识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前代，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科学知识。另外还有，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都详细记述了他们所历30余国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以及政治、经济状况，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眼界。在爪哇，如果父母去世，儿女先问是火葬、水葬还是犬食。若死者嘱其子女犬食，死后就将尸体抬到海边或田野，任狗来吃。吃光了，儿女们高高兴兴；吃不光，则悲号哭泣，把尸体的残余部分扔入大海。富贵人家还有“殉葬”之俗。主人将死，他所宠爱的婢妾就发誓“死则同往”。主人死后，焚尸火势正旺的时候，发誓的那些婢妾，头戴草花，身披五色花巾，蹬跳号哭一阵，钻入火中，同其主人一起死去。再如，他们对某些国家的社会状况也作了生动的描述。柯枝国人分五等：一等南昆，二等回回，三等哲地，四等革令，五等木瓜。“木瓜者，至低贱之人也。至今此辈在海滨居住，房檐高不过三尺，高者有罪；其穿衣上不过脐，下不过膝；其出于途，如遇南昆、哲地人，即伏于地，候过即起而行。木瓜之辈，专以渔、樵及抬负挑担为生。”（马欢：《瀛涯胜览?柯枝国》）。这段话把木瓜人的困苦状况和社会地位描述得一清二楚，这些生动资料，为研究古鳊的社会及世界历史提供了可靠依据。

郑和七次出使下西洋中国和南洋（即东南亚地区）的往来，有着悠久的历史意义。自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汉朝时，我国就有使臣到达南洋海域。唐朝时，已有不少中国人散居在南洋各地，当地的居民称他们为“唐人”。元朝时，东南沿海的许多劳动人民和爱国人士，不堪忍受蒙古统治者的掠夺和剥削，纷纷渡海跑到南洋地区。这些人成了我国最早的一批华侨。他们在南洋群岛定居、生息，成为南洋群岛的主要开发者。明朝初期郑和出使西洋时，在南洋群岛各地，到处都可遇到华侨。仅旧港一地就有华侨数千人。爪哇岛上的新村，原本是一片沙滩，由于中国人的定居、开发，才成为有千余家华侨聚居的村落。即便郑和船队的人员中，也有在南洋定居落户的。一次远航中，洪宝所属的一艘宝船有300人，遇上了风暴，到处漂泊。经过18年，回到国内的只有府军卫的士兵赵旺等3人。余者200多人，有的可能葬身于大海或异乡，但定居于异域他乡的也肯定不在少数。郑和下西洋以后，由于交通的发达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到南洋去的中国人就更多了。明朝后期时，至少有十多万华侨散居于南洋各地，其中住在吕宋（今菲律宾）的华侨有三、四万人，住在爪哇的有二、三万人。这些到南洋谋生的华侨，大部分是贫苦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还有一部分是受国内统治者迫害的人。他们带去了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积极参加居住国的开发、建设。他们有的开垦荒地，种植稻子、甘蔗、胡椒和茶树；有的上山开矿，经营金矿、锡矿；有的行医，为当地人民解除痛苦；还有的从事手工业生产。他们以辛勤的劳动，同居住国人民一起开发了当地的资源，促进了南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一互通婚姻，加强了我国人民和这些国家人民的友谊。正因为郑和七次出使下西洋促进了南洋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南洋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水平，增强了中国人民与海外诸国人民的友谊，所以南洋各地至今流传着各种关于郑和的传说。当地人民怀念郑和，不少地方以郑和的名字来命名。泰国有三宝港、三宝庙、三宝塔；马来西亚有三宝城、三宝井；印度尼西亚有三宝垅、三宝公庙、三宝墩、三宝井等。在中国，三宝（三保）太监郑和出使下西洋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世代传颂。

郑和下西洋，在明朝初期的历史上，就是所谓“宝船弊政”。因为郑和出使西洋，所耗费的钱粮、赏赐、物品是十分浩繁的。而它以大量的丝织品、瓷器等手工业品换取的大部分则是供封建帝王、统治阶级玩赏享用的奇珍异宝、珍禽异兽等奢侈品，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毫无益处，以至于到明仁宗朱高炽时，把“西洋宝船”列为劳民伤财的弊政，毅然决然地加以取消。明朝成化年间，车骑郎中刘大夏也曾说过：“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不仅如此，郑和这支庞大的船队，实际上垄断了明朝的大部分海外贸易，这就妨碍了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但总起来看，郑和七下西洋，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而言之，明朝宦官郑和出使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所率领船队在当时世界上是规模大、组织严密、技术先进、首屈一指。其伟大航海活动比哥伦布、达伽马等航海探险活动早，比他们大、时间比他们长。由此可见，郑和出使率船队七次下西洋，创出了伟大业绩，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世界航海史上伟大的先导者。郑和的名字列入历史名册，世代流传于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