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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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州，由于白居易经年累月、废寝忘食地造福一方，终于累出病来。当他离职回长安时，苏州官员和百姓站满了大运河两岸，痛哭流涕地追着船为他送行10多里。大诗人刘禹锡曾写诗形容当时的情景，说：“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

三、平易近人

白居易曾写有一首著名的《观刈麦诗》，诗中写道：在五月大忙季节，农民光着背，赤着脚，顶着炎炎烈日割麦子；而妇女则抱着孩子，弯着腰，紧跟在后面拾麦穗。他们如此辛苦，其结果却是将收获的麦子全部交了赋税，自己只能靠拾到的麦穗来充饥。写到这儿，白居易情不自禁地开始了反躬自问：我一不种田，二不织布，有何功德可言?却每年拿到俸禄300石，哪能不惭愧?

也正基于这种感情，白居易从来不摆官架子，总是自觉地将自己融人百姓之中。

在忠州，自居易曾亲自主持过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聚会。会上，按照当地风俗，把席子铺在地上，大家围坐成一圈，兴高采烈地用空心的藤枝吸着酒，年轻人则在鼓乐之中翩翩起舞。这时，有些官员悄悄劝白居易赶快离开，理由是“贵”“贱”杂处，不成体统。白居易淡然一笑，反劝他们不必在末节上苛求，还表示随和一点好。

作为一位杰出的诗人，自居易在创作时也分外随和。据说，他每写一诗，常常念给老婆婆们听。如果她们听不懂，他就改，一直改到她们能够听懂为止。因此，他的诗里很少晦涩难读的字眼，倒吸收了许多当时流行的口语。

白居易的诗浅显易通，寓意深刻，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喜爱。此外，由于日本、朝鲜及中亚各国常有使节、商人、留学生来唐朝，所以他的诗又受到外国人的青睐。据说，有个契丹国王得到了一本白居易的诗，马上派专人将它译成本民族文字，令臣下在朝堂上大声朗诵。而日本天皇则把自居易的诗视为宝物珍藏起来，一有空便取出来暗自吟咏。

白居易活了75岁。死后，谥号“文”。忠州、苏州、杭州等地都为他立了祠。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人。他21岁中进士，授校书郎、蓝田尉；唐德宗李适贞元十九年（803年），升为监察御史。唐顺宗李诵永贞元年（805年），又擢升为礼部外员郎。他不但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和诗人，也是一位少有的清官。

李诵早在当太子的时候，便同柳宗元及其好友王叔文等关系密切。所以登基后马上将他们提拔起来加以重用。而王叔文、柳宗元等人也雄心勃勃，立即针对时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永贞革新”。

此前，唐德宗错误地认为宦官是自己的家奴，忠实可靠，凡事都信任和依靠他们，甚至让他们统率禁军，从而开了宦官掌握兵权的恶劣先例。这些宦官为迎合德宗的欢心，变着法儿让地方官盘剥百姓，按月甚至按日给德宗“进奉”，并将按月进奉称“月进”，按日进奉称“日进”。致使德宗每年收到的进奉钱，多时竟达50万贯（1贯等于1千钱）。宦官们还发明了一种“宫市”，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百姓进行公开掠夺。此外，还广置宫女，设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等等。

王叔文、柳宗元等人执政后，首先取缔了“宫市”，蠲免了民间对官府的各种积欠，废除了“月进”、“日进”，放出了大批宫女，并将宦官手中的军权夺过来，任命众望所归的老将军去统帅军队。

如此一来，自然给百姓带来了实惠，也给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了好处。但是，却大大伤害了宦官、世族官僚以及割据一方的藩镇军阀的利益。他们纷纷向朝廷施加压力，反对王叔文、柳宗元等人。而王、柳所依赖的顺宗皇帝，却偏偏因为重病而将皇位传给了太子李纯，是为唐宪宗。起初，王、柳等人曾坚决反对顺宗让位于宪宗。所以，宪宗即位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王叔文贬到渝州（今四川重庆）去当“司户”（专管户籍等事的小官）。与王叔文一道被贬的，还有柳宗元等8名朝廷要员。他们全都被调离京城长安，分别到南方各边远地方去当有职无权的州司马（刺史的助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

二、舍己为人

在“八司马”事件中，柳宗元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县一带）司马；而著名诗人刘禹锡，则被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一带）司马。播州离长安的直线距离虽说比柳州近，但从当时的经济状况和交通条件来说，是比柳州更为偏远的地区。

柳宗元和刘禹锡是多年的好朋友，他知道刘禹锡家有老母，体弱多病，生怕他们经不起长途跋陟，更受不了那儿自然环境的折磨，便决心请朝廷将他们二人对调一下。他对其朋友们说：“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与禹锡为执友，胡忍见其若是?”于是，“即草章奏，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州”。

也巧，时为朝廷重臣的裴度这时也上书宪宗，说刘禹锡家有老母不宜迁往播州。宪宗思忖再三，遂下诏把刘禹锡改迁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

三、施惠百姓

柳宗元到达永州后，在那儿生活了近10年。随后，被派到更远的柳州当刺史。

柳宗元在永州、柳州期间，南方许多读书人仰慕他的名声和学问，纷纷跑来向他拜师求学。他对着那些好学上进的青年人，感到分外亲切，总是热情教诲，悉心指导，期盼他们早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更好地为百姓谋福利。

当然，在众多求见者之中也有华而不实的人。对他们，柳宗元总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自身的问题，促使他们改过自新。

有一次，有个名叫杜温夫的青年人从荆州赶到柳州拜见柳宗元，还打算再到连州求见刘禹锡，到潮州去造访韩愈。柳宗元很快便发现他学习并不认真，也没什么本领，甚至写的文章连疑问词和感叹词都分不清。他之所以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是希望这些名人能替他吹乎几句，以便为他考取进士和此后当官找条捷径。杜温夫还给柳宗元写了一封信，将柳宗元比作古代大圣贤周公和孔子。柳宗元对此非常反感，当即复信予以严厉批评。他写道：比人必须恰当。你把我比作周公、孔子，我哪能不感到奇怪?你还要去连州和潮州，不用说你也会将刘、韩二公比作周公、孔子；你将来到了京城，京城名人成千上万，可能你也会将他们比作周公、孔子。天下哪有这么多周公、孔子呀!随后，他奉劝杜温夫要踏踏实实地学习，不要再做那些哗众取宠的事。

在永州和柳州，柳宗元还在自己的权限和能力范围内，帮许多穷人赎回了卖身为奴的子女，并且革除了不少恶劣的风俗。如柳州，长期盛行巫师杀牲畜以赎病的习惯：一旦一个人生了病，巫师先杀鸡；病不愈，再杀羊；仍不愈，则宰牛；再不愈，巫师便说：“病人当死。”于是，蒙上病人的面，坐视其死。柳宗元力禁这一迷信，驱除了骗钱的巫师，劝人求医治病。从此，此风乃革，柳宗元也更受当地人民的爱戴。

四、为民请愿

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柳宗元广泛地接触到社会的最低层，深深了解到民间疾苦。但鉴于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不可能直接帮百姓改变惨状。于是，他开始通过妙笔去为民请愿。

柳宗元曾写了一篇留传千古的《捕蛇者说》，说永州一带有一种毒蛇，人被它咬后必死无疑；但是，若把它晾干之后制成药，却可以治好许多绝症。皇宫的御医以皇帝的命令宣布：谁若捉到这种蛇上交，可以免除赋税。于是，当地人都竞相捕捉这种蛇。有位蒋姓农民，祖孙三代都得到了捕蛇而不交税的实惠。可是，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先后被蛇咬死了；他自己干了12年，也数次死里逃生。问他为何还干这种危险的事，他说：那些不捕蛇的乡亲们因为交不起税，被逼死的更多。他捕蛇每年只冒两次性命危险，而那些乡亲们却天天受到死亡的威胁。所以，他宁愿一辈子捕捉毒蛇。为此，柳宗元无限感慨地说：古人讲“苛政猛于虎也”，谁知道赋敛的危害比毒蛇还要厉害啊!

为了教化百姓，柳宗元还撰写了《天对》、《天说》、《非国语》等文，对当时蒙蔽人民的灾祥、福佑、命数、禄相、卜筮、谣应、神怪和妖异之说，进行了一一批驳。

柳宗元在柳州生活了4个年头。在他47岁时，病死在柳州任上。死后，柳州人民为了纪念他，主动集资为他盖了庙宇。这座庙，至今仍矗立在柳州市的柳侯公园里。寇准

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人也。父相，晋开运中，应辟为魏王府记室参军。准少英迈，通《春秋》三传。年十九，举进士。太宗取人，多临轩顾问，年少者往往罢去。或教准增年，答曰：“准方进取，可欺君邪？”后中第，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大名府成安县。每期会赋役，未尝辄出符移，唯具乡里姓名揭县门，百姓莫敢后期。累迁殿中丞、通判郓州。召试学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会诏百官言事，而准极陈利害，帝益器重之。擢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东铨。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

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问时政得失，众以天数对。准对曰：“《洪范》天人之际，应若影响，大旱之证，盖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顷之，召准问所以不平状，准曰：“愿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诏召二府入，准乃言曰：“顷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赇，吉赃少乃伏诛；淮以参政沔之弟，盗主守财至千万，止杖，仍复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问沔，沔顿首谢，于是切责沔，而知淮为可用矣。即拜准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